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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粮师爷的本事除了算盘上之外，还在于能了解情况，善于应付书办。这是因为额征钱粮地丁，户部只问总数，不问细节。当地谁有多少田、多少地，座落何方，起科多少？只有县衙里户房的书办才一清二楚。他们所凭借的就是代代相传的一本秘册，称为“鱼鳞册”。没有这本册子，天大的本事，也征不起钱粮。
鱼麟册本是公物，是政府主持绘制修订的，但是年深日久，县里存档的或湮灭或丢失，早就不知去向，政府修订的“公册”，反而成了书办的私产。不管是县令还是钱粮师爷，要顺顺利利的办下每年的夏秋两赋的公事来，时常会为书办所挟制。
一般来说，县令上任之后，钱粮师爷就要去和户房的书办谈条件，讲斤两，形成一个默契，勾结起来各取所需。王兆敏和陈明刚之间，却一直有些疙疙瘩瘩的。原因是临高这地方很偏僻，天高皇帝远，书办对官员的忌惮心理也少了许多。
“户书”因为有鱼麟册，不但公事可以顺利，本人也能借此大发其财，多少年来钱粮地丁的征收，是一盘混帐，纳了钱粮的，未见得能收到官府收粮的“粮串”，不纳粮的却握有纳粮的凭证。有人没有立锥之地却要缴粮。有人坐拥千顷良田却毋须缴纳粒米，反正“上头”只要征额够成数，如何张冠李戴，那是根本不管的。
至于其中的花样，名目繁多。王兆敏就说了“诡寄”、“产去粮存”这两种花样。后者，邬徳从张兴教的身上就知道了，至于“诡寄”，他也略知一二。
“说到朝廷优免，不是向来有定额的吗？”邬徳把听来的知识“卖”了一点出来，免得王兆敏真以为他们一无所知，胡说八道。
王兆敏果然一怔，想这多半陈明刚说得，便解释道：“朝廷的优免，原是有定额的。”这个定额是在洪武年间规定的，大体京官一品可免30石，二品24石，以此类推。外官的优免则是京官的一半。至于监生、举人、秀才，照例可免2石。除了免粮份额之外，其他自置田亩，都要报官纳粮。
“实际上呢？可免二石的，免了几十石。当年张相当政的时候丈田，他先清查自家的田亩，额定是免八十多石。实际免了将近九百石。”
邬徳听得很仔细，他猜张相大约是说张居正。于鄂水在讲授明代田赋制度的时候专门提过张居正在位期间搞过丈田――距现在还不算太遥远。
“除了朝廷的优免之外，”王兆敏苦笑道，“还有一类人，也有所谓的‘诡寄’。”每个县里都有一批刁恶霸道，不易对付的那班“特殊人物”，不是豪强地主，就是乡间无赖。必须敷衍。分量不足，米色粗劣，亦得照收不误。有时候甚至虚给“粮串”――纳粮的凭证，买得个地面平靖。许多平民小户为了少纳粮。就会“带地投献”。这是其一。
其二就是有人会请他们“包缴”，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所谓的“包户”，这种包户或者本身是“粮差”与官吏有勾结，或者是地方的豪强能挟制官吏，小户如托他们“包缴”，“浮收”部分固然少不了，但是要比自己去缴纳便宜的多
“你们打掉的苟家兄弟二个，原本就是县里最大的两个包户。”王兆敏说，“不过若不是和陈明刚有勾结，当过‘粮差’，他们也做不成这个包户。”
邬徳点点头，这“包户”倒是有点“包税人”的意思。
“包户”自然不是白干的，照例要从中刮皮，“包户”里胆大妄为的，干脆只收粮，不缴粮，一味拖欠，只等最后朝廷“豁免”了事。这种情况在明末清初的江南地区盛极一时。
有人少缴，有人就得多缴，县里的税赋还是要出在县民的头上的。外加各种剥削耗费，加上县里的官吏的好处，统统都出在小民头上，这叫做“耗粮堆尖”，也就是所谓的“浮收”。
“耗粮堆尖”不算“乱收费”，是大明税赋系统规定的，某些地方，每石附加耗米和尖米7斗6升之多，超过正额的一半以上。这笔额外收入是地方官吏最大最可kao的一笔“灰色收入”。比起贪赃枉法之类捞的黑钱，要安全多了。
“耗粮堆尖”名义上是支付税粮的运费和损耗，其实没有标准可言，随意性很大。王兆敏敢于提出每石为穿越集团附征1斗2升，也正是钻这个空子。
王兆敏对“浮收”这块含糊其辞，只是说这是用来支付粮赋的运费和损耗的。这笔收益，他当然不希望澳洲人知道的太明白了。
邬徳心想：难怪罗铎当时说，临高县的真正的税赋负担在一万五千石以上。照这么看来，完全有可能。
“本县的耗米，惯例是每石多少？”
王兆敏一惊。赶紧道：“这个，贵众纳粮只需正额就是，浮收一概免了就是。”
邬徳想这个你不说也没关系，我们自然调查的出来。
“辽饷加派县里大约很有难处吧？”邬徳问
“难。”王兆敏正为这事发愁，不由自主的点了点头。
“难在何处？！”邬徳抓住这个问题不放，
王兆敏犹豫了一下，说：“银贵。”！
正文【分卷阅读】 第二百三十四节 包揽税赋
王兆敏把自从开征辽饷之后的问题倾诉了一遍在他看来。朝廷征银，对临高这样的偏僻小县来说简直是百害无一利。反而每到征银的时候就闹得鸡飞狗跳，扰民之极。
“临高不比南直隶，就是河南河北也比不了！这等地方的百姓哪里来银子可缴？不外乎贱卖粮食布匹，白白肥了商贾罢了。”王兆敏感叹道。
邬徳听着，知道这又是一个县里头疼的问题，临高和海峡对面的徐闻、海康正好是两个极端，一面因为甘蔗制糖的缘故，商品经济发达，粮贵银贱；这边，却差不多完全是自然经济，市场上等闲见不到银子。
