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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陆军和海军都提议成立专门的军事情报局，后来又有人专门上了一个备忘录谈军事情报局的组织架构。”林佰光说，“不过这个方案太消耗资源，执委会也不怎么感兴趣。事情就搁置下了。于鄂水的后半部分应该就是针对这个备忘录谈得。”
“后来呢？”
“没有后来了。”林佰光说，“这份备忘录应该还在情报资源委员会的档案里，你可以找来看看。”
江山发觉林佰光和谌天雄都不太愿意深谈此事，决定暂时把这事情搁下，还是谈他的“官督民办”的情报系统。
“……于鄂水的思路比我宽泛。”江山说，“按照他的思路我们可以把渠道拓展的更宽广一些。未必一定要经办企业经商，也可以搞宗教设施或者办学。”
“这个方面我们可以和宗教办深入合作。”王鼎说，“张道长不是已经表态了吗？”
“哼，你要和他合作，就得帮他申请人员――他最伤脑筋的就是这个。”林佰光一笑，“你还真以为是张道长精诚合作，给我们提供免费午餐。”
王鼎说：“要人家出力，给点好处是天经地义的吧。”
“如果他的新道教真能有他吹嘘的那么强，我觉得帮他申请一些人员也是应该得。大家都得益。”谌天雄说，“和尚道士这种人可以公开的到处乱窜，官府也不大注意。散布谣言也是他们的强项。”
“至于这种外派的情报机构，个人以为最好最好不要形成公开的连锁或者分号的模式，避免一个机构暴露之后被株连着一网打尽。”江山说，这点上他对起威镖局的大连锁体系是有看法的。但是这个看法不说也罢。现阶段他们还需要起威的帮助，以后他准备逐渐自己建立一个体系――或者正如于鄂水所说的“黑龙会”一类。
“至于人员的管理，我们可以借鉴赵曼熊搞得侦查网体系。”江山说。赵曼熊在对外情报局正式成立之后发来了一个备忘录，对政治保卫总局在临高周边县设立的对敌侦察网的事情进行了通报和相关说明，并且表示这一资源“可以以某种方式共享”。
江山对于这一行为虽然有所不满，但是现在他兵微将寡，没有半点业绩，只好忍气吞声。再者执委会给他的指示上明确说过：对海南岛本岛的情报工作不用投入太多精力。而且政保总局眼下只把侦察网布置到临高附近的几个县，没有大规模的铺开。在这上和政保总局去争执是没有意义的。何况他在许多方面还要依赖政保总局提供专业指导和业务合作。这个侦察网的组织结构就是从政保总局办公室主任午木那里搞来的，对方还非常热情的表示愿意在情报人员培训上提供师资的支援。
侦察网在每一区域设侦察指导员1人，下属2个至4个侦察小组，每组3人，1人为组长，当发展到5人时，即分为两组。指导员与指导员之间不发生横向联系，组长与组长之间也不发生横向联系，实行垂直的按级报告和指导。侦察指导员指挥全区侦察工作，搜集各组长的报告经由交通站将情报反馈过来。
江山接着谈到了情报工作中的“第二类工作”。即采用暗线操作，针对的是涉密信息和不确定事件，比如打入敌人政权核心的潜伏特务之类。他们的价值相对比较高。这种暗线人员采取交通员单线模式直接联络。不与当地的侦察网发生任何联系。
“深海潜伏的人员我个人觉得没什么价值。”谌天雄毫不客气的直接反对，“我们推倒大明最多也就是十几年的事情，何必搞什么深度潜伏？我们掌握崇祯怎么想，他往奏折上批什么对我们没多少意义。”
“起码可以掌握对手的战略动向。”
“这我不否认，但是要达到这个水平花费的成本和收益相比未免太不相称了。”谌天雄提醒江山，“我们对大明的体系几乎是一无所知，穿越众更是和古人没有一点的相似之处，要打入敌人内部，还要混上高层、核心，简直就是异想天开。就算有哪个元老发了疯要去卧底，我也要反对――这是送死。”
林佰光咳嗽了一声：“送死不至于，打入敌人内部还是有价值的。当然混到高层恐怕不大可能。个人认为：不用太刻意的去需找打入敌人内部的机会，有合适的机会就不要放弃。有几个混入敌人体系的潜伏特务或者关系还是有用的。”他提醒道，“比如我们的唐僧计划。这个方案的前期准备已经完成了。”
“唐僧计划难点就在于让一个现代人去冒充大明官员的难点太多了。等于要把这个人重新进行教育和塑造，”谌天雄说，“万一失败，损失惨重。”
“唐僧计划还在继续实施中吗？”江山在成堆的档案中看到过这个行动方案，里面收集的材料很丰富。有北炜写得参谋旅行的专题报告，有雷州站的各种社情调研，但是没有下文。
“理论上说，唐僧计划从来没有取消过，”谌天雄说，“问题是谁去当冒名顶替的土匪？”
“是啊，而且按照上面的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之后，雷州就要收入囊中，再去冒充这个知府有点多余了。”
正文【分卷阅读】 第三十九节 于鄂水的研究
第三十九节于鄂水的研究
江山倒是兴致勃勃：“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占住这个知府的位置，可以设法提前让他调转到其他岗位上去花钱运动一下把他调到南京或者北京的中央部门去。不是说东林党里不少人卖官鬻爵也干得很起劲，给钱就能办事吗？”
“还是那句话，谁去？”谌天雄摇头，“按理说安插这么个人是有益无害，但是元老里根本挑不出这么一号人来。”
