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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的特点是融会贯通，把理学推到了极致。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朱熹在长沙访问了张栻，相与两月，从张栻所传的衡山胡（宏）学中得到了很多的启发。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编成《程氏遗书》；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又撰成《资治通鉴纲目》五十卷，对司马光重视史鉴的格物致知之学也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同年，朱熹纂集了《八朝名臣言行录》，第二年，阐释周敦颐的太极之说而成《太极图说解》等著。也就在这一年，朱熹在与吕祖谦的往复探讨中撰成《伊洛渊源录》，进而在两年后又共同编纂了《近思录》，把周敦颐、张载、二程四君子之说整理成文，标志着理学系统架构的完成。这一年朱熹四十五岁。
朱熹的哲学是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不过，它的核心却十分明了，最重要的一点是把“理”字发展到严密、精致和深邃的境界。他说：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有一个“理”，未有天地之前，也只有一个“理”，有此理，才有天地，才有流气发挥万物，所谓“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朱熹认为理与太极是同一的东西，理就是天之道理，此理摄万理，万理又归于此理，理依于气而行，化育流行，涵盖万物。从这一点出发，人之性也就是天赋之理，天理使人具仁义礼智之禀赋，而化气则使人有善恶刚柔之区分。因此天理人欲，不容并立，“修德之实，在乎去人欲，存天理”。
朱熹之学无疑是传统儒学的最高之致，他把人对自身修养的要求提到了一个崇高的地位。若非圣贤，即是禽兽，这是朱熹思想规定下的天理、人欲关系的必然产物。每个人都必须居敬穷理，“内无妄想，外无妄动”，方不失为立于天地之人，这既是朱熹对人性的定义，也是对政治和社会范畴里一切行为的规范。从这个方面来说，无论他本人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朱熹的思想都不失为一个伟大的典范，它把我们与禽兽和事物相区分，指示了一条走向终极目标的艰难而又崇高的道路。
但不幸的是，也正是这一点注定了朱熹哲学的荒谬。假如以天理来规定人，人之本身岂非毫无意义？如果照朱熹所说，天理与人欲是绝对的对立，那么造化育人本身就是一个错误，以天理的神圣，又何能容忍气之所化，再赋予人性之恶？当然，也许天理的本意是磨炼我们的意志，但理在气先，气化我成，以我们渺小的形而下又怎能与至高至极的形而上同归一途？朱熹指示的道路太艰难了，也许根本就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事情明显的是，如果做到了这些，人也就不是人而成为“天理”了。从另外一点上考虑，“天理”的标准在哪里？如果这个标准只不过是由圣贤来决定的话，那它还是一个历史的东西而绝非是一个纯粹的原则。朱熹哲学被后来的政治用作统治理论看来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它提供了一种使统治者的强迫手段成为可能的思想基础。
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四月，朱熹送吕祖谦返乡时，来到江西信州铅山的鹅湖寺。由于祖谦的撮合，朱熹与当地的两位人物陆九龄、陆九渊得以相会，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学术论争。
陆氏兄弟也是知名当时的思深之士，特别是比朱熹小九岁的陆九渊，刻苦向学，覃思精微，取孟子“放心”之说而发挥，主张以廓复人之本心为第一要务。九渊认为天之所以与我者不过此心，心皆具此理，因此心即天理，不待外求。所以一开始就与朱熹追求名分、讲究行为的观点有着重大的分歧。在赴会之前，两兄弟专门预先讲辩直至深夜，准备折服朱熹。
第一天双方不欢而散，原因是九渊一上来就抢了先手，直截了当地宣称自己的“易简工夫”要胜过朱熹的“支离事业”，这使得朱熹很不高兴。
但第二天朱熹在如何教人求学的问题上展开反击，他坚持认为只有居敬存心才能穷理致知，而致知问学又是涵养尊德的必要过程，二者不可偏废。他对陆九渊“先求本心，然后泛观博览”的教人方法很不以为然，认为过于简单。
九渊仍然也坚持己见，批评朱熹的方法过于支离。朱熹那些“正其衣冠，尊其瞻视”、“守口如瓶，防意如城”的所谓持敬工夫，在九渊看来当然是难以容忍，所以针对朱熹提出的“泛观为先”发出诘难道：
“尧舜之前，何书可读？！”
这话说得就近乎于强辩了，幸好下面的话为其兄九龄所止，否则两人的唇枪舌剑说不定就要闹出伤害感情的结果。