“我听闻海峡对面的徐闻，因为盛产蔗糖，米贵银贱，何不将粮食贩运到徐闻出售换银？”
“哪里有这样的容易！”这话又勾起了王兆敏的满腹牢骚。
这个念头当年吴明晋刚刚上任的时候也有过，还专门派家人到过徐闻打听行情。但是要贩运粮食，手头就得有一批粮食在手头作为周转，这批粮食没有来处――临高每年的粮赋都是勉勉强强的完课，常平仓也没有多余的粮食可以调剂。再者渡海运粮，又涉及到贩运的费用，万一船只倾覆。这个损失谁也赔偿不起。吴县令新官上任的新鲜劲过去之后，最后也就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抛下这个念头了。
同样要完税，海康、徐闻就比临高容易的多，当地的县衙从蔗糖贸易环节中就获得了大量的收入，有银子就不愁买不到粮食，但是有粮食却未必能换到银子。最糟糕的是临高的农业水平还不如徐闻、海康，根本无力通过大规模输出粮食来换取所需要的银两。
官府要完课，只有勒逼乡民贱价出售自己的产品。虽说赋税的货币化征收对瓦解自然经济，建立商品经济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对临高这样自然灾害频繁，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地方来说是很有破坏性的。
没想到只隔一条狭窄的琼州海峡，居然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天地。邬徳感叹中国之大，国情之复杂，对自己身负“民政”这顶大帽子第一次感到有点畏惧。
不过，话谈到这里，邬徳觉得差不多了，他接受了执委会的全权，可以向王兆敏摊牌了。
他开口道：“王师爷，其实粮赋的事情，你不必担心――”
“承情之至！”王兆敏赶紧道谢。
“慢！”邬徳缓缓道，“关于我澳洲众起课的事情，我这里可以应承，五百亩水田，颗粒不少。不仅如此，临高全县的今年的秋赋，不管是田赋也好，地丁也好。辽饷也罢，一概由我等包揽代缴。”
“什么？！”王兆敏呆若木鸡，简直不知道该如何反应。“全县粮赋”！，这对王兆敏来说太出人意料了――居然有人提出要代缴全县的秋赋！
“全县的粮赋？”王兆敏不相信的反问了一句。
“正是。”邬徳点点头。
王兆敏心想这伙澳洲人也太胆大了！全县的粮赋仅仅粮食正额就要近八千石，还有粮食征收、启运环节上的种种耗费，就算本县的经手人个个清如水明如镜，也得有一万石糙米才能应付，更不用说还有八千多两银子的辽饷。
澳洲人今年春节过后还在全县征收“合理负担“，怎么转眼间就变的这么大方？
“今年就由我们来做这个全县的总包户。”邬徳清清楚楚的说道，语气不容置疑。
王兆敏一时无言以对，这是他万万没想到的一种结局。他想过澳洲人会拒绝要求，一颗米也不缴，也想过或许会漫天要价，还想过说不定会要县衙代为征收“合理负担”。但是承揽全县的赋税，这个要求实在太出乎意料了。就算在苟家兄弟势力最大的时候，也没有过这样的想法。
“真得要包揽全县赋税？”王兆敏不由得又问了一次。
“当然是真得。”邬徳点点头，从容道，“我们一贯说话算话，什么时候失信于人了？”
王兆敏的脑子在飞快的运转，这对他和吴明晋来说到底是是利是弊？一时间，他无法做出判断。
不过。他本能的感觉到，这个要求背后包藏祸心。
“本朝的粮赋，千头万绪，其中花样极多，而且陈明刚此人，极其刁恶……”王兆敏开始祭起“摆难题”法。
“这个我们知道，”邬徳不打算和他谈论具体的细节，只是很简单的把己方的条件说了出来：
“该缴多少赋税，想来王师爷是一清二楚的，也不会欺我等外来无知。”邬徳的眼睛紧紧的盯着王兆敏，“到底正额多少，耗米多少，其中该有衙门里多少好处，大可一一道来，不必客气。”
“这个，不必，不必……”王兆敏已经慌了手脚，“此事须得和东主商议才能定夺。”
“商议是自然的。不过，”邬徳lou出威胁的神气来，“秋粮是县政的大事，我想吴老爷决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
这是明白无误的直接威胁了：要是不给他们包揽秋赋，临高的征粮也就不用想了。
“是，是，这个自然明白。”王兆敏满头大汗。
“这么说，髡贼是铁了心要包揽这全县的税赋了？”吴明晋愁眉苦脸的问道。
“正是！东翁。这姓邬的匪首，出言不逊，言下之意是不给他们包揽，就要让县里的秋粮征不上来！”
“老夫子，髡贼这是要做什么呢？”
“大约是想借机聚敛。”王兆敏想来想去。只有这个可能性，“只是又觉得不象，甚为可疑啊。”
“正是，”吴明晋点头，“聚敛要的是财货细软，要这许多粮食有何用？再者他们要粮食钱财容易的很――叫土财主们拿出来，哪个敢不交？何必大费周章，先来闹一出包揽税赋的把戏。”
包揽税赋不是件轻松的事情，不但费事，而且繁难。如果说穿越集团要kao此发财，未免不kao谱。
俩人想来想去，想不出他们的动机何在。当然，他们一致认为澳洲人“没安好心”。
有没有安好心，吴明晋面对的选择都不多，要么他答应澳洲人包揽；要么他不答应，等着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