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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升平说：“没听党的话，没听毛主席的话。”
刘少奇严肃地说：“我看还要加一条，没听群众的话。你把安湖塘的好田改成鱼塘，搞那么大，费了那么多的工，也不养鱼，群众当然有意见。当干部的，什么事都要和群众商量，不能唱独角戏。百斤担子，十个人挑就很轻，一个人挑就很累嘛！我在东湖塘公社看了个‘万头猪场’，进去一看，连百头都不足，虚报浮夸害死人哩。去年减产，不是天灾，是人祸，工作犯了错误，是不是？”
“是。”
“农村日子过得这么糟，你怎么也不来信呢？”
王升平很纳闷：“我写了呀！每年都是一两封，先后写了七封信。”
“可是我只收到你四封信啊。”刘少奇也很纳闷，详细地询问了这几封信的内容。
听说王升平给刘少奇的信件被扣，还被告知不让他们写信。刘少奇非常生气，对王升平说：“谁打击你，谁查问你告状，就再告他们的状，告几次不行，信被别人扣了，不见回信，你就来北京，我出路费，在北京吃、住，我出钱。你们要早些时候把这里的事情写信告诉我，早些知道这些情况，就不至于搞得这样坏，弄成这个样子，我也会早点回来看看。我回来得晚了一些。这几年犯了大错误，群众吃不饱饭，挨打，挨骂，死了很多人，我听了很难过。”
“你们写信说要修这个房子办纪念馆。我写两次信说不要修，你们还是修了。这些事情我不高兴。群众吃得饱，生活得好，生产得好，那我看了就会高兴，不要搞这种形式的东西。”刘少奇对修自己的旧居一事非常不满。
“你说说看，食堂到底好不好？”
“这个……唔，这个……”王升平看了一眼刘少奇，支支吾吾不肯说。
“他可能怕……”王光美看出王升平有顾虑。
刘少奇打断说：“你不要怕，白的就是白的，黑的就是黑的；不要黑白不分嘛！”
“缺点讲得讲不得？”
“请你来就是要请你讲一讲心里话嘛！我要你说实话，讲一讲实际情况。干革命嘛，就要有这么几条，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班房，还要不怕老婆离婚……你说心里话，食堂到底怎么样？”
刘少奇一番开导，让王升平打消了顾虑，打开了话匣子：“这大锅饭要是再吃下去，就要人死路绝，国破家亡。拿柘木冲食堂来说吧，开伙时一百一二十人，眼下呢，不到80，饿死了十多个，外流了十多个，活着的也大都是水肿。过去家家户户养猪、养鸡，入了食堂，没得吃，养不成。如今20户人家，只剩下集体的一头猪，叫鸣的鸡公子都没有。”
“食堂的情况，以前我也不太清楚，还认为有许多优越性。下来一看，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挑水啦，砍柴啦，炒菜啦，什么都由专人来干。一家一户，哪有专人来干这些的？看来农村办食堂没有什么优越性。你认为食堂不好，群众大都不愿意办下去，那你敢不敢回去宣布食堂停办呢？”
王升平犹豫了一下。刘少奇接着说：“你就说是省委工作组说的。刮‘五风’的错误，各级都有责任，中央和我也有责任。我回来是向乡亲们承认错误的。这个教训太深刻了。以后刻一块碑立在这里，或是写个大单子，用镜框框起来，子子孙孙传下去，要大家记住，再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
5月7日上午，刘少奇到首子冲祭扫母亲的坟墓。为革命、为民族的解放事业而背井离乡的游子，与母亲离别时还是一个血气方刚的革命者，现在却是一个历经沧桑的老人了。刘少奇忆起自己1925年被湖南军阀赵恒惕逮捕时，母亲跪在自己面前求恳他不要再干这种不要身家性命的事情，事母至孝的刘少奇在劝慰了母亲后，义无反顾地踏上了革命的征途。几十年过去了，刘少奇回到家乡，看到的只是一■黄土，母亲已然长眠地下。刘少奇伤感之余，觉得肩上的担子更加沉重了。
