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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凋天龙游记-第7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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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汉桓帝时出现了秦嘉夫妇相互赠答的诗篇,其中透露出当时妇女接受诗歌教育的情况。夫妇以诗相赠,并能流传下来,都是此前从未有过的。秦嘉写了三首五言体《赠妇诗》据自序说:“嘉为郡上掾,其妻徐淑,寝瘳还家,不获面辞,赠诗云尔。”徐淑的《答秦嘉诗》曰:“妾身兮不令,婴疾兮来归。沉滞兮家门,历时兮不差。旷废兮侍觐,情敬兮有违。……”能写出这样的诗歌,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学修养,那是无法想象的。

    蔡琰(约177…?)字文姬,是东汉时期最杰出的女诗人。她是汉末著名文学家蔡邕的女儿,从小受到良好的艺术熏陶,在文学、音乐等各方面均有很高修养。《后汉书…列女传…董祀妻传》载其“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她一生遭遇坎坷,初嫁卫氏,夫死归宁,在战乱中被乱军掳走,流落南匈奴,后被曹操赎回。今传作品有三篇:五言和骚体《悲愤诗》各一篇,骚体《胡笳十八拍》一篇。五言《悲愤诗》是中国诗史上第一首自传体长篇叙事诗,记述了她从遭掳入胡直到被赎回国的经历,犹如一幅血泪绘成的历史画卷。这首诗结构严谨,剪裁精当,语言具有高度的表现力,足以代表当时五言诗的发展水平。

    从虞姬、戚夫人、班婕妤、刘细君、王昭君到徐淑、蔡琰,女子作诗在汉代似乎不是令人惊奇的事情。这些例子表明,在两汉时期,至少在中上层社会,女子能够接受良好的家塾教育,因而,她们才能写出文采灿烂、语言优美的诗赋作品。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中夸赞刘兰芝“十三能织素……十六诵诗书”,真实地反映了汉代诗歌教育的普及程度。

    东汉儒学和文学的发展,与教育的初步繁荣是密切相关的。作为西汉的延续,东汉继承了西汉的教育制度,但是学校规模更加庞大,受教育者更加广泛。东汉建武五年(公元29年),汉光武帝刘秀在洛阳兴建太学。汉明帝刘庄曾亲自到太学行礼讲经。顺帝永建元年(公元126年),对太学进行了重修和扩建。汉质帝时,洛阳太学生最多时达三万人。许多儒家学者的私学门徒在千人以上,如蔡弦学通《五经》,门徒常千人,著录弟子上万人。这进一步表明汉代文化教育的普及和士人阶层的壮大。

    以“五经”为主的儒家经典依然是官学和私学必学内容。因古代印刷业不发达,读书必须靠人工抄写,抄来抄去错误之处在所难免。由于学生来自各地,师承不同,所受经书难免章句有误,更有私行贿赂太学校书机构而增添经书文字的现象。因此,汉灵帝熹平四年,著名学者蔡邕、杨赐、马日磾等建议,将儒家经文刻制成石经,供学官们正定校勘,作为向太学生讲授的标准经本。后世称为“熹平石经”。熹平石经共刻《鲁诗》、《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仪礼》、《论语》等七经,凡六十四石,计200910字。从东汉熹平四年(175年)至光和六年(183年),历时九年才制作完成,立于洛阳太学门前。《后汉书…蔡邕列传》载:“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乃与五官中郎将堂谿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这部石经刻成后不久,董卓毁坏洛阳宫庙,太学荒废,石经屡遭破坏,至唐贞观初,几乎毁坏殆尽。《熹平石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典刻石。《熹平石经》与三国魏正始年间刻制的《正始石经》、唐文宗开成2年刻制的《开成石经》为我国古代著名的三大石经。

    郑玄(127—200)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人,是汉代成就最大的经学家,是汉代讲经注经的集大成者,号称“郑学”。他一生不曾为官,将毕生精力完全付诸经学研究和教育活动中。郑玄拜师求学时间之长在古代学者中是很罕见的。据《后汉书…郑玄传》,他少即好学,进入太学学习《韩诗》等儒家经书。后从师马融,专攻古文经学。三年学成之后,郑玄又游学近二十载,始归乡里聚徒讲学,弟子多至千人。他继承其师马融的学说,广采众言而又有自己的见解,在其经注中力求采纳各家之长。郑玄注释经书时摒弃了逐字逐句解说的章句形式,注释简明扼要,便于学习掌握。因此,郑玄的经学一时压倒了其他各家经说,很快得到社会的推崇,尤其是苦于浩繁章句之学和深严门户之见的儒生纷纷改宗郑学。

    郑玄学习《诗经》,起初是学《韩诗》,后来又师从马融学习《毛诗》,他认为《毛诗》比《韩诗》好,就以《毛诗》为底本作注,基本上舍弃了《韩诗》之说。郑玄在注释《诗经》时,不囿于门户之见,虽以《毛诗》作底本,但也往往采用今文经的齐、鲁、韩三家学说。他的《毛诗笺》、《毛诗谱》是后世学习《诗经》的重要教材。《世说新语…文学第四》载:“郑玄家奴婢皆读书。尝使一婢。不称旨,将挞之,方自陈说,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须臾,复有一婢来,问曰:‘胡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两个婢女的问和答分别引用了《诗经》里的句子,“胡为乎泥中”一句出自《诗经…邶风…式微》,“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出自《诗经…邶风…柏舟》。从这段记述可以看出,郑玄家里的婢女对《诗经》非常熟悉,能不假思索,随口而出,而且对答十分巧妙。其诗歌修养之高令学者惊叹,因此被作为风雅之事流传下来。郑玄开展诗歌教育的显著成效于此可见一斑。

