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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地下插“铁壁”。
引水东江接济香港——石马河供水工程的修建
深圳和香港地区，自1962年9月起，经历了9个月无雨期后。仅在1963
年6 月8 日下了一场小到中雨，接下去又是无雨期，旱情十分严重。深圳水
库和铁岗水库的水位降到死水位以下，连有限的死阵容水量也被抽上来使
用。深圳一带的人民有每天晚上冲凉（洗澡）的习惯，但由于干旱缺水，连
饮水邻有困难，冲凉之水就更难满足了。与此同时，香港供水告急，街头水
龙头前，人和水桶排着长队，等候供水。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高中雄等知名
人士联名，致函广东省长陈郁，请求协助解决香港水源闲难，克服旱灾。广
东省人民政府一方面采取应急措施，让香港一艘艘万吨巨轮驶向珠江口汲取
淡水；另一方面开始酝酿由东江引水到深圳的石马河供水工程。
周恩来及时过问了由东江引水到深圳的石马河洪水工程并给予了极大的
支持与关怀。
1963 年12 月8 日下午，周恩来在广州陶铸家中，听取广东省水电厅厅
长刘兆伦关于石马河供水工程方案的汇报。参加人员有中南局书记陶铸，广
东省省长陈郁、广东省委第二书记赵紫阳、广东省副省长曾生、广东省水电
厅厅长刘兆伦、广州市建设局副局长戴机等。
石马河供水工程，取水于珠江三大支流之一的东江（东莞县境内的桥
头），通过拦河筑坝和建立一系列大型抽水机站，逐步提升水位，改东江上
流利马河由北向南倒流，使沿程水位逐级提升后流入深圳水库。深圳水库由
此获得充足和可靠水源，最后通过坝下多条输水管道供水给香港地区。
周恩来听充汇报，作了一系列具体指示。他指出，向香港供水问题，与
政治谈判要分开，不要连在一起。供水谈判由广东省负责，请港英当局派人
进来谈。他赞成石马河供水方案，“采取石马河分级提水方案较好，时间较
快，工程费用较少，并且可以结合农田灌溉，群众有积极性。”供水工程由
港英当局举办还是由我们国家举办？对此，周恩来说：“供水工程，由我们
国家举办，应当列入国家计划，作为援外专项项目，因为香港可分之九十五
以上是自己的同胞。”他还就工程的设计、施工及工程费用的落实作了安排，
“工程由广东省负责设计和施工，工程费用由广东省按基建程序上报国家计
委审查批准。”周恩来认为工程应该实行经济核算，“工程建好后，采取收
水费的办法，逐步收口工程建设投资费用”。在周恩来支持下，由广东省委
和省政府负责组织，广东省水利部门以极高的工作效率完成了石马河供水工
程的设计。1964 年2 月20 日，石马河供水工程全线开工，从东江之滨，石
马河畔，直到大坝上下、边界线上，千军万马，摆开了战场。陶铸等领导人
亲临工地视察，极大地鼓舞了水利职工的斗志。经过一年施工，完成了上石
方200 多万立方米、混凝上及钢筋混凝上10 万立方米、安装大型抽水机设备
33 台套、各种闸门和启闭机设备100 多台套、架设高压输电线路140 公里，
并兴建了2 座大型变电站。1965 年春，石马河供水工程胜利竣工。该工程自
1965 年投入运用后，年年都按照协议完成了对港供水计划，对深圳和工程沿
线的城市用水、农业灌溉所发挥的效益也十分显著。
随着香港的经济发展和深圳特区经济建设的需要，1973 年与1981 年，
对石马河供水工程进行了两次扩建。现在除对深圳特区供水之外，对港年供
水能力可达6。2 亿立方米。石马河供水工程是一条温馨的纽带，传送着祖国，
其中也饱含着已故总理周恩来的智慧和对香港同胞的深情厚意。
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把香港作为对外经济交流的基地
1956 年4 月，毛泽东综论十大关系，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
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周恩来在不同场所、不同会议上多次阐释这一基本
方针。他说，发展生产，建设国家，“需要我们动员一切力量、一切积极因
素，甚至把消极因素化为积极因素”。在党的“八大”会议上，周恩来还说：
“为了完成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我们除了调动国内的一切积极因素以
外，还必须团结国际上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运用国际上的一切有利条件。”
香港在1840 年中英鸦片战争以后，成了英国的租借地、国际性的自由
港。1957 年4 月28 日，周恩来在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就香港问题发表
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说：“我们不是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化消极
因素为积极因素吗？香港应该化为经济上对我们有用的港口。”
1956 年底，我国内地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对
于香港，周恩来认为“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但是香港现
在还在英国统治下，是纯粹的资本上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该社
会主义化。“我们不能把香港看成内地。对香港的政策同对内地是不一样的，
如果照抄，结果一定搞不好。”“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
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周恩来的这些认识，是邓小平80 年代提出
“一国两制”构想的理论先河。
为什么香港可以成为经济上对我们有用的港口？其一，“香港是自由港，
原料来得容易，联系的范围很广，购置设备可以分期付款，成本低，有市场，
技术人才容易训练出来。所以，香港发展生产具备很多有利条件。”其二，
建国以来，美国政府一直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的政策，香港与大陆相连，
95％以上的人口是华人，“香港可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