下午，刘少奇在炭子冲旧居的堂屋里，邀来农民、干部开了一个座谈会。
“田里工夫忙不忙？”刘少奇很关心农业生产情况。
“正在插秧。”几个农民回答。
“想耽误你们半天工夫，同你们谈谈。我来几天了，找几个熟人谈了一下，还没有找你们谈。今天谈谈。”刘少奇点燃一支烟，亲切地对乡亲们说，“将近四十年没有回过家了，我很想回来看看，回来了，看到乡亲们的生活很苦，我们工作做得不好。对你们不起。”刘少奇当着很多人的面，向乡亲们郑重道歉，心情沉重，“乡亲们说说看，社员的生活比1957年是好了还是差了呢？不是好，是更差了吧？更苦了？生活更困难？生产比以前是降低了！是这样，就承认这个现实。”
有几个人说：“生产是降低了，生活差了。”
“什么原因呢？为什么生产降低了，生活更苦了？”刘少奇向乡亲们诚恳地诉说自己的心里话。
“有人说是天不好，去年遭了旱灾。恐怕旱有一点影响，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工作中犯了错误，工作搞得不好。我问过几个人，门前塘里的水是不是干了？安湖塘的水是不是干了？他们都说还有半塘水，看来旱影响不是那么严重，我记得过去有两年遭灾，安湖塘和门前塘里的水都车干了。主要是这里的工作犯了错误。这是不是完全怪王升平？不能完全由他们负责，上边要负主要责任，县有一部分责任，省有一部分责任，中央有一部分责任。”
刘少奇说：“饿了一年饭，苦了一年，这个教训很深。”
“这次回来，看到这里工作搞成这个样子，中央有错误，要向你们承认错误，省委恐怕也有错误。人没有不犯错误的，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犯了错误不要紧，要紧的是认识自己的错误，改正错误。你们食堂散没有散？”
“散的多。”
“食堂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动力，不节省烧柴，这样的食堂要散。”刘少奇斩钉截铁地说。
乡亲们一听刘少奇支持自愿办食堂，支持没有优越性的食堂散，就很高兴地热烈讨论起来。
刘少奇说：“食堂一散，有些社员有困难，没有锅子，铲子，坛坛罐罐，社员回家做饭怎么办？赶快去搞这些东西。”
一散食堂就会遇到房屋问题，刘少奇指了指自己的旧居说：“还有这个房子，应退出来，纪念馆不办了，省委、县委都同意了。这个房子谁来住，欧风球、黄瑞生还有哪些人来住？有工作队主持同大队商量好，分几户到这里来住。我家的其他人不要来住。桌子、凳子、仓库、锅子、灶，一切东西都作为退赔，退给社员，只留下少数我母亲用过的几件，如纺车，都是旧的不能用了的。在这里至少可以住上10年，20年，等你们有了房子，房子比这个房子好了，你们愿意搬再搬。”
“分散食堂，是不是就分田到户？食堂是食堂，田是田，食堂可以分散，分田到户不行，还是集体生产。荒土是不是可以包产到户？”刘少奇问。
“包产到户要好。”
“收入要交一点给生产队，剩下的是你自己的，社员有了就好办。”
“为了大家的事情，可以到北京来，我出路费。成敬常、黄瑞生就来过。一个是请你们来，一个是为了大家的事，你们认为需要来，可以来。住房、吃饭我出钱，不要为办个人的私事来。”
谈完话，刘少奇就挨家挨户地串门，察看农民们的生活情况。
5月8日，刘少奇到炭子冲临时医院去看望正在治疗浮肿病的社员。接着，他又步行前往离炭子冲不远的赵家冲看望自己的大姐刘绍德。他一路走一路看，一路问，人越聚越多，众星捧月般地簇拥着刘少奇一行到了大姐刘绍德家。
外甥女鲁新秀听说舅舅到家里来了，赶忙跑回家，连声说：“舅舅，您们请坐，我去泡茶。”
