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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关注着枣园动向的，当然要算蒋介石了。他给国民党派驻延安的联络参谋周励武、罗伯伦发去电报，要他们弄清毛泽东的意图。于是，周、罗求见毛泽东。毛泽东自然一眼便看穿他们的来意，答曰：“目前不准备去重庆。”周、罗迅即把来自枣园的第一手消息密报蒋介石。
重庆各界从报端得知蒋介石电邀毛泽东，毛泽东顿时成了“热点人物”。各方人士等都万分关注着延安枣园的动静。重庆各报发表各种文章，表明各种态度——其中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表达了对毛泽东的关心。
重庆《大公报》于二十二日发表社论《读蒋主席再致延安电》，说道：“抗战胜利了，但在胜利的欢欣中，人人都在悬注延安的态度……殷切盼望毛先生不吝此行，以商国家之大计。”重庆《新华日报》于二十二日发表社论《蒋介石先生哿电书后》，被国民党当局扣发，只得于翌日单页印行，随报附送。哿即电报二十日代日韵目。社论指出：
一句最平凡的真理：要团结先要民主。像目前这样一只手叉住了对方的咽喉，暗中拳打脚踢，而面孔上浮着奸笑来说“快来团结，快来团结”的做法，三岁的孩子也会知道不公平不合理和不可能团结得拢来的。
二十四日，重庆《新华日报》刊载读者莫一尘的来信：
有些报纸的言论，非常强调毛先生出来，好像只要他一出来，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可是，我要请问一下那些说空话的先生们：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在哪里？叶挺在哪里？廖承志在哪里？在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连合法的地位都没有，在特务横行、老百姓连半点人身自由都没有的情况下，叫毛先生怎样出来呢？
中国民主同盟此刻也发话了。这是由部分中间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组成的政治团体。最初成立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称“统一建国同志会”。一九四一年三月，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一九四四年九月，再度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以张澜为主席，左舜生为秘书长，章伯钧、罗隆基、沈钧儒、黄炎培、梁漱溟等为中央常委。
中国民主同盟成了国民党、中共之外的中国第三大党。一九四五年三月七日，联合国准备成立，周恩来在致国民党王世杰信中，建议中国代表团人选“必须包括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三方面的代表”。
中国民主同盟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发表《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我们要求执政的中国国民党，同时也要求有土地有人民也有武装的中国共产党，对我们的主张给以充分的考虑……我们承认国民党对抗战是尽了力的，同时我们承认共产党也尽了力……他们提出了十条主张，并以八个字来概括，即“民主统一，和平建国”。
八月二十一日，国民党《中央日报》编辑部在对形势进行分析时，总主笔陶希圣说：“我们明知共产党不会来渝谈判，我们要假戏真做，制造空气。”他又说：“即便共产党来，利用谈判拖一拖也好；共产党拒绝谈判，我们更有文章好做。”耐人寻味的是，胡适自称“闲人偶尔好事”，致电毛泽东：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十八年纠纷一朝解决。
美国合众社记者从重庆发出电讯，报道魏德曼的讲话：
美驻华陆军总司令魏德曼中将昨日（十六日）下午在一记者招待会上答复记者，如中共领袖朱德、毛泽东依照建议到达重庆，彼不敢担保彼等之安全。因此举纯系中国问题，但彼谓如中国政府要求给延安领袖之交通工具，则彼可以办得到云。
美国《纽约时报》发表社论，指出：
蒋主席邀请中国共产党领袖赴渝共商国是……自中国共产党过去情形视之，此次或将拒绝蒋主席之邀请，彼等并不愿参加合作。
《纽约时报》的社论，正合蒋介石的心意。于是，中央社迅即转译，作为电讯发出，许多中国报纸加以刊载。这等于用美国人的话，将了毛泽东一军！
莫斯科理所当然关注着延安的决策。虽说共产国际已经宣布解散，但斯大林仍不时通过苏军驻延安情报组，给毛泽东发来电报。斯大林先是给毛泽东发来了一份电报说：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要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这电文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不快。毛泽东说：“我就不信，人民为了翻身搞斗争，民族就会灭亡？”
紧接着斯大林又给毛泽东发来了电报，那口气依然是上级发给下级的：“中国应该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毛泽东应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寻求维持国内和平的协议；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
至于延安各界，当然也非常关切着毛泽东是否去重庆。他们大都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
第八部分：重庆谈判毛泽东决策亲赴重庆
