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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1939 年8 月4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中，周恩来专
门以《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为题，阐明了在统上战线中应如何认识和处理
二者的关系。
周恩来指出：“共产主义是我们的信仰，三民主义是统一战线的政治纲
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不仅在世界观、人生观、社会观及哲学方法论
上有基本的不同，即在民族、民主及社会政策上也有许多差异。”报告在严
格区分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汪精卫、戴季陶的三民主义之不同后，指出：
“我们应该赞助真正了解和实行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的人去发展三民主
义，同时也指出要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差别分别清楚。就是说，共产党
员既要在当前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要想到将来的共产主义。在此，表
明了共产党人在统一战线中最根本的原则立场与坚定不移的信念；我们组织
和参加统一战线并非降低自己的要求，而是为实现共产主义所走出的第一
步，反之，如果丧失了这个原则立场，动摇了这个根本信念，则统一战线就
失去了任何实际意义。总之，我们应该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不能动摇，同时应
脚踏实际地遵循三民主义发展统一战线。”
策略灵活方法具体——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
在长期领导统一战线工作的实践中，周恩来为统一战线工作者制定了一
整套科学的工作方法。
当抗日战争进行了一年半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加紧诱降。于
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严重分裂，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于1938
年底公开投敌，代表英美利益的蒋介石集团对抗日亦发生动摇，1939 年1 月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又把其政策的重点由对外转向对内，由积极抗日变为
消极抗日。与此错误方针相适应，反共的军事摩擦此起彼伏，接二连三。
面对这严重形势，周恩来对摩擦事件总是给以及时的揭露，尤其是他从
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统一出发，从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着眼，于同
年8 月为党制定了《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方法和守则（提纲）》。这个《提
纲》简明扼要，但内容丰富。
策略共十条，集中讲了两层意思，就是党在当时要实现的目标。首先是
要巩固统一战线。策略十条的第一条指出：“开展反对汪逆汉好及其党羽的
斗争，使国内阶级得到适当的分划，以巩固统一战线。”第二至第五条提出
了为实现巩固统一战线要具体做的四点工作。诸如，帮助友党、友军进步；
坚持我军在敌后游击战争的胜利与发展；坚持民主政治；坚持全民动员，等
等。其次，是要扩大统一战线。策略十条第六条指出：“积极扶持同情分子，
努力争取中间分子，尤其是知识分子及公正绅商参加抗战，以扩大统一战
线。”第七至第十条提出要做的具体工作。诸如：坚决进行反顽固分子的斗
争；对目前全国倒退的现象，必须给以严正的批评、适当的抗议与必要的压
力，以促其进步；在国际上要联合各国朝野的同情人土，扩大国际影响，以
集中火力反对国际法西斯及民主国家中的妥协派；正确地解释三民主义与共
产主义的实质与关系，宣传科学思想、民族解放思想、社会主义思想以及民
族美德与优良传统，以叵对复古的向后倒退的思想，等等。总之，策略十条
其中心是围绕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而展开。固然，策略十条是针对国民党的
反共摩擦提出来的，但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这个中心在统一战线的各个历史
时期或阶段都是必须坚持的。
周恩来制定的统一战线的方法四条：在斗争上，要不失立场，但不争名
位与形式；要坚持原则，但方法要机动灵活，以求达到成功；要争取时机，
但不要操之过切，咄咄逼人。在组织上，要不暴露，不威胁，不刺激，以求
实际的发展，但不要走向死路，也不要自投陷阱。在工作上，要使竞争互助
让步相互为用，但竞争不应损人，克己互助不要舍己耘人，让步不能损害主
力。在方式上，要讲手续，重实际，勤报告，重信义，守时间，以扩大影响，
便利工作。上述方法不仅对粉碎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共摩擦，维系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免遭破裂起到了直接的指导作用，而且对包括后来的人民民主统一战
线都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可以看出，周恩来概括的十条策略和方法，是非常全面的，既体现了他
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懈努力的高度党性，也反映了他无私无畏、鄙屑政
治权术的高尚情操。在1939 年3 月7 日的报告中，他曾说：所谓不失掉立场，
不是要时时刻刻挂在嘴上，摆在脸上，身上挂红袖章，头顶上嵌共产党三个
字。这反会使人讨厌，接近不了群众，影响不了友党。坚持原则要讲究方法。
有人说共产党不择手段，我们反对这句话。只要不违背我们的原则，不违背
我们的目的，只要采用的方法能得到社会的同情，那么这种方法就可采取，
这就不是不择手段。这里，周恩来讲的虽然是统一战线的方法，但却具有一
般的方法论意义。他以通俗的语言把原则立场与策略方法的基本关系讲透彻
了。
周恩来规定的统一战线守则六条是：坚定的立场；谦诚的态度；学习的
精神；勤勉的工作；刻苦的生活；高度的警觉性。这既是他作为统一战线工
作的直接领导者对所有参加这一工作的人员的规范要求，也是他终生身体力
行的准则和座右铭，更是他献身革命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自我修养的信条。
这些言简意赅的格言，凝聚了他的宏图大志。他在1939 年3 月7 日的报告中
