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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凋天龙游记-第7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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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晋灭亡后,北方战乱频仍,民不聊生。五个少数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先后建立了十六个政权,史称“五胡十六国”。除前秦苻坚实现短暂统一外,北方长期处于割据混战状态。十六国时期,一些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受汉文化影响很深,尊崇儒学,重用汉族文人,重视文化教育。在他们统治区域内,儒家经书仍然是官学的主要内容。

    汉国开国君主刘渊,字元海,其远祖是匈奴冒顿单于,其父是魏武帝曹操所分匈奴五部的左部帅刘豹。他自幼接受了系统的汉文化教育,学习《毛诗》等儒经,文武全才,深得当时名士的推崇。《晋书…刘元海载记》载:“(刘元海)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于是遂学武事,妙绝于众,猿臂善射,膂力过人。……太原王浑虚襟友之,命子济拜焉。”其子刘和、刘宣、刘聪都接受了包括《诗经》在内的儒学教育。

    据《晋书…刘元海载记》,刘渊的儿子刘和“身长八尺,雄毅美姿仪,好学夙成,习《毛诗》、《左氏春秋》、《郑氏易》。”刘渊的另一个儿子刘宣“朴钝少言,好学修洁。师事乐安孙炎,沈精积思,不舍昼夜,好《毛诗》、《左氏传》。”

    汉国第二代国君刘聪是刘渊的第四子,自幼聪慧好学,汉化程度很高,武艺精强,文武俱佳。《晋书…刘聪载记》载:“刘聪……幼而聪悟好学,博士朱纪大奇之。年十四,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吴兵法》靡不诵之。工草隶,善属文,著述怀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十五习击刺,猿臂善射,弯弓三百斤,膂力骁捷,冠绝一时。”刘聪能写作百余首述怀诗、五十余篇赋颂,在当时是极其罕见的。

    刘聪的两个妃子刘娥、刘英熟读经书,才貌双全。《晋书…列女传》载:“刘聪妻刘氏,名娥,字丽华,伪太保殷女也。幼而聪慧,昼营女工,夜诵书籍,傅母恆止之,娥敦习弥厉。每与诸兄论经义,理趣超远,诸兄深以叹伏。性孝友,善风仪进止。……其姊英,字丽芳,亦聪敏涉学,而文词机辩,晓达政事,过于娥。”

    后赵开国君主石勒出身羯族,是受汉文化影响很深的杰出帝王。石勒采用了汉朝选官制和办学培养人才,下令各级官吏每年推荐贤良、方正、直言、秀异、至孝、廉清各一人,通过答策择用贤能。他还亲自到郡县接见文学之士,对有才能的给以奖励或任用。在其都城襄国设立太学、小学十余所,把将佐豪族子弟送入学校学习;选用太学生中前五名为著作郎。他还下令郡中集学子进郡立学校,并制定了考试三次学业修成的制度。《晋书…石勒载记》载:“勒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训十余小学于襄国四门,简将佐豪右子弟百余人以教之……勒亲临大小学,考诸学生经义,尤高者赏帛有差。勒雅好文学,虽在军旅,常令儒生读史书而听之,每以其意论古帝王善恶,朝贤儒士听者莫不归美焉。……勒巡行州诸郡,引见高年、孝悌、力田、文学之士,班赐谷帛有差。……命郡国立学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修成,显升台府。于是擢拜太学生五人为佐著作郎,录述时事。”他注意拢络重用有才识的文人,如张敬、张宾、程遐等,组成“君子营”,用张宾为谋主。《资治通鉴》卷八十九记载,他攻下幽州后立即重用名士裴宪、荀绰,说“吾不喜得幽州,喜得二子。”

    石勒的儿子石弘有很高的文学修养。《晋书…石勒载记》载:“弘字大雅,勒之第二子也。幼有孝行,以恭谦自守,受经于杜嘏,诵律于续咸。……虚襟爱士,好为文咏,其所亲昵,莫非儒素。”可惜,这位后赵的继承者生不逢时,22岁就因石虎篡位被杀。