    《后汉书》中记载了一些与诗歌教育有关的情况。如《后汉书…邓寇列传》载,邓禹“年十三,能诵诗,受业长安。”《后汉书…马援传…马严》载,马严之子马续“七岁能通《论语》,十三明《尚书》,十六治《诗》。”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上层社会的官宦子弟往往能受到良好的教育。邓禹“年十三能诵诗”、马续“十六治《诗》”就反映了汉代诗歌教育的成效。

    东汉时期的学者也采用韵文形式编写了新的蒙学识字教材,如班固的《十三章》、贾鲂的《滂喜篇》、蔡邕的《劝学篇》。班固的《十三章》每章60字,共780字。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记述说:“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苍颉》,又易《苍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复续扬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无复字,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历来都认为这句话中的“臣”是班固自称,他作的《十三章》应当是《训篡篇》的续写。贾鲂的《滂喜篇》被晋代学者与闾里书师的《仓颉篇》、扬雄的《训篡篇》合称为《三仓》。《三仓》以《仓颉篇》55章为上卷,《训篡篇》34章为中卷,《滂喜篇》34章为下卷,是我国最早的丛书,可惜已亡失。蔡邕的《劝学篇》多为四字句,内容侧重学习态度等思想教育。如“人无贵贱,道在则尊。”此书对后世影响较大,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较流行的童蒙教材。

    东汉时期,民谣十分盛行,往往反映了民众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后汉书…五行志一…谣条》载:“顺帝之末,京都童谣曰:‘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桓帝之初,天下童谣曰:‘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人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献帝践祚之初,京都童谣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这些歌谣往往尖锐地讽刺丑恶的社会现象,成为人民揭示社会本质、进行自我教育的有效手段。再如讽刺“举荐”制度的一首歌谣:“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抱朴子…审举》)东汉末年的黄巾军首领张角曾利用民谣来宣传民众:“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这首歌谣在当时民间广泛流传,成为他发动起义的口号。可见,歌谣的影响力十分强大,教育作用非常显著。

    第四节魏晋时期的诗歌教育

    东汉末年,许多军阀割据一方,长期混战,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公元196年,曹操奉汉献帝移都许昌,改元“建安”,挟天子以令诸侯,企图重建统一大业。曹操陆续消灭长江以北的军阀势力,基本实现了北方的统一。208年,在赤壁之战中曹操大败,被迫退守黄河流域,统一全国的设想没有实现。公元220年,曹丕废汉自立,国号魏。随后,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史称蜀;孙权在江东称王,国号吴。中国历史进入三国鼎立时期。

    曹丕之后,司马懿逐渐掌握魏国大权。263年,魏国灭亡蜀汉。266年,司马炎篡魏自立,建立晋朝,定都洛阳,史称西晋。280年,西晋灭掉吴国,实现了短时期的统一。由于皇族内乱,西晋国力很快衰竭。316年,内迁的匈奴人灭亡了西晋。第二年,西晋皇族司马睿重建晋朝,定都建康,史称东晋。420年,大将刘裕自立为帝,东晋结束。

    与历史上长期统一的王朝相比,虽然这个时期国家分裂和社会动乱显得很突出,但在分裂中有范围较大的局部统一,在动乱中有时间较长的间断安宁。中国传统的以农业和小手工业为主的自然经济在各个局部地区仍有较大发展。尤其是东南地区,到汉代为止还相当落后。由于北方战乱,北人纷纷南迁,为南方带来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经过六朝相继开发,逐渐成为经济富庶、文化发达的地区,中国经济文化的重心也已从黄河流域逐渐转移到江南地区,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魏晋时期,中国历史开始进入一个大动荡的时期。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政治中心,政治集团间相互倾轧斗争,南北方相互攻伐不断,社会生活动荡不安。经过汉末大乱,豪门士族成为具有很强独立性的社会力量,到魏晋时期,士族门阀制度进一步形成。曹魏实行“九品中正制”,承认豪门士族有政治上的特权,以换取他们的支持,形成士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两晋时期,士族地位进一步巩固。王、谢成为东晋时期最著名的大家族,人才辈出。民谣中有“王与马,共天下”一说。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就是对这个时期社会政治生活的真实写照。在思想领域,儒家独尊的地位被动摇,社会思想自由活跃,各种学说同时并兴,各种思想在相互冲击中不断交汇融合,形成“百家争鸣”以后我国历史上又一个思想解放、学术活跃的时代。曾经一统天下的儒学失去维系人心的作用而日益没落,而以老庄思想为核心形成的厌世无为、放纵不羁的玄学思想日益发展,佛教日益兴起,社会思想意识呈现多元状态。玄学始盛于曹魏末年,在两晋时成为社会上最为风行的学说。曹魏末年,由于政治环境的残酷,许多文人既无法忍受又难以公然反抗,纷纷宣称“越名教而任自然”,寄情药酒,行为放旷,毁弃礼法,以表示不满和不合作。这股思潮,其本质是强调个人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不愿把个人看作是社会的附属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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