鹅湖之会虽然未能取得一致，但双方通过这场学术讨论多少还是有了一点融合。特别是九渊的哥哥九龄在思想上起了重大变化，自此以后幡然悔悟，转向著书讲学的求道方式，与朱熹取得了契同。朱熹虽然不能同意九渊的“求心”理论，但也对他的为人深表钦佩，一直希望两家能兼补所长，并且后来在某些方面也接受了九渊的理论。只有九渊终身未改其说，他甚至在后来公然宣称：“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把“心”的作用同样发挥到一个绝对的境地。九渊在学术上的从一不二，在某种角度上说也是使得自己的“心学”传人在后来与朱学一派发展成水火不容之势的原因之一。
朱、陆虽然分歧严重，但他们的大前提还是共同的，只不过是在具体的认识方法上存在着迥异的见解而已。真正与朱学既殊途又殊归的是陈亮的学说。
浙东婺州一带是南渡帝国的一个经济发达的地区，经济既能导致文化的昌盛，必然也影响着学术思想的内容。婺学有一个共同特色是主张经世致用，带有明显的事功色彩。南渡后最著名的学者先是唐仲友，后是吕祖谦，都无一例外地具有这样的特色。唐仲友与朱熹在学术上甚不相容，由此后来两人之间还发生了互相诉讼的事情；吕祖谦虽然也强调性命之学，对朱熹理学也有很大程度上的契合，但仍未放弃强调躬行实践的初衷，所以他既与张栻、朱熹私交极佳，又能与陆氏兄弟时相过从，同时也能与思想激进的婺州后进陈亮有着亲密的交往。这一切都反映出环境对学术思想所起的影响，确实是不容低估的。
但最能代表婺州事功特色的是陈亮的学说，他与吕祖谦的调和理论完全不同。陈亮从根子上反对性命之学，同时把致用的目标彻底地具林化，明确提出中兴复仇、致达王道霸业的目标。从来也没有人能够像他一样，将功利提到这样一个明确的高度。陈亮的哲学既是环境的影响，也是时势的反映，更是其坎坷境遇的产物。
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陈亮在家居十二年后入太学为诸生，这无疑又是叶衡帮助的结果。在这一年，陈亮于太学的一次试论中再度发表见解，以至于满学之士口语纷然，腾谤之言数月未已。第二年，陈亮再度上书孝宗畅言恢复，结果让锐意恢复的孝宗读后赫然震动，天子当即在朝会上传旨，要将陈亮所上书榜于朝堂，并欲召陈亮授以官职。
不幸的是，当朝宰臣中大多数人一下想不起来陈亮是谁，殿前独有一位叫曾觌的官员知道陈亮，主动提出前去宣召。这个偶然事件从某种程度上说改变了陈亮的一生。
曾觌这个人名声很臭，他早年以父荫补官，孝宗在藩邸时为内知客，因而在孝宗即位后为天子器重。曾觌与另一位经历相似的官员龙大渊恃宠娇纵，横行不法，在当时甚为正直之士所不齿。陈亮是何许人？以他的性格，甚至都不愿见到曾觌，如何又能在他的面前受诏接旨！所以陈亮在居处听到曾觌将到的消息后，立即翻墙而逃，给了曾觌一个绝妙的软钉子。曾觌当然十分怨恨，为此在朝间一力攻击陈亮。而一部分宰执怪罪陈亮出言不忌，也在天子面前谤沮不已。他们受命天子前去复考，陈亮的慷慨陈词尤使这些朝廷大员感到落落不合，遂使得授官之议被暂时搁置。
十天后，陈亮先后两次诣阙上书，反对坐守临安、偏安东南，并对献书数天后没有回应深表遗憾。在第二书中，陈亮把自己向汤思退等朝廷重臣的面进之言和盘托出，言下之意，对某些人的从中阻挠也表示了不满。陈亮的勇气和精神于此可见一斑。
第四部 拍遍栏干第7节 学神州毕竟，几番离合
孝宗仍然十分欣赏陈亮的切直，再度要授官陈亮。然而陈亮得知后不过是淡然一笑而已：
“我的目的是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岂是以此而博一官？”
陈亮当日便渡钱塘江而归。数罹祸患使陈亮愤懑难禁，归乡后常与同邑知己狂饮，以壶中之物洗浇胸中块垒，醉后拔剑起舞，少不了豪气干云，说出一些狂话来，有些人便把此事告到了刑部。刑部侍郎何澹在省试中黜其下第，陈亮对他曾有所不满而语出不逊，何澹便借此报复，又把他下到大理寺狱中，笞掠批杖以至体无完肤。幸亏天子依然有心袒护，否则这一次陈亮难免就要身遭不测。
出狱以后的陈亮再度归乡发愤读书，潜心思考，终于使自己的思想理论趋于成熟。淳熙九年（公元1182年）二月，陈亮出乡访问朱熹，两人在一起呆了十几天，彼此充分地交换了意见。此后的十年，他与朱熹书信往复，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这一次的争论虽然不像鹅湖之会那样面对面地进行，但它所涉及到的深度和广度，都无疑要超过鹅湖之辩许多。
一个基本问题始终贯穿在这场辩论中，这就是王霸和义利。陈亮认为，天理人欲不可分割，因此王道与霸业可以并用，义与利也可双行。无疑，这自然遭致朱熹的强烈反对。两人从三代以至汉唐，通过历史事实互为诘难，但谁也说服不了谁。在这个关键问题上，陈亮击到了朱学的要害，他的学说从根本上讲是针对当今的现实而发的，所以在“成人之道”的问题上，陈亮以“志在天下”反驳朱熹的“独善其身”，把自己的哲学发展成为天下生民计利的有为之论，当然比保守的朱熹高明得多。实际上，在陈亮的堂堂英气面前，朱熹根本就无力抵挡，他就像一个年长的禅师一样，故作高深地作着劝谕：
“奉告老兄，何必如此撺掇？闲汉在山里咬菜根，与人无相干涉，了却几卷残书，岂非一事？……名教中自有安身处。”
陈亮答道：“风不动则不入，蛇不动则不行，龙不动则不能变化，今之君子欲以安坐感动者，是真腐儒之谈！”
两相比照，优劣尽知。就连朱熹也不得不承认，陆九渊的近禅之学倒并不可忧，因为学者一旦无可摸索，自会弃去；惟有“浙学”专于功利，学者学之便可见效。他为之而感慨万端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