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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童年旧梦中，我沉沉地睡去了。没有多长时间，我又醒了过来。旁边的中年妇女絮絮叨叨的说着些废话，我也有一句，没一句的和好搭汕着。她一会儿对我说她有个儿子在读职业高中，后来又改口说她的独生女在当模特。我对她这种出尔反尔的把戏感到好笑，却不便当面揭穿，只好由她随口扯谎。我知道中年人对当知青的那段经历多半记忆忧新，所以我就和她扯起那段事来。她说她没有下乡插队，就在上海近郊的一个林场里度过了自己的青年时光。话题转到了近期，她居然动了真情，流下了眼泪。她是母亲的小女儿，老人已近八十岁了，据说是癌症什么的，一天要打一、二百元的针剂。尽管她讲她的母亲是因为自己是老人，觉得打这么贵的药续命是种浪费，而坚持不肯用药，但我从她声音异样中已经明白了一切。
真情绝对不是像她讲的什么她们的家境很好，几个子女也十分孝顺。孝顺和孝心估计是有的，可经济状况决定了她们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眼睁睁的望着老人家死去，所以她的心里充满了内疚。作为普通人我明白她的处境，所以当她讲到陪自己母亲爱上某家最有名的小吃店吃小笼包和烧麦，而母亲无法下咽，最后只和打包带回时，面对无语哽咽的她，我只得劝她想开点，说了些“人终有一死的，不必太伤心。老人家活动这样高寿，也会感谢你们的孝心了”之类的话。我好劝歹劝，总算让她止住了泪。
这时，她老公的电话响了，她摸出手机接听电话。她责怪自己老公怎么这么晚才打来电话，她老公说正在打麻将。全中国的人几乎都热爱这种无聊的游戏，下岗工人和高官一样对它兴越浓厚，乐此不疲。
常州停车时，居然还有些摩的接客。看着他们搬行礼，讲价钱，我不禁诧异这么晚怎么还会有人候客挣钱。看来生存的压力可以让人们暂时忘记生物规律。一个原籍张家港在汉打工的大学毕业生开始向剩余的乘客发软皮糖，我们都饿了，接糖后就剥开糖纸咀嚼起来。黑暗中，车继续向前行驶。卧铺车里已是一片狼藉，花生壳，香烟头什么的铺了一地，那位师兄与我有一句没一句的搭着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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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太累了，所以在倾听着那位师兄的考研打算时我昏昏欲睡。当车在张家港停下后，那位师兄向我道别时我才清醒过来。我连忙向他敬烟，他谢绝了我的好意，想必是他真的不会抽，而不是怕我把他麻翻后劫财什么的。
我躺到了那位张家港在哥的铺上，拉过两条棉被盖的身上。前面有位仁兄在用单放机放段子，讲的是位旅客尿急，深夜到站后跳下车径直向司机指点的厕所跑去，却怎么也找不到地方。误入车站招待所，而这儿又没有值班的，出于无奈他只好寻到垃圾堆，就地正法了。待一身轻松之后，才发觉有个地方，男男女女正鱼贯而入，原来此处正是WC。他不禁大呼：“唉！该死。”
车在常熟停下了，司机告诉大家这里是终点站，让大家下车。那位中年妇女不要紧，反正她本身买的就是到常熟的车票，可这害苦了一个买仪器的汉川人和我。我吓坏了，这虽是预料之中的纰漏，但真出现依旧让人心烦。我马上跑到司机面前，掏出车票和他论理。这个司机说他只是请来开车的，什么都不知道，让我有什么话对那个睡在铺上的家伙说。我叫醒他，让他为我安排转车的事，他先装糊涂，待我说老板早已答应了我时，他才松了口。但他让我自己买票，回来他们给钱。