“泡茶？你有那么多茶碗吗？”刘少奇有些纳闷。
“碗倒是有几个，就是没得饭吃。”鲁新秀心直口快。
“那你一天吃几两米？”
“我吃半斤，妈妈吃七两。”
“这是用的新秤，还是老秤？”刘少奇详细问。
“用的是十六两秤。我们这么大的人，舅舅，您看一顿饭吃二三两米怎么吃得饱？”
刘少奇沉思着，扭头问大姐：“姐姐！你一天吃多少，才能吃得饱哩？”
“那一天起码要十二三两米”，刘绍德在自己当国家主席的弟弟面前没有丝毫拘束，“老弟呀！你在中央做事，要给人家饭吃哟！”
“舅舅，我们所在的那个食堂，这两个月就死了11人，我父亲就是因为吃糠粑粑拉屎不出来憋死了的。”鲁新秀告诉刘少奇说。
“唉！我很对大家不起，中央对大家不起，我们工作中有错误啊！再也不能这么搞下去了。”刘少奇一连声地向大家道歉。
接着，刘少奇就在外甥女鲁新秀的带领下，看望了几家农民，掀开他们的盐罐罐、米坛坛，看看锅里都烧的什么饭，越看刘少奇的心情就越沉重……
11日，刘少奇就在湖南调查的情况，向毛泽东写信汇报。刘少奇在信中就农村社员的住房问题，退赔问题，巩固国家、集体和个人所有制问题，在一部分乡村中建立公安派出所和巡回法庭问题，机关干部、军官和职工在乡家属问题等，提出了具体的意见。
5月12日晚，刘少奇在宁乡县委会议室里听取中央工作组关于商业、手工业问题的汇报，这次汇报长达3个小时。
汇报中，宁乡县商业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经营管理漏洞很大，账目不清，甚至无账，同1957年相比，商业人员减少了l／3以上。刘少奇听到这里，感慨地说：“本来我们是会做生意的。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那样严重的封锁，都被我们打破了，保证了必需的供应。解放初期，财政经济那么困难，我们也终于使物价稳定下来。可是过去几年的轻率决定，把好的东西搞掉了，现在要好好总结经验教训。”
调查组汇报说：在农产品收购中，存在着强迫命令作风，群众反映异常强烈。当地商业部门向农民派购鸡蛋，有些农民不愿多卖，留一些自己吃，有的干部就说农民吃了鸡蛋就是吃了“社会主义”。
刘少奇很生气，说：“你说他吃了鸡蛋就是吃了‘社会主义’，于是他就连鸡也杀掉吃了，把‘共产主义’也吃掉了。所谓‘麻不落地，户不存麻，五寸必打，片麻必收’，这是不懂生产、不懂麻的人搞的。这些口号，是破坏性的口号。这是破坏生产。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实际上是割社会主义的肉。”
5月15日，刘少奇结束了44天的家乡调查，离开长沙回北京，因为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就要召开了。他带着一个多月来调查研究的实际情况，准备在这个会议上同其他领导人交换意见，并准备对国民经济的现状进行调整和恢复。
刘少奇这次回家乡调查，得到了很多的第一手材料。他觉得，情况是非常严重的，是到了非下决心、下大力气解决问题的时候了。
这次回家乡，是刘少奇参加革命后第一次回家乡，也是他最后一次回去。1962年七千人大会期间，宁乡县负责人到北京开会，向刘少奇转达了炭子冲农民的要求，要刘少奇回家乡再看一看，看一看那里的变化。
但是，这一愿望，刘少奇没能满足他们。直到逝世，刘少奇再也没能回去看一眼自己的故土。
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在同一时间作了详细的调查。
结论是：困难。严重困难。
下一步，就是怎样解决问题，走出困境。
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