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还可以通过它了解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
达国家的经济技术状况，扩大与发展中外经济交流。
怎样使香港成为我们对外经济交流的基地？归根到底是要掌握好政策，
发挥香港企业家的作用。周恩来指出：“现在国内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
完成，私营企业已经全部公私合营，对其在香港的企业则不要去变动它。”
否则在原料、市场、销路上反而吃亏。“香港的企业家是我们的朋友，他们
搞的是资本主义，不是帝国主义。过去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过，将来同
香港的企业家还是可以合作的”。1952 年，党和政府曾在国家机关、部队和
国营企业等单位中开展过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斗
争，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过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匣对盗骗国
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斗争。香港企业家对
“三反”、“五反”心有余悸、耿耿于怀，担心将来会再来个“三反”、“五
反”。对此，周恩来说：“至于将来怎么办？我们不会来个七反八反的，不
会像‘三反’、‘五反’那样的搞法。”“港澳的同胞不要担心前途”。周
恩来还指出：同香港企业家合作，要使人家有利可图，不要使人家吃亏。我
们对他们的政策要根据实际情况有所改变，要灵活，不能死板。香港企业家
中有些人“一时还不相信我们，对我们的政策有怀疑，可以让他们再看一看，
看一二十年都可以。我们不要歧视他们，责怪他们”。
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封锁禁运政策一直延续到1969 年7 月才稍有松动，长
达20 年之久。此间，由于我们对香港采取了正确而又灵活的政策，使香港在
扩大中外进出口贸易、发展中外经济交流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80 年代
以来，我国做出了在与香港们接的深圳举办经济特区的决定，使香港自由港
的作用进一步延伸到内地，使香港在发展与扩大我国的对外开放中发挥了更
为积极的作用。
破封锁禁运反闭关自守——推行内外交流的基本国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周恩来在《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报告》中阐
述外交政策时指出：“在经济上，有买卖就做，国际贸易要开展，这是于双
方都有利的。”他主持起草的《共同纲领》规定了内外交流的方针。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内政外交，大力贯彻内外交流的方针，争取同
一切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往来。但是，由于美国政府对我国采取封锁禁运的政
策，给我国发展内外交流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为打破美国的封锁禁运，周恩来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首先，努力寻
求苏联的帮助，1949 年12 月至1950 年2 月，1952 年8 月至9 月，他两次出
访苏联，不仅商谈和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而且就中苏经济技
术交流交换了意见，达成了协议，为“一五”计划期间苏联对我国援建156
项重点工程作了精心的筹划。50 年代从苏联引进的156 项重点工程的先进技
术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其次，积极发展同民族独立国家
的经济贸易往来，在周恩来指导下，1952 年9 月间，我国同锡兰（现斯里兰
卡）签订了用大米换橡胶的长期贸易协定，使我国获得了急需的物资。再次，
设法同西方国家建立经济贸易关系。在周恩来具体过问下，1952 年6 月签订
了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议，1953年9月第二次签订中日民间贸易协议，1955
年5 月第三次签订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开辟了中日贸易通道。1954 年日内瓦
会议期间，在周恩来领导下，实现了中国贸易代表团首次访问英国，给美国
的封锁禁运政策一个沉重的打击。另外，他十分重视发挥香港的作用，把香
港作为我国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
60 年代初，周恩来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及时提出把对外贸易的重点和
引进技术的对象转移到两方国家。他在二届人大四次会议上说，苏联撕毁合
同，撤退专家以后，我们在设备器材方面不能再从苏联和东欧的一些社会主
义国家进口了，而不得不转到国际市场上，这就需要在外贸工作上展开一个
新的局面。尽管美国继续敌视和封锁我国，但在周恩来负责下，我国从1962—1966 年同两方国家谈判成交签约的大小成套设备项目达20 余项，合同金
额约3 忆美元，引进了一批急需的石油、化工、冶金、电予和精密机械等技
术和设备。
周恩来还通过各种场合进行说理斗争，1955 年10 月25 日，他对比利时
来宾说：“我们现在还受到人为的禁运限制，如果没有这种限制，贸易前途
是很大的。”1956 年5 月21 日，他接见日本南乡三郎等来宾，认为日本政
府允许在华展出禁运品是一个进步。他说：“日本现在虽然受到禁运的限制，
但是不能永远这样限制下去，总不能永远限制中日的经济交流”。1958 年7
月25 日，他对法国前总理孟戴斯·弗朗斯说：“在经济上双方总是有需要的。
但现在有禁运货单的限制，使我们不能更多地做生意”。“知道中国不再需
要的东西就从禁运单上取消，中国需要的仍在禁运单上，这样中国永远就得
不到他所需要的东西。这是美国阻挠别国同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