    前燕王慕容皝崇尚儒学,重用汉族文士阳裕等人。《晋书…慕容皝载记》载:“(皝)赐其大臣子弟为官学生者号高门生,立东庠于旧宫,以行乡射之礼,每月临观,考试优劣。皝雅好文籍,勤于讲授,学徒甚盛,至千余人。亲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诫》十五篇,以教胄子。……皝亲临东庠考试学生,其经通秀异者,擢充近侍。”这位前燕王能亲自编写韵语蒙学教材《太上章》和《典诫》,其文学修养之高可见一斑。

    苻坚是我国历史上一位出身氐族的功业卓著的杰出帝王。据《晋书…苻坚载记》记载,他“八岁请师就家学”,接受了系统的儒学教育,博学多才。即帝位后禁止传播老庄学说和图谶之学,建立学校,尊崇儒学,重用汉族文士王猛、薛赞、权翼等人。他有深厚的文学修养,能与苻融、苻阳等大臣引用《诗》、《礼》、《书》等典籍对话,与群臣宴饮时常与群臣一起赋诗,能“歌劳止之诗”。《晋书…苻坚载记》载:“坚广修学官,召郡国学生通一经以上充之,公卿已下子孙并遣受业。其有学为通儒、才堪干事、清修廉直、孝悌力田者,皆旌表之。于是人思劝励,号称多士……坚亲临太学,考学生经义优劣,品而第之。问难五经,博士多不能对。……坚自是每月一临太学,诸生竞劝焉。……坚至自永昌,行饮至之礼,歌劳止之诗,以飨其群臣。……坚于是行礼于辟雍,祀先师孔子,其太子及公侯卿大夫士之元子,皆束修释奠焉。……复魏晋士籍,使役有常,闻诸非正道,典学一皆禁之。坚临太学,考学生经义,上第擢叙者八十三人。自永嘉之乱,庠序无闻,及坚之僭,颇留心儒学,王猛整齐风俗,政理称举,学校渐兴。……及王猛卒,坚置听讼观于未央之南。禁《老》、《庄》、图谶之学。中外四禁、二卫、四军长上将士,皆令修学。课后宫,置典学,立内司,以授于掖庭,选阉人及女隶有聪识者署博士以授经。”在他统治期间,不仅使混乱的北方获得统一,而且使衰落的儒学得到兴盛,极大地促进了民族大融合,在当时可谓一枝独秀。

    据《晋书…苻坚载记》记载,苻坚之弟苻融精通儒家典籍,“聪辩明慧,下笔成章,至于谈玄论道,虽道安无以出之。耳闻则诵,过目不忘,时人拟之王粲。尝著《浮图赋》,壮丽清赡,世咸珍之。”苻坚之侄苻朗学问渊博,颇有魏晋风度,“神气爽迈,幼怀远操,不屑时荣。……不得已起而就官。及为方伯,有若素士,耽玩经籍,手不释卷,每谈虚语玄,不觉日之将夕;登涉山水,不知老之将至。……临刑,志色自若,为诗曰:‘四大起何因?聚散无穷已。既过一生中,又入一死理。冥心乘和暢,未觉有终始。如何箕山夫,奄焉处东市!旷此百年期,远同嵇叔子。命也归自天,委化任冥纪。‘著《苻子》数十篇行于世”。

    刘聪能吟诗作赋,慕容皝著有韵语《太上章》,苻坚能“歌劳止之诗”,苻融著《浮图赋》,苻朗能临刑赋诗,可见在十六国中,以《诗经》为代表的诗歌教育也绵延不绝。

    正因为儒家典籍的传播和诗歌教育的延续,北方也出现了一些女才子,除刘娥、刘英外,还有宋氏、苏蕙等。《晋书…列女传》记载了她们的事迹:

