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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让岁月磨掉。另一个朋友说起人民大学校园里的露天电影场，周围都是坡顶的平房，上面堆满了孩子，一不留神就有掉下来的。当年看露天电影，什么时候到场，孩子之间也有不成文的讲究。我的同学梁丰告诉我，她们院放露天电影时，搬着板凳早去占地方的都是像她这样的小女孩以及她们的父母、祖父母辈，男孩尤其是大一点的男孩都得抻着点，快开演时，才晃晃悠悠地入场，否则被视为“跌份”。这和后来他们谈恋爱时的到场次序恰恰相反。
那时，露天电影带给孩子的，绝非仅仅是看一场电影的享受。如果预先知道，从一起床就觉得这天是个好日子，中午就开始巴望天黑；如果临时闻讯，就有喜从天降的感觉。盼到天黑骤降一场大雨（这是常有的事情），露天电影也跟着泡了汤，那就无异于兜头一闷棍。这些形容，绝无夸张的成分。如果一个孩子想让另一个孩子空欢喜一场，拿露天电影说事，屡试不爽。这是一段孩子之间用来骗来骗去的经典对话。
甲：晚上咱院演电影。
乙：啊！！（兴奋）几场？
甲：两场。
乙：（更兴奋）哪国的？
甲：一场中国的，一场外国的。
乙：什么名？
甲：夜战白桥（夜站白瞧）、英雄布拉姆（不拉幕）。
乙：你大爷！
最后一句，是上过无数回当的孩子明白自己再上一当之后的顺口答对。头一次上当时，则一般会问一句：“真的？”
电影院（或礼堂、露天电影场所）之于孩子，究竟意味着什么？有个朋友说：“小时候进电影院，就跟进了天堂似的。”可谓精辟。
看过N 遍的片子
北京孩子里，40年代末到50年代中前期出生的那几拨，是格外幸运的，因为他们差不多看遍了十七年里拍的引进的所有电影。我问过几个这些年龄段的孩子，他们印象较深的，是苏联片《侦察员的功勋》、《基洛夫》，法国片《三剑客》，国产片《海鹰》、《山间铃响马帮来》、《无名岛》这样的电影。自1964年起，开始有“批判电影”一说（不含50年代的《武训传》、《清宫秘史》），最初的靶子，是《北国江南》和《早春二月》。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中宣部的一份相关报告上批示：“不但在几个大城市放映，而且应在几十个至一百多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以后，陆续有其他影片挨批。到了“文革”前夕的1966 年5、6月，这类电影的内部放映进入高潮。
第二部分：三种精神食粮生活中的电影“含量”
以后的两年多，逢年过节，就有一批新片亮相。故事片里记忆所及的，有《枫树弯》、《创业》、《春苗》、《激战无名川》、《车轮滚滚》、《烽火少年》、《碧海红波》、《小将》、《阿勇》、《沙漠的春天》、《黄河少年》、《一副保险带》、《难忘的战斗》、《沸腾的群山》、《连心锁》、《第二个春天》、《牛角石》、《向阳院的故事》、《红雨》、《海霞》、《决裂》、《欢腾的小凉河》、《雷雨之前》、《战船台》等等。老电影《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平原游击队》和《年青的一代》，还被重拍了一次，北京孩子普遍觉得新片不如老片。1976年“十一”，是“文革”期间的最后一拨新电影上映，十部片子，有《芒果之歌》（长影）、《山花》（北影）、《锁龙湖》（上集）（长影）、《新风歌》（上影）、《青春似火》（北影）、《南海长城》（八一）、《江水滔滔》（上影）、《山村新人》（长影）、《寄托》（峨眉）、《山里红梅》（珠江）。这也是自1974年以来一次上映片数最多的一次。七天后，“四人帮”被粉碎，意味着“文化大革命 ”的终结。之前一些正在拍摄的片子，用一个当时的词说，未能“出笼”。一部以“反击右倾翻案风”为背景的电影《反击》，已经完成制作，由李文化导演，于洋、胡朋主演，后来当作内部批判片，演了一阵子。粉碎“四人帮”后，剧组主要成员都受审查，北影还成立了李文化专案组。后来，胡耀邦曾批示：“《反击》责任在领导，不要再纠缠个人。”
“文革”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国内虽没什么新片出品，但孩子可以看到不少有看头的进口片，像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阿尔巴尼亚电影《海岸风雷》、《地下游击队》、《广阔的地平线》、《创伤》、《脚印》、《宁死不屈》、《伏击战》、《第八个是铜像》、《小贝尼》、《平凡的岗位》，朝鲜电影《卖花姑娘》、《摘苹果的时候》、《南江村的妇女》、《鲜花盛开的村庄》、《金姬和银姬的命运》、《永生的战士》、《延丰湖》、《看不见的战线》、《原形毕露》、《仨妯娌》，越南电影《森林之火》、《回故乡之路》，罗马尼亚电影《多瑙河之波》、《沸腾的生活》、《爆炸》。70年代初，一些二战大片在内部上映，有《啊，海军》、《山本五十六》、《虎虎虎》、《军阀》、《中途岛之战》、《巴顿将军》、《日本海大海战》等等。
反复出入电影院，片子却很少“刷新”，就会有所总结。那时候，流行这样一个顺口溜：
阿尔巴尼亚电影是莫名其妙，
罗马尼亚电影是搂搂抱抱，
朝鲜电影是又哭又笑，
越南电影是飞机大炮，
中国电影是新闻简报。