说，我们的统一战线是长期的，不但现在打仗要它，将来建国还要它。我们
不但要做党的领导者，还要做一个治国的人才。如果参加中国的治国，不懂
科学，不懂中国的社会历史，那怎样治国呢？只是过去苏维埃的一套就不够
了，我们要看到友党和广大群众，还要看到我们自己的许多弱点，这就要虚
心学习。到处学习，既要向书本学习，还要在大众里学习。正是从“治国”
的战略眼光出发，周恩来非常强调统一战线守则。《守则》不仅为统一战线
工作人员，也为全党干部提供了加强党纪、增强党性的准绳。许多从事统一
战线工作的同志，正是按这个要求，使自己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坚持了原则
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团结了朋友，锻炼了自己，孤立了顽固派，巩固和扩大
了统一战线。
和平统一合作建设——倡导第三次国共合作
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基
点，是以武力解放台湾来实现统一祖国的大业，这个决策基点在当时无疑是
正确的，因为美国帝国主义在朝鲜战争前后始终坚持侵略台湾的政策，把协
助国民党防卫台湾作为基本国策。
到了50 年代中期，由于“吴国帧事件”、“孙立人事件”的发生，以及
在美、日支持下，“独立运动”的发展，使美、合之间的矛盾有所发展，并
日趋尖锐。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政府总理、
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对实现包括争取和平统一祖国和恢复对香港行使主
权，付诸了很大的努力。
1956 年1 月30 日，他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
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
而奋斗”的号召。他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宣布：“凡是愿意回到大陆省
亲会友的，都可以回到大陆上来，凡是愿意回到大陆来参观和学习的，也都
可以到大陆上来。凡是愿意走和平解放台湾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
们过去犯过多大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究既往。凡是在和平解放
台湾这个行动中立了功的，中国人民都将按照立功大小给以应得的奖励。凡
是通过和平途径投向祖国的，中国人民都将在工作上给以适当的安置”。
5 月12 日，周恩来会见原国民党中央委员程恩远先生，在谈到国家对国
民党人的希望时指出：“我们主张爱国一家，团结对外，以诚相见。过去，
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曾经两度并肩作战，反对帝国主义。我们希望将来
有第三次国共合作。”
6 月28 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的报告》中，周恩来在精辟地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了解放
台湾的方式、具体步骤和对去台国民党军政人员的若干具体政策。他指出：
“我国政府曾经再三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故争的
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
台湾。毫无疑问，如果台湾能够和平解放，那么，对于我们国家，对于我们
全体中国人民，对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都将是最为有利的。”同时，他还
表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
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
同我们开始这种谈判”。“为了团结一切爱国力量早日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
我愿意在这里再一次宣布，我们对于一切爱国的人们，不论他们参加爱国行
列的先后，也不论他们过去犯了多大罪过，都本着‘爱国一家’的原则，采
取既往不咎的态度，欢迎他们为和乎解放台湾建立功勋”。周恩来还表示，
祖国的大门对于所有爱国分子都永远是敞开着的，任何一个中国人对于祖国
统一的神圣事业部有权利和义务作出自己的贡献。
7 月16 日，周恩来在接见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曹聚仁时再次表达了
对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愿望。他说：“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
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
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台湾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为什么不可以来合作
建设呢？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
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
周恩来在代表中央人民政府提出通过第三次国共合作，和平解决台湾问
题这一方针的同时，于1956 年春和毛泽东共同制定，并通过有关渠道向台湾
当局转达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办法：台湾必须回归祖国：台湾回归祖
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当地军政大权、人事安排悉委于蒋介石管
理，对于陈诚、蒋经国等人亦悉听蒋意重用；台湾所有军政及经济建设一切
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经，必须条件成熟
并尊重蒋介石的意见，和台湾各界代表协商决定后进行；国共双方要保证不
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
周恩来的这些讲话、谈话也确实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作用。对周恩来的这
一系列表示，蒋介石经过较长时间的考虑，于1957 年初决定派原国民党候补
委员、时任台湾立法委员的宋宜山作为私人代表到北京实际了解有关情况。
宋宜山于1957 年4 月从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