“危险性很大吗？”
“这个危险性是基于任何元老都没本事扮演一个合格的大明官员。一出场立刻就要露陷。不谈最明显的口音和外貌问题，一个大明知识分子的基本素质，元老们就没人具备。”林佰光有点遗憾的摇头，“这不是靠几个月的恶补就能学得会的。这个机会其实很不错……”
“要是我大清就好了，捐官班子满地跑，什么烂人都能当官。”王鼎说。
林佰光说，“我提议选择一名信得过的土著去冒充雷州支付。这是唐僧计划能成功的唯一可能。”
“土著信得过么？会不会当官当迷糊了，把我们给出卖了谋个真正的官帽子。其他倒不怕，就怕在他幕后遥控的元老遭殃。距离远了我们救人都来不及。”
“那他自己的罪名也够大了。”林佰光说，“我觉得还是能掌握住他的。只要大家动动脑筋，还是有办法想得。这事情于鄂水当初很有兴趣，我建议你不妨找他来谈谈。”
“这事情非常难，”于鄂水老生常谈，“最理想的状态是我们找一个元老来当知府，不过我研究了下，就算从现在培养起来，这个人又聪明学习刻苦，没有二三年工夫也办不成。”
他在大图书馆里负责历史资料检索汇编，事情不多。空闲的时候对唐僧计划花了不少精力研究其可行性――与其说于鄂水真得想推动这个计划，不如说纯属是一种休闲型的研究工作，类似于过去架空“一个现代人如何在大明当官”这样的议题。越研究越觉得有兴趣，感觉就好像过去写论文搞课题一样。而且他还有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他正生活在大明，临高这地方虽然科举不盛，好歹也是出过一个进士若干举人，外加还一批秀才。科举正活生生的存在在自己身边，用不着一个劲的揣摩书上是怎么说得，还要考据真伪。
除了翻史料，他还走访了一批临高县的科举人物，向他们请教科举方面的种种知识。包括县里的几个秀才、举人，县学里的王教谕，甚至刘大霖也接见了他一次――刘大霖不知道他打得算盘，以为这澳洲年轻人“心向教化”，有心要参加科举，顿时大为激赏，不仅大谈自己的科举见闻，还说了许多做八股文，写试帖诗的技巧，还推荐了几位当代写“白帖子”的高手的闱墨推荐他临帖。
“殿试的时候，卷子要写得大、光、圆为好，一笔好字胜过一篇好文章。”刘大霖对他谆谆教诲，“殿试说是皇上亲试，实际以主考荐卷为准，皇上只是御笔点个名次。殿试须臾之间就要决定名次，谁来看你的文章？主考荐卷第一就是看书法。”
最后刘大霖又拿出几本刚从广州买来的闱卷文集，谈了一番最近几次科举场风变化，以及他对朝廷取士时候的文章倾向。
这番学问虽然对于鄂水的研究没什么用处，但是让他极为佩服――果然猜题押题这种事情是古已有之的。
不过这么一来，于鄂水对一个现代人能当大明的官员这个想法基本上是绝望了。
“……我们的这个冒牌知府，他不需要经过科举――这还好点，但是起码要懂科举的道道。比如八股文的撰写和好坏评判，如果这个都不懂，在处理府里的学务的时候就会露陷；其次是能写诗。”于鄂水说，“我不知道我们这五百多号人里有谁会写真正的古诗词的，但是作为一个通过科举上来的人，诗词水平不高是正常的，根本不会就奇怪了――科举考试除了八股文就得写试帖诗，你不会写诗，又不懂格律音韵，旁人对你的科名是怎么来得要打几个问号了”
众人的心已经直往下坠了。什么八股文，试帖诗，这些东西不用说也和天书一样。
“……然后我不得不说书法问题了。”于鄂水的脸上泛着奇怪的笑容，一副知识分子摆难题的洋洋得意的摸样，“现代人大多养成了用电脑做文字处理的习惯，现在写钢笔字铅笔字已经是七歪八扭了，再写毛笔字恐怕连店里学生意的小伙计都不如。还得练字――另外，凡是经过科举的人都会写白帖子，这得另外练。”
“你这么一说岂不是根本没指望？”王鼎说。
谌天雄是一副“原本就是这样”的表情点头说：“要不是这些问题，当初怎么会停顿下来？”
“问题还多着呢还有个口音。我们大家普遍习惯说普通话――这种普通话是以现代北京话为基准的，而现代北京话又是在清代的北京话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清代北京话是怎么来得呢？”于鄂水来了个神秘的微笑，“主要是明代北京的原住民加上八旗和他们带来入关的大批辽东陈军汉人，这三者之间的口音混合而成的。”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口音和鞑子比较有共同点？”江山大惊失色。
“严格的是和辽东的陈军汉人相似，”于鄂水说，“当然，这两种语言不是一回事，相似度也不见得很高，但是里面的确是有相似的地方。”
“口音问题我觉得可以改，不会太难。”林佰光说，“我现在就能说大明的官话了――和现代南京话差不多，如果有心学不难，三四个月足够了。再说口音问题不算太大的漏洞，广州雷州两地都没出过纰漏。”
“口音问题是相对最容易解决的，当官的学会官话，大体也能混得过去了。”于鄂水说，“但是前面两点，很难。尤其是第一点。”
“还有两年，突击培养一下应该可以吧。”
“按照刘大霖和本县的秀才们的说法，一个人从开蒙起步，到能考取秀才的水平，大概需要十年功夫。当然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