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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运动的爆发点是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群众的反帝国主义的爱国大示威游行。
1918年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方面的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在巴黎召开分赃的“和平会议”。中国当时算是“战胜国”之一，但在和会上要求取消日本在战时强迫加给中国的二十一条，却说不在和会讨论范围之内；倒是战时日本趁火打劫把德国在山东的各种特权夺去了，——巴黎和平条约有条文规定，都让给日本！这消息传到中国，人民愤激得了不得。段祺瑞卖国政府和其亲日派大员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不仅不反抗，实际是听从日本帝国主义的旨意行事。
“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份”。“而在‘五四’时期，英勇地出现于运动先头的则有数十万的学生”。
1919年4月底北京两万五千名学生向全国发出通电，要求收回青岛，号召全国人民在5月7日那天一致举行国耻纪念会，协力对外……
1919年5月4日北京五千名学生举行群众游行示威活动（我那天也参加了，那时候正在北京法文预备班学法文）。大家高呼“打倒卖国贼！”“拒绝和约签字！”“废止二十一条！”“誓死收回青岛！”“抵制日货！”等口号。群众把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也烧了，又把章宗祥痛打了一顿。段祺瑞卖国政府派出军警弹压，捕去32名学生。第二天全北京的学生总罢课，表示反抗。5月6日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
这一运动震动了全国各地。天津、上海、南京、武汉，以及两广、福建、山西、陕西、浙江、江西、湖南、四川、安徽和东北三省的学生都起来响应。他们都先后罢课，发通电、传单，作讲演宣传，查禁日货。全国人民都奔向反帝国主义的大潮流，大家要求组织，要求行动。
湖南人心非常激昂，张敬尧压迫无效。毛泽东同志自己写了一个字数不多、热情奋发、号召大家行动起来的传单，第一句是：“同胞们，起来！”用几个学校学生会的名义发出。新民学会的会员们积极活动。6月3日“湖南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了。当天发出争回青岛的宣言。长沙学生于这一天全体罢课。全省各地学生也陆续响应。
湖南学生联合会的主要负责人彭璜、柳直荀等都是毛主席的朋友，同志。毛泽东自己实际参加领导学联的工作和长沙以及全省的蓬蓬勃勃的革命运动。
学联这时主要的活动是：抵制日货、焚烧日货、爱国储金。
按照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办法和经验，7月中旬，成立了“湖南各界联合会”（它的基层组织为救国十人团，在一个多月之内这种十人团在长沙就达到四百多个）。
学联在暑假期间组织讲演团，演新戏。青年学生们不辞辛苦，日夜劳动，作各种爱国反日的宣传。
长沙的工人们也组织宣传队，和学生们共同行动。
湖南各县的学生和各界人民也都有同样的组织和活动。
全湖南省、全中国在这时候都动起来了。
毛泽东在师范学校求学时期的许多活动已经是革命的民主主义的了，现在更敏锐地和大踏步地立即卷入到这个反帝反封建运动——新民主主义运动的浪涛里去，并站在浪头——运动的前哨，成为运动的积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第一部分第3节 萧三回忆“五四”（3）
毛主席在他著的“新民主主义论”里面说：
“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五四运动所以具有这种性质，是在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已有进一步的发展，当时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眼见得俄、德、奥三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瓦解，英、法两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受伤，而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德、奥（匈牙利）、意三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因而发生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这一段话，精辟正确地说明了五四运动的性质、由来，它的意义、价值和作用。
五四运动发展到6月3日以后，更加高涨了，更加扩大、深入了。
根据记忆和许多史料的记载：6月3日北京的学生们举行全城沿街大讲演，政府下令逮捕了一千多人。
6月5日上海六七万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为北京学生声援。
南京、杭州、九江、天津、武汉、厦门、山东、安徽等地学生、工人、商人也起来响应。
唐山，长辛店的工人示威游行。
6日上海“工商学各界联合会”致电北京，要求惩办卖国贼。
北京政府不得已于6月9日下令罢免曹、陆、章三人，并答应不在巴黎和约上签字。6月28日在巴黎的中国代表果然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因此五四运动——正如毛主席说的——“发展到六三运动时，就不但是知识分子，而且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
