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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带中共中央起草的《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及准备讨
论的13 个问题（主要有：两党合作的形式，联盟或改组国民党，要求释放政
治犯、允许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办报、红军改编、承认边区，中共不
同意与蒋个人合作等），风尘仆仆登上庐山，同正在避暑的蒋介石再次谈判。
经过多次交涉谈判，蒋介石最后表示：两党合作的形式可成立国民革命
联盟，两党各推相同人数的干部组成，蒋为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对外行动
的宣传由同盟会决定，然后执行。而且在关于纲领的形成与执行、红军改编
后最高指挥机关的设置及陕甘宁边区主席的确定等一系列问题上，蒋介石都
顽固坚持旨在将共产党溶化掉的立场。周恩来在原则问题上不让步，声明回
延安再行讨论。
第四次，七月再上庐山继续谈判。6 月18 日，周恩来回到延安，中共中
央开会讨论，为了推进统一版线的建立，打破谈判佃局，又做了让步。首先，
在合作形式上，同意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但是先确定共同纲领，这是两党
合作的政治基础。组织上，同意蒋依据共同纲领有最后之决定权，但保持共
产党的独立组织和政治自由。对于具体问题，决定7 月份发表宣言，指定由
周恩来起草。7 月初中共中央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
作宣言》。7 月14 日，周恩来和博古、林伯渠再次上庐山将宣言交给国民党，
并准备与国民党讨论革命同盟会的纲领，同蒋介行切实商讨国防计划、召开
国防会议的时间等抗日事宜。
这时，“七·七”事变已经爆发，虽然蒋介石在17 日表示了坚决杭战的
决心，但却不准中共代表出席他在庐山召开的全国教育、文化、社会贤达座
谈会，也就是不准共产党公开活动。蒋介石对中共送来的宣言也不感兴趣，
虽动手改了两句，却扣住不发。将革命间盟会一事搁置不提，纲领的问题更
无从谈起。
18 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会谈。蒋介石坚
持，改编后的红军政治部上任只能转达南京的人事指挥，而三个师的管理教
育，须直属行营，三个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指派。蒋答应中日开战，即发表中
共起草的宣言。
中共坚决反对国民党派人到红军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力争无效，
因抗战枪声已响，便采取如蒋不让步，不再与之谈判的方针，遂下山到上海
等待时局的变化：井建议中共中央自行改编红军。随后，返回陕北出席中共
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五次，南京会谈。7 月底，北平、天津相继失守，华北危急，震动全
国。抗战伊始，中央军就节节败退。为挽救局势，蒋介石急于要红军上前线。
他要张冲致电毛泽东，邀请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速至南京共商国防问题。
同时蒋准备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中共为了推动抗日，争取合法地位，决定
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赴南京出席国防会议。
8 月9 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飞抵南京参加会议，井与蒋介石进行
第四次会谈，也是西安事变后周恩来同国民党进行的第五次谈判。蒋介石在
谈判中再次提出向红军派参谋长、政治部副上任，周恩来仍不能接受这一无
理要求。
8 月13 日，日本进攻上海，战火已经烧到了蒋介石的大本营，这时他才
真正决心抗战，不再提及向红军派人。19 日，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压力下，
蒋介石同意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担任正副总指挥。22 日，
南京政府正式宣布红军改编成八路军，设总指挥部，下辖三个师，每师1500
人，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8 月中旬，为参加洛川会议，朱德、周恩来
回到陕北。随后为贯彻洛川会议精神，遂率八路军东渡黄河，到山西抗日前
线，投身于民族解放事业，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叶剑英仍留在南京继续
和国民党当局交涉具体事宜。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不断深入我华北腹地，各城纷纷失守，蒋介石
需要中共和八路军的支持。9 月22 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了周恩来起草
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 日，蒋介石发表了承认中国共产党
在全国合法地位的讲话：“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与民族
利益之重要，吾人惟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
亡统一指挥之下，人人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国民
革命之使命。”
《宣言》的发表，蒋介石的讲话，标志着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标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到蒋介石庐
山讲话为标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周恩来东奔西走同国民党谈判
五次，其中同蒋介石直接谈判四次，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抗战是逼成了，
谈判也算逼成了，统一战线也算逼成了”。
对象不同方法各异——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统战对象极其广泛。周恩来在统战工作实践中，对不同类型的工作对象，
总是采取灵活多样的方法，把他们争取到统一战线中来：以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为例：
对蒋介石的争取，我党承认他在全国军队和政权中的领导地位，拥护他
领导抗战，并在抗战困难时援助他；在其对中共蛮横时拒绝他、揭露他，对