这个形容直至70年代初，大体不离谱。《卖花姑娘》放映时，要带着手绢进电影院，它赚得了大量中国观众的眼泪，《卖花歌》也唱遍了全国。但孩子爱看的，起初还是悬念四伏的阿尔巴尼亚电影。后来朝鲜反特片《看不见的战线》、《原形毕露》被引入，立时抢了阿尔巴尼亚电影的风头。《看不见的战线》初映时，要看这个片子，不付出半天时间甚至半夜起来的代价去排队，是买不到票的。那时候，在孩子眼里，最“ 来劲”的电影有两类——打仗的和抓特务的。去看没看过的电影，先打听：“是打仗的吗？”
当年的孩子，都不是追星族，说起来也无“星”可追，他们“追”的是电影里的人物、情节和台词。王朔说：“除了生活中的活剧，对我们影响最大的就是电影了。”《侦察兵》上映时，我们院有个孩子刚从电影院出来就说：“我得再看四遍。”意思是要凑足了五遍。这句话显然不是冲着王心刚去的。导演英达说，《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他各看了五十多遍，加起来就是一百多遍。上大学时，有一次教学观摩《地雷战》，坐在旁边的一个同学一直走在电影情节的前边，一句跟着一句说台词。角色尚未开口，他先说出来，角色说上句，他接下句。上面罗列的那堆电影中的大部分片子，可以说，他们都看了不知多少遍，或者说，N遍。
生活中的电影“含量”
电影对那几茬孩子的生活乃至一生的影响；如今的电影导演冯小刚自身的体会是：
正是从小受到《半夜鸡叫》的熏陶，不知不觉在我的心里生根发芽，日后当我成为一名电影导演时，才会对喜剧情有独钟；才会充分地意识到想象力的重要性。
在我的记忆中，《半夜鸡叫》是我在礼堂里看过的最好的一部低成本的影片。毫无疑问，也是礼堂送给我的最好的礼物。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会那么喜欢王朔的小说？今天终于找到了答案。王朔与我同是五八年的狗，想必他也在他的礼堂里看过《半夜鸡叫》。少年时的他，看到地主学鸡叫，肯定也是乐得前仰后合。③
我就冯小刚的感觉问过几个“五八年”前后的，当年也在他们的礼堂看过《半夜鸡叫》的孩子，皆缺乏艺术细胞，上升不到他那样的高度。最高的评价是，这个电影是不朽的，五十年以后还会有观众，但喜剧价值有限。
这种影响看上去有点虚，更实际的例子是最近有个当年住车公庄新华印刷厂宿舍（和冯小刚成长的北京市委党校宿舍相距不远）的孩子被请到电视台聊电影，小时候看阿尔巴尼亚电影《第八个是铜像》，片头是一个雕塑游击队队员像的过程，这些镜头对这孩子的触动，竟是拿定主意长大了去当雕塑家。他还真实现了这个梦想，如今成了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的副教授。
第二部分：三种精神食粮看电影的故事（1）
冯小刚提到的王朔，在他写的小说《看上去很美》中，连回忆带反思带举例：
那时我们院操场天天放电影，集中放映苏联电影和批判电影，所谓批判电影就是“文革”前十七年拍的所有电影。我们不知道这些电影有什么值得批判的内容，只是如饥似渴地吸收那里面的人物性格和只言片语，就像学习自己的神话传统和古老方言。那使我们看上去似乎变得是一个拥有自己独特文化的部落，从电影起源，长出自己的根。那几乎、差点发展为一门可用于交际流利表达思想的外语，你要不懂，就没法跟我们相处。
当你站在一个高处，心情很好，打算抒抒情，你要说日语：兔子给给妈耶。或者：人民万岁。
当你想往下跳时，在空中要喊“瓦西里”，落地之后不管是躺着还是站着都要说一句：布哈林是叛徒。
困了，想睡觉，上了床，要对自己说：就这样，在地上，盖着别人的斗篷，睡着无产阶级的导师。
别人问你刚才说了什么，你要回答：好像是世界革命万岁。
别人看你，你要告诉他：看着我的眼睛，叛徒的眼睛。
要是有人热情地搂住你，你一定要说：面包没有，牛奶也没有。
那人就会说：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
称赞别人你必须竖起一个大拇指，瞪圆眼睛：高，实在是高。
想让别人信任，你只能说：皇军不抢粮食，不杀人，皇军是来建设王道乐土。
逼问一个人：在人民政府面前抵赖，没有用。
表示有路子：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都不要钱。
叫谁滚开：黑不溜秋靠边站。
叫谁站住：二曼，接枪。
把事情办砸了：这一下美国顾问团又要说我们无能了。
安慰朋友：不是我们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了。
变本加厉：别说抢包袱，还要抢人呢。④
这些日常生活的代用语，多出自《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等电影的台词，其实都非批判电影，只能说王朔遣辞欠严谨。台词成了潜台词，是电影融入孩子生活的一个重要体现。远不止这几句，甚至最流行的台词，王朔还没有提到。像“让列宁同志先走”（《列宁在1918》）、“我胡汉三又回来了”（《闪闪的红星》），至今还大有人在说。他如“墨索里尼，总是有理！ ”（《宁死不屈》）、“塞里姆，到了这种地步！”（《海岸风雷》）、“果然不出我之所料。”（《渡江侦察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