作为这个反帝反封建运动的一种表现形式和起了推动作用的新文化运动，即“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的运动，普及于全国的各个角落。许多新的报纸、杂志、小册子、书，如雨后春笋一般地出版了。当时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纷纷发表文章，各抒己见。李大钊的政治学术论文，除上述两篇外，1919年5月又发表了“我之马克思主义观”。鲁迅于1918年5月发表“狂人日记”，1919年4月发表“孔乙己”，1921年12月发表“阿Q正传”等小说。郭沫若于1921年8月发表“女神”新诗集。那时刊物中较有分量的，有“每周评论”和“星期评论”，那是在大都市——北京、上海出版的，当时称为进步的言论机关。
为了开展湖南的革命运动，为了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巩固他们的革命热情，为了发表自己的政见，湖南学生联合会和毛泽东觉得，在长沙有出一个刊物的必要。
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的创刊号出世了。这是和“每周评论”一样的一个小型的四开四版的报纸。报头旁边写着“发行所湖南学生联合会”，说明这是学联的机关刊物。在报缝中登的“本报启事”里说：“本报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创刊宣言”就是主编毛泽东写的，用较大一号的字排印，几乎占整个第一版的篇幅。这篇文章的意思新颖，热情奔放。我还记得，在当时“世界革命”呼声和“人类解放”运动的影响之下，毛泽东曾写道：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
就用“民众的大联合”这个题目，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的第二期、第三期和第四期，接连发表了他写的三篇文章，详细论述人民必须联合、团结、组织起来以和有组织的统治压迫阶级对抗的极端重要性。他那时写道：
“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固然是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
毛主席凭他的最初步的马克思主义知识，特别是因为被俄罗斯十月革命胜利及当时匈、奥、捷克、德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所鼓舞，认为中国人民“也应起而仿效……进行我们的大联合”。
“湘江评论”除政论外，有西方和东方大事述评的文章，有关于国际、国内和湘江的杂评，有“新文艺”、“放言”等栏——一种随感录和小品文的形式（我那时从北京回到了长沙，也在“新文艺”栏里写过几则杂感）。刊物的内容是反帝、反封建、反军阀、反旧礼教，提倡民主，提倡科学，提倡劳动，提倡民众联合（团结、组织起来）。
“湘江评论”这刊物引起社会各方面的重视，销路很好。第一期印两千份，当天销完，又重印两千份。它大大地推动和加强了湖南全省——不仅湖南省——的学生青年运动，推动了湖南的——不仅湖南的——知识界、教育文化界，使他们走向进步，走向革命。它的影响非常的大，因为它不仅是提倡新文化、反对封建旧礼教等等的宣传者，而且是民众运动的组织者。在它的篇幅上经常讨论思想问题和社会上各种实际问题，并号召积极行动。
7月21日和“湘江评论”第二期出版的同时，又出了“临时增刊”第一号。28日出第三期。从第二期起每期印五千份。湖南各地以及武汉、广东的青年学生，一部分中小学教员及社会进步人士都争相购阅它。长沙的学生们自动地在街上销售，毛泽东自己也到街上去卖过。
这时候湖南各学校的学生都出版自己的周刊（其中之一名“女界钟”，毛泽东也为该刊写过文章）。站在领导地位的“湘江评论”发起组织一个“学生周刊联合会”。从此宣传的步调更加整齐了，宣传的效力更大了。短期内全省（不仅湖南省）学生青年、知识青年的思想，焕然一新，“湘江评论”是起了绝大的作用的。
但“湘江评论”出了第四期以后，被张敬尧查封了。他同时派出军警封了“湖南学生联合会”。
毛泽东同志和学联的工作人员搬到岳麓山湖南大学筹备处住下，继续从事革命的活动。
“湘江评论”被封后，毛泽东同志又被邀接着主编一个学校学生会出的周刊“新湖南”。他标明刊物的宗旨是：批评社会，改造思想，介绍学术，讨论问题。和“湘江评论”一样，这刊物的大部分文章是毛泽东同志写的。文章有“社会主义是什么？无政府主义是什么？”等等。
“新湖南”也被张敬尧封闭了。毛泽东同志此后就在长沙“大公报”等报纸上发表文章，正面或侧面地揭露统治者的黑暗和封建制度的不合理（如长沙发生一件被父母强迫嫁一有钱人的新娘在花轿以剃刀割颈自杀的事，毛泽东同志在报上写了九篇文章，评论此事，引起各报讨论，成为一次对封建制度的大进攻）。
从办“湘江评论”起，毛泽东同志在进行社会政治等实际组织活动的同时，从事着革命的新闻工作、政论工作和思想理论工作，这些工作都取得辉煌的成绩，在他初期革命活动史上占着重要的一页。
第一部分第4节 萧三回忆“五四”（4）
张敬尧在湖南的统治更加横暴、凶恶，剥削压迫愈加残酷，湖南人民的反抗就更加激烈。十多万北兵在湖南各县“清乡”，杀人、放火，掳丁、派夫、强奸妇女、抢劫牲畜、财物……使得人民叫苦连天，全省各阶层的人都痛恨“张毒”。
湖南的某些士绅阶级，政界名流，早就在省外——上海等地进行过反对张敬尧的活动，但是他们没有本省人民群众运动作基础，所以只起了点宣传的作用。
那时，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之下，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