他及其特务机关之一切反共阴谋，据实揭发，适时抗议，必要时组织反击。
例如，1939 年国民党进一步确定军事反共为主、政治反共为辅的反动方针，
以博山事件为起点，制造了许多磨擦事件。当时，周恩来先后致电陈诚、蒋
介石，抗议蒋秘密颁发《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指出它是造成各地磨擦事件
的根源，必须予以取消。他号召全党“对目前全国倒退的现象，必须给以严
正的批评，适当的抗议与必要的压力，以促其进步”。正是在这些思想的指
导下，中国共产党开展了有节制的反磨擦斗争，粉碎了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
反共高潮。以皖南事变为标志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爆发后，周恩来在《新华日
报》发表“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悼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
戈，相煎何急？！”以极大的愤慨及时揭露了蒋介石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
罪行，团结了一批中间力量。由于党中央一系列针锋相对的措施，才使国共
合作的统一战线又一次免遭破裂。当蒋介石抛出《中国之命运》，欲发动第
三次反共高潮时，周恩来在重庆约见蒋介石，当面予以揭露，对有效制止这
次反共高潮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看出，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周恩来对蒋
介石采取了既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法。
对其他党派，周恩来总是积极扶植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分子。抗日战争
时期的民主党派有中国民主同盟，它的前身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要由救
国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简称第三党，后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
中华职教社、乡村建设协会、国社党、青年党等三党三派组织而成。抗战期
间，在重庆基本形成的民主党派还有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建国会、九三
学社等。作为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并兼管统战工作的周恩来，不仅从组织上
帮助促成这些民主党派的建立、联合，而且还从政治上对民主党派坚持抗战，
维护团结，争取民主的正义斗争给予大力支持，从而进一步密切了民主党派
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关系，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壮大了革命力
量。比如，1939 年10 月，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实施宪政
号召的影响下，统一建国同志会在重庆成立。这个组织提出了对外抗战、对
内建设，以三民主义为抗战建国的最高原则，要求实施宪政，各党派平等等
主张。然而，皖南事变的发生却打破了他们的幻想，国民党坚持内战分裂政
策使他们感到失望，于是，他们进一步认识到，团结起来，争取民主自由反
对内战独裁之必要。在这种情况下，第三党的章伯钧、青年党的左舜生等拟
发起成立民主联合会，以团结各党各派及国民党左派，进行民主与反内战运
动。他们专门找周恩来会谈，要求中共给予合作。周恩来对此极为赞同、支
持，并在他的直接支持和帮助下，原统一建国会的三党三派于1941 年2 月间
开始筹备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3 月19 日在重庆上清寺特园秘密召开了中
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大会。
民主政团成立的消息披露后，国民党当局十分恐慌。他们千方百计封锁
民盟成立的消息，还诬蔑民盟在渝成立是造谣欺骗，“绝无其事”。中共中
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于10 月28 日发表社论，祝贺民主政团的成立，称赞
它是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希望“参加民主政团同盟的各党派，在民主大
旗下，更进一步的努力，愿其所负使命得迅速实现，以促进抗战胜利之到来，
民主政治之真正实施。”中国共产党和周恩来的支持、鼓励、帮助，使民主
政团的各党各派深受鼓舞。
周恩来不仅从组织上支持和帮助了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对三民主义同
志联合会，民主建国会、九三学社等组织的酝酿形成都起了重要作用。这些
组织一经成立，周恩来又从政治上支持他们的正义斗争，从思想上关心他们
的进步。重庆谈判期间，周恩来扶植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分子的卓绝努力，
更是有口皆碑。这是广泛团结的方法。
对地方实力派，周恩来采取了领导出面，上下配合，各方促进的办法。
以他在重庆争取西南地方实力派为例，周恩来根据党的“发展进步势力，争
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这一策略总方针，不仅强调了争取地方实力派
的重要性和可能性，而且提出了工作中的一个关键（就是要克服和纠正我们
党内长期存在着的左倾关门主义，以及用那种固定不变的眼光看问题的形而
上学观点）、两条原则（第一，促进地方实力派向左转，不跟蒋介石走，接
受我党的杭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第二，促进地方实力派之间的联合，共同
抵抗蒋介石的强大反动势力，避免被各个击破）。周恩来通过深入细致的调
查研究，摸清了西南地方实力派头头的情况，决定重点做刘文辉、潘文华、
邓锡侯、龙云等人的工作。1938 年夏，董必武、林伯渠直接到成都刘文辉驻
防地去看望他，并和他谈到如何团结地方力量，坚持抗日的问题。1942 年2
月，周恩来通过民盟朋友张志和联系，在重庆机房街吴晋航宅同刘文辉谈了
一个多小时的话，就抗日问题向刘晓之以理，促其同共产党密切联系，具体
配合。经过周恩来的教育帮助，刘文辉明确了政治方向，增强了抗战勇气，
此后，刘与共产党的关系就由一般联系进入实际的配合阶段。接着周恩来又
先后派华岗、张友渔、黄松林等到成都同刘文辉进行经常联系，在取得刘同
意的情况下，1942 年2 月中共中央派王少春到雅安和刘联系，并设置一部秘
密电台与延安直接通话。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