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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凋天龙游记-第7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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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存定四极。诛乱除害,兴利致福。节事以时,诸产繁殖。黔首安宁,不用兵革。六亲相保,终无寇贼。驩欣奉教,尽知法式。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夡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之罘刻石》三句一韵,曰:“维二十九年,时在中春,阳和方起。皇帝东游,巡登之罘,临照于海。从臣嘉观,原念休烈,追诵本始。大圣作治,建定法度,显箸纲纪。外教诸侯,光施文惠,明以义理。六国回辟,贪戾无厌,虐杀不已。皇帝哀众,遂发讨师,奋扬武德。义诛信行,威燀旁达,莫不宾服。烹灭强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极。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大矣哉!宇县之中,承顺圣意。群臣诵功,请刻于石,表垂于常式。

    《东观刻石》三句一韵,曰:维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览省远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临朝阳。观望广丽,从臣咸念,原道至明。圣法初兴,清理疆内,外诛暴强。武威旁畅,振动四极,禽灭六王。阐并天下,甾害绝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经理宇内,视听不怠。作立大义,昭设备器,咸有章旗。职臣遵分,各知所行,事无嫌疑。黔首改化,远迩同度,临古绝尤。常职既定,后嗣循业,长承圣治。髃臣嘉德,祗诵圣烈,请刻之罘。”

    《碣石刻石》三句为韵,曰:“遂兴师旅,诛戮无道,为逆灭息。武殄暴逆,文复无罪,庶心咸服。惠论功劳,赏及牛马,恩肥土域。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泰平。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繇,天下咸抚。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髃臣诵烈,请刻此石,垂着仪矩。”

    《会稽刻石》三句为韵,曰:“皇帝休烈,平一宇内,德惠修长。三十有七年,亲巡天下,周览远方。遂登会稽,宣省习俗,黔首斋庄。髃臣诵功,本原事夡,追首高明。秦圣临国,始定刑名,显陈旧章。初平法式,审别职任,以立恒常。六王专倍,贪戾毝猛,率觽自强。暴虐恣行,负力而骄,数动甲兵。阴通闲使,以事合从,行为辟方。内饰诈谋,外来侵边,遂起祸殃。义威诛之,殄熄暴悖,乱贼灭亡。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皇帝并宇,兼听万事,远近毕清。运理髃物,考验事实,各载其名。贵贱并通,善否陈前,靡有隐情。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黔首修絜,人乐同则,嘉保太平。后敬奉法,常治无极,舆舟不倾。从臣诵烈,请刻此石,光垂休铭。”

    从总体上看,秦刻石文以浑朴为体,气魄雄伟,文字典雅,庄重凝炼,然各篇铭文又各具特色。《泰山刻石》其词庄严肃穆,其体精深硕大;《之罘刻石》、《东观刻石》、《碣石刻石》或颖锐,或收敛,变化多端,短小精悍。《琅邪台刻石》则铺张扬厉,囊括并吞之气,震荡于文字间。《会稽刻石》篇幅较长,全文清峻为体,前后对比鲜明,内容系赞颂秦德、指斥六国、明定法规、端正风俗,其中考验事实、称颂秦政所言尤详。刻石文的体制上承《雅》、《颂》及秦统一前的《石鼓文》,但又有所变化和创造,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颂赞体作品雍容华贵的风格。秦代碑刻文学堪称一代碑铭典范,直接影响了汉魏碑铭的发展。

    从形式上看,这些碑刻文字都采用了四言诗的形式,或两句一韵,或三句一韵,句式整齐一致,文字典雅凝炼,内容则都是为秦王朝歌功颂德,劝告百姓遵守法令,安享太平,充满了统治者居高临下、教化百姓的意味。这应当看作是诗歌教育的一种特殊形式。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三十六年,荧惑守心。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闻之,遣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因燔销其石。始皇不乐,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及行所游天下,传令乐人鸊弦之。”由此看来,秦始皇也并非不知道诗歌的教育传播作用,只是对学校诗歌教育重视不够而已。

    第二节西汉时期的诗歌教育

    秦王朝的暴政激起了人民的反抗,公元前207年,刘邦率军攻入咸阳,秦朝灭亡。经过4年的楚汉战争,刘邦战胜了项羽,建立汉朝,定都长安,史称西汉。

    西汉初年,统治者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提倡节俭,奖励农桑,减轻百姓负担,发展农业生产,出现了“文景之治”的太平景象。以强大的经济力量为后盾,汉武帝大力向外开拓疆土,控制西南,北击匈奴,沟通西域,不但扩大了国家的统治疆域,解除了长期以来北方游牧民族侵扰的威胁,而且大量引进外来文化,形成历史上第一次中外文化交流的热潮。西汉王朝以前所未有的恢宏气度出现在世界舞台。

    西汉王朝初期,多方面继承了秦朝的制度,但在刑法和文化控制方面,则采取比较简约宽松的政策,大规模收集文化典籍,并允许各家学说流行。诸王门下集聚许多宾客,常常批评皇帝,指责中央,对于维护中央集权十分不利。诸子百家的各派人物还十分活跃,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曾一度非常兴盛,但这显然不是最适合中央集权制度的学说。因此,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思想作为官方认可的统治思想,并专立“五经博士”,负责传授儒家经典,并在政治制度上把士人读经和仕宦密切结合,从而有效地遏止了百家争鸣、众说纷纭的现象。至此以后,儒家典籍被抬到“经”的地位,使儒家经学以外的百家之学失去了官学中的合法地位。而历代统治者运用经学治世,学校育才、朝廷取士都以经学为重要标准和基本内容,经学与古代教育从此紧密结合在一起。汉代儒学已经截然不同于先秦儒学。从根本意义上说,孔孟之道只是带有相当理想色彩和批评成分的学说。而董仲舒建立的新儒学则完全是一套官方统治思想,是一种以维护专制皇权为目的,融政治、宗教、伦理、刑法为一体的统治理论。