我把箱子交给司机保管，又让汉川朋友帮忙照看一下，接着把车牌号又记了一次，才去买票了。售票厅很大，比武汉的车站还要气派，简直让人不敢相信这个县级行政区的车站。我买了张25元的豪华大巴车票，回来时那个家伙看时先是嫌贵了，但给钱时却给了我30元。汉川人的运气就不那么好了，尽管我一直在旁边帮腔，但到底他们不有退钱，而那个上海妇女早已不见了踪影。
第三十三章
当时还不到五点，而最早的车是六点半，所以尽管我们困得要命，却只得强撑着，没谁敢睡觉。到了快六点，我们都饿了，相互之间的聊天也越来越没劲头，于是我起身去买口香糖，岂料小店找了我好几枚假一元硬币。本来我对他们找我一把零钱就不太满意，又见他们居然用假币糊弄我，当然就要他们把假币给换了。面对讲普通话的我女老板不大乐意，可男老板见到如北方壮汉的我已面露愠色，怕等会儿真把这家黑店给砸了，只好忍痛换了钱。接着我招呼那位汉川仁兄去吃早饭。
包子很香，可我不敢多吃，怕待会儿肚痛，坐车或到上海后一时找不到方便场所，大为出丑。那个汉川人倒吃得挺香，面条、粥什么的大碗大碗往肚里灌。我的手机叫了起来，我明白时间不早了，就连忙招呼他。这小子还在喝粥呢！但见我催他，马上放下了碗。我们做了做准备工作，就一起去寻大巴了。检票口修得相当豪华，不愧为江浙的富裕之乡，银光闪闪的护栏，和电子装置衬得武汉的车站十分陈旧。这些设备，武汉不是没有，但都使用了好长时间，已变和灰蒙蒙的，可从另一方面来说，说明这些设备使用的更久，倒显得武汉到底是个大都市了。
上车后，我们开始欣赏影片，那个上海女人突然又在车门口探出了头，她问这车什么时候出发。售票的女人用常熟话回答马上走，她这次倒没划价，但却要求车停一会儿，让她把货搬上来。女售票员凭经验就知道这个女人肯定有不少东西，就说货要是多了可不行，要收超重费。上海女人气愤之下，说又不是没车子。突然她看见了我俩，欣喜的叫了起来，让我俩帮帮忙，我们只好不情愿的下车了。原来她要我们帮忙搬货，这个女人带动三个长、宽近两米，直径近半米的大包，我们帮她搬到了停车的地方。我考虑到衣冠须保持整洁，就和上海女人一样只用手提这玩艺儿，包挺沉，不知装些啥。汉川人没这么多顾虑，他弯下腰背起包就跑，那样子挺滑稽，个子不高的他活像过去战争片里偷粮食的鬼子兵。
等包一抬完，我就上了车，上海女人也没道声谢。
车上映的影碟出了问题，老板又换了部片子，这片子是台湾拍的催的眼泪的玩艺儿。讲的是水污染和苦命孩子的故事，那受人歧视的小孩最终溺水而亡了。连自来水都安不起和用不起的人家使用我们对台湾的富裕产生了怀疑，尽管这是讲70年代的事，可仍让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憾。我不喜欢看这类玩艺儿，因为我本身过得就不是很痛快，再看这种悲惨的影片不仅达不到娱乐的功效，反而会给我的思想增加负担。真到现在我想起这片子还难受，真不明白老板为什么会放这部片子，难道是因为这部电影便宜么？
路上车又停了几次，因为车没装满，老板就中途揽客。这就是客运公司与私家车的区别，一般客运公司的豪华车是不准中途带人的，但私人承包的就不管这些。有几个人大概是置了货，蛇皮袋里的鱼发出浓烈的腥气。前面座位的弹簧和调节装置也坏了，压迫着我的双腿，让我不能动弹，我只好用力往前推，可又推不动。