虽说各方意见纷至沓来，中共毕竟已是独立的大党，能够独立自主地作出决策。抗战八年，中共得到了大发展：不仅党员猛增到一百二十多万，而且军队猛增到一百二十七万，另有民兵二百六十八万！须知，在八年前，蒋介石和周恩来谈判时，双方所“讨价还价”的中共军队数目不过在二三万之间！此时，中共所控制的解放区，已达一百零四万平方公里，人口达一亿二千五百五十万……在枣园的会议室里，八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讨论着如何对待蒋介石的邀请电。
毛泽东在会上说，现在的情况是，抗日战争的阶段已结束，进入和平建设阶段。
我们过去的口号是抗战、团结、进步，现在的新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和平是能得的。苏、英、美需要和平，人民需要和平，我们需要和平，国民党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摊子未摆好、兵力分散、内部矛盾。
毛泽东还说，蒋介石想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他所以可能采取暂时的和平，是由于上述诸条件。会议决定周恩来先去重庆。至于毛泽东是否去重庆，暂不作决定。用周恩来的话来说，他先去重庆打“侦察战”。国共双方谈得拢，毛泽东再去；谈不拢，毛泽东就不必去。不过，会议还是为毛泽东去重庆作了必要的人事安排：如果毛泽东去重庆，由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另外，决定增补陈云、彭真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宣言》。这一宣言提出了六条紧急措施。
这样，毛泽东于翌日发出了致蒋介石的第三封电报，全文如下：
特急，重庆
蒋介石先生勋鉴：
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毛泽东敬
文末的“敬”，为二十四日代日韵目。
毛泽东的三封电报，一封比一封向前迈进：第一封，要蒋介石先对朱德电报表态；第二封，只说派出周恩来；第三封，才表示“亟愿与先生会见”。不过，第三封电报的意思，仍是“模糊”的。看上去，仿佛毛泽东马上要去重庆，但细细琢磨，是分两步走的意思：周恩来先去，毛泽东后到。毛泽东是否去还是要看蒋介石跟周恩来谈得怎么样而定。正因为这样，重庆报纸发表毛泽东这一电文时，标题是这样的：《毛泽东电复蒋主席亟愿会见共商和平建国大计周恩来先行彼亦准备随之来渝》。
真正作出毛泽东赴重庆的决定，是在二十五日夜。那天，王若飞从重庆赶回延安。
在枣园会议室里，有中共中央“五大书记”加上新增的陈云、彭真两位后补书记在开会。
王若飞介绍了重庆各界的反应，书记们反复斟酌着。毛泽东分析了形势，认为他去重庆的话，有四个有利条件：一、我们的力量；二、全国的人心；三、蒋自己的困难；四、外国的干预。毛泽东作出了结论，“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这样，中共中央于翌日，发出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现在苏美英三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我党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中国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可能被挫折下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一一五三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一锤定音。毛泽东下定了赴重庆谈判的决心。他充分意识到去重庆的风险，排除一切冗务，找刘少奇密谈了一天一夜，吩咐一切。他作了最坏的打算。
据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的师哲回忆，刘少奇后来曾透露了毛泽东谈话的一些内容，内中有一句话，给人印象最深。毛泽东说：“须知蒋委员长只认得拳头，不认识礼让。”毛泽东的意思是，他到了重庆，如果蒋介石要动“拳头”，发动对延安的进攻，只有以“拳头”对“拳头”，他在重庆反而好说话。倘若“礼让”，他在重庆说起话来腰杆子就不硬了。毛泽东这话，和他过去所说的蒋介石“怕硬不怕软”是一个意思。
也就在二十六日中共中央给中国战区盟军参谋长魏德曼发去一封电报，要求美军派出专机前来延安，并请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随机一起前来。中共中央要美军派出专机，而不是要蒋介石派出专机，显然是考虑到毛泽东的安全。因为飞机失事之类的事故，是很难加以调查的。用美军的专机，又有美国驻华大使陪同，自然是要安全得多。
毛泽东向刘少奇面授机宜毕，二十七日下午美国一架草绿色的三引擎飞机，便降落在延安机场。那是赫尔利的专机。从机舱里走出来的，是身材高大、一身西服的赫尔利和一身戎装、戴着眼镜的国民党代表张治中，他们专程前来迎接毛泽东……
第八部分：重庆谈判毛泽东的八角帽换成了巴拿马盔式帽
二十八日，重庆各报以醒目大标题，公布了毛泽东即将来渝的消息：《赫尔利昨飞延安迎接毛泽东来渝蒋主席派张治中同行定今日中午返抵重庆》。
各报均载国民党中央社根据美国新闻处消息，发表赫尔利二十七日飞往延安时，在重庆机场的声明：“余现赴延安，曾获蒋主席同意与充分赞许，以及应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的邀请，余将陪同毛氏及其随员来渝。并在渝与蒋主席以及国民政府作直接商谈。余现赴延安，至感愉快，吾人曾不断作一年以上之努力，以协助国民政府消除内争之可能性。在此一争论上冲突之因素至夥，但吾人始终能获得双方之尊重与信赖，此实为吾人感觉愉快之来源。”这样，当二十八日重庆各报送达千千万万读者手中之后，毛泽东来渝成了山城街谈巷议的中心。
这时，在延安枣园，正准备出远门的毛泽东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