    西汉王朝的文化建设取得很大成就。先秦的各种典籍基本上都是经过汉代官方的整理而保存下来。《史记》这样宏伟的著作,也只有在汉武帝那样壮丽的时代才能产生。西汉前期的文学,一方面继承了先秦文学的旧传统,一方面又开创着汉代文学的新局面。由于西汉开国君臣多为楚人,所以楚辞和楚歌兴盛一时。楚辞孕育了汉赋,楚歌孕育了五言诗的雏形。汉武帝的即位,标志着西汉王朝极盛时代的到来,也标志着西汉文学高峰的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汉代是文学的价值开始受到初步重视的时代。汉武帝特别喜好辞赋,就将枚皋、司马相如、东方朔等人征召入宫。文人因文学才能被赏识而重用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因此,汉代出现了以文学为事业的文人群体。由于武帝的提倡,辞赋成为通行的文学样式,出现了司马相如这样杰出的作家和《子虚赋》、《上林赋》这样典型的汉代大赋。

    西汉在楚辞的基础上吸收先秦其它文学成分,形成了新型的文学体裁——赋。此后直到清末,尽管形式上发生过许多变化,如大赋、小赋、骈赋、律赋等,但赋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始终存在,其语言整饬华丽、注重铺陈的特点也贯穿始终。西汉后期,在辞赋创作中引用典故及古书中成语的风气开始盛行。如扬雄《逐贫赋》中,直接引用了“终贫且窭”、“翰飞戾天”、“陟彼高冈”、“泛彼柏舟”等《诗经》里的成句;崔篆的《慰志赋》在《诗经》等古代典籍中提取词语熔铸在自己的文句中。这种用典现象,以后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极重要和极普遍的特色。在辞赋的推动下,汉代还出现了各种四言韵文样式,如颂、赞、箴、铭、诔、碑铭、连珠、吊文、哀辞等,在后来大都属于流行的文体,产生了大量作品。

    诗歌在西汉有了新的发展。新兴的乐府诗开始显示出生命力,五言诗正在登上文学舞台,七言诗也开始萌芽。汉代乐府诗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诗歌继《诗经》、楚辞之后取得新的发展。汉武帝大规模扩充乐府机构,重视采纳来自民间和异域的“新声变曲”,有力地促进了音乐和文学的繁荣。“乐府”收集整理的民歌就叫乐府民歌,多同民间的音乐舞蹈相结合。《汉书…艺文志》列出西汉所采集的一百三十八首民歌所属地域,其范围遍及全国各地。汉代主要的歌曲形式是相和歌。它从最初的“一人唱、三人和”的清唱,渐次发展为有丝竹乐器伴奏的“相和大曲”,对隋唐时的歌舞大曲有重要影响。汉代在西北边疆兴起了鼓吹乐,以不同编制的吹管乐器和打击乐器构成多种鼓吹形式,如横吹、骑吹、黄门鼓吹等,或在马上演奏,或在行进中演奏,用于军乐礼仪、宫廷宴饮以及民间娱乐。“乐府”在这种民歌的基础上加工形成的民歌歌词被称为乐府诗,如《江南》、《铙歌十八曲》、《十五从军征》等,具有典型的“兴、观、群、怨”的作用。乐府后来又被引申为泛指各种入乐或不入乐的歌词,甚至一些戏曲也称为乐府。乐府诗的整理流传,极大地推动了诗歌教育的普及。

    楚人是推翻秦王朝的主要力量,因而也占据了西汉王朝的政治舞台,用楚地方言歌唱、用楚地音乐伴奏的楚歌也就成为社会上、特别是宫廷中最流行的歌谣。《诗经》作为古老的经典为士人普遍诵习,但除了韦孟的《讽谏诗》、《在邹诗》等呆板的四言诗外,四言诗体却逐渐退出文学舞台。而政治舞台上形形色色的风云人物,则以楚歌随意而活泼的形式、伤感而富于激情的调子咏唱着新王朝的新气象。

    秦朝灭亡后最早的楚歌,应是项羽的《垓下歌》。公元前202年,项羽被刘邦的各路大军围困于垓下,山穷水尽,走投无路,只好对着他心爱的美人虞姬慷慨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对项羽这位曾经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英雄来说,对个人的能力越保持骄傲和自信,就越感觉到在历史与命运的巨大压迫下个人的渺小和无能为力。这种感叹命运无常的悲观意识,在先秦诗歌中几乎是不存在的。而自《垓下歌》以后,汉代诗歌中充满了这样的感叹,并且在汉末魏晋间达到高潮。

    与《垓下歌》相呼应的,是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刘邦借着秦末农民战争的大风暴登上皇位,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出身于社会底层的最高统治者。刘邦是战胜了项羽的英雄,但他的《大风歌》却也贯穿着关于命运无常的感慨。《汉书…高帝纪》载刘邦当年曾“慷慨伤怀,泣数行下”,说明他的内心隐藏着深刻的悲哀。

    汉武帝刘彻写出了著名的《秋风辞》:“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本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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