卧铺车上颠簸的厉害，我一直没有休息，加上那乏味悲伤的影片终于把我催眠了。待我再次睁开眼时，已到了上海，那个汉川人已经下车了。悲情影片也放到了结局，打出了序幕。车子进站了，还好它停在了市区。我快步迈出车站，拉住个警察问他到延安西路怎么走，可有公汽直达。他说还是坐的吧！公汽还得转车呢！我又问有地铁吗？他说地铁这段还没竣工吧！蓝色的的士在这条并不繁华的街道上来来往往，可我刚到上海，想能省就省，并不急着将口袋里不算太多的人民币为上海经济发展做贡献。
所以，我想走出这条街道再说，看看候车点的站牌上有没有直达延安西路的。走了一条街，问了几家开店铺的，他们都大摇其头。突然，我发觉前面就有个地铁站。我连忙跑进去，里面早已竣工了。那个警察纯粹是老外，莫不是个车站保安冒充的？不，只能用他歧视我们外地人，或对这一带太不熟悉来解释了。进了地铁站，我的心情有些激动，老实说，我是第一次坐这玩艺儿。买票时我问小姐到延安西路怎么走，售票员大概也是刚招的工，对上海不太熟悉，但她挺热心，帮我问了问那个年长点的。被问的那位也摇了摇头。我想：先不管它，到了市中心再说，还怕没有公汽到延安西路么！
没想到地铁的电梯坏了，我只好走上去。有个华东师范大学的老师向车站的工作人员投诉。当工作人员告之这是日本产品后，她们声讨了番小日本，转而又大赞德国货品质好。有个手拿小红旗的人注视着地铁轨道，当地铁呼啸而来时，他开始通知大家准备上车。人们鱼涌而入，刚刚打开的地铁车厢似乎会被这么多人撑破。两个拿着钢化杯的警察走了进来，他们闲聊着什么。我问他们这趟车是否可到延安西路，他们点点头，但等我问出版社的地址他们就黄了。
我只好自己盯着车上的地铁路线图，和我一起进来人民大多捞了个座位，而我却不得不站着。我想待座位上的人到站下车后歇歇，却一直没等到机会。当我走出站口时，看见两个小孩踢足球，我一面为这些无忧无虑而高兴，一边为自己怎样找到出版社而担心。这时一个学生模样的男孩走到我面前，他刚才一直站在我背后，他向我指明了如何去出版社，原来出站过人行天桥再左转就可以找到了。马路这边是双号，那边是单号，我高兴的向他道了谢，就直奔出版社去了。可到了出版社我才发觉楼拆了，真见鬼！
有个守门的老头问我找谁，我说了编辑部的名字。他说早搬走了，不过不远，他告诉我怎样走，怎样找那标志性建筑物。可惜他的普通话太不标准，我听不太明白。但我不知怎么竟稀里糊涂的点了头。走来走去，也没找到那幢大楼。于是我先找家旅馆住下，可问一问价钱都太贵。我只好先跑进澡堂子洗个澡，想待澡洗好了再想办法。
第三十四章
那该死的澡堂还没开始营业，我只好先等了半个小时，待澡堂刚一开始接客，我就进去洗个痛快，谁知洗到一半竟停了电。我只好咬牙切齿的摸黑走回自己的床位，好在我没带香皂，要不就掉的大了。好在很快来了电，我又去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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浑身清爽后，我问澡堂老板，这里的电话能不能打。我说：“我会付钱的。”当老板问清是市话后，就免费的让我打了个。不过这里洗一次收6块，比武汉的快贵一倍，再怎么着他也不亏本。当和编辑接通后，他让我马上过来，我问清了大厦的门牌号和名字特征。
再次去寻时，很快就找到了。原来我刚来时就从这里走过了，由于我过分拘泥于看门人不甚标准的普通话，而没对谐音和音近的招牌进行仔细搜索，以致于白白错过了。一个个子不高，但很精干的中年编辑在一楼接我。我们乘电梯上九楼他们的办公室时，那忙忙碌碌的人，和用木板隔起来的桌子让我产生了错觉。我觉得自己似乎到了一个大C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