    “韦逞母宋氏,不知何郡人也,家世以儒学称。宋氏幼丧母,其父躬自养之。及长,授以《周官》音义,……属天下丧乱,宋氏讽诵不辍。……逞时年小,宋氏昼则樵采,夜则教逞,然纺绩无废。……逞遂学成名立,仕苻坚为太常。坚尝幸其太学,问博士经典,……于是就宋氏家立讲堂,置生员百二十人,隔绛纱幔而受业,号宋氏为宣文君,赐侍婢十人。周官学复行于世,时称韦氏宋母焉。”

    “窦滔妻苏氏,始平人也,名蕙,字若兰,善属文。滔苻坚时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苏氏思之,织锦为回文旋图诗以赠滔。宛转循环以读之,词甚凄惋,凡八百四十字”。

    上述两位女子都是千古奇才。如宋氏一样,能主持官办讲堂教授学生,古往今来,这样的女子中能有几人?苏蕙的文学才能尤为卓异。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苏惠的《璇玑图》是我国古代唯一的一首巨型回文诗。整个十六国时期一百多年中,北方文学极为萧条,没有产生重要的作家作品,而这首《璇玑图》回文诗应当说是唯一的一朵奇葩。这首回文诗据说可以分解为两百余首诗词,问世后曾被诸多名家解读。唐朝武则天曾专门为苏惠与《璇玑图》撰写序文,宋代才女朱淑真也写有《璇玑图记》。这首诗魅力非凡,至今仍受到人们喜爱。

    第五节南朝时期的诗歌教育

    420年,宋武帝刘裕取代东晋。439年,鲜卑族建立的北魏政权统一了北方。南北方虽多次相互攻战却均无较大所获,因而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对峙时期。自东晋迄陈,江南五朝的政权实际是由士族和皇室共享的。南朝继续实行“九品中正制”,士族依然享有很大特权,并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宋、齐、梁、陈四朝由于统兵大将篡位导致政权频繁更替,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社会的不安定,但其破坏性较小,因此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仍然很迅速,为我国古代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南移进一步奠定了基础。

    经过魏晋进入南朝,文学进一步摆脱经学桎梏,文学的价值受到了社会上层的高度重视,文学已经成为社会上层一种必备的素养。南朝历代皇帝中,很有几位成就突出的文学家和理论家,如梁武帝萧衍、梁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等。许多皇亲国戚也以爱好文学、招纳文士而著称。来自最高统治阶层的喜好和提倡,有力地刺激了文学的繁荣,新的题材、新的形式、新的风格不断出现,文学的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在士族中,重视文学写作更是普遍的风气。晋室南渡后,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地位最为显赫。谢氏家族中有六人作品选入《文选》,王氏家族一门七代人人有集,为史传所未见。谢灵运凭借其特殊的社会地位、高度的文化修养和出众的文学才华,完成了从玄言诗到山水诗的演变,成为当时声名最盛的诗人。齐梁两代成为南朝文风最盛的一个时期。齐武帝永明年间,竟陵王萧子良网罗当时知名文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学集团,最著名的是“竟陵八友”,包括萧衍、沈约、谢朓、范云、任昉、王融等著名诗人。沈约和周颙提出“四声八病”之说,形成了“永明体”,古代诗歌自此开始走向格律化。谢朓等人积极参与永明诗体的创作,促进了从古体诗向格律诗的演变。梁武帝萧衍和萧统、萧纲、萧绎父子数人都爱好文学,都取得了一定的创作成就,进一步带动了文学的繁荣。萧纲、萧绎、刘勰等人对文学特性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为文学的繁荣奠定了理论基础。梁代以萧纲的文学集团为中心,由萧纲倡导而兴起的宫体文学,不但风靡梁、陈和隋代,而且在唐宋直至元明清的诗、词、曲中继续发挥着广泛的影响。钟嵘的《诗品》基本上摆脱了经学的藩篱,十分重视充沛的感情、华茂的辞采、典雅明朗的风格,对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南朝民歌中广泛运用的五言短诗,经过谢朓等诗人的改造,又演变为五言绝句体。梁代出现了七言诗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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