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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周礼》记载，大司乐向国子传授“乐德”、“乐语”、“乐舞”。其中“乐”包括音乐、诗歌、舞蹈等内容。乐语之教包括“兴、道、讽、诵、言、语”，“讽”与“诵”主要讲的是诗歌教学，要求学生能背诵诗歌，创作诗歌。当时，朝廷和民间诗歌十分发达，其应用范围也很广泛。诸凡举行集会，如庆功祝贺等，都要演唱传统的或贵族们创作的诗歌。在这种场合能够吟诵诗歌，乃是具有文化修养的表现。因此，西周的诗歌教育主要是结合礼乐教育和射御教育而进行的。当时的习礼、习射、习舞、习乐和学艺等教育活动常常与诗歌教育结合在一起，难以分开。当时的诗歌教育强调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必须体现周王朝特定的政治伦理思想，满足上层社会的需要，因此，西周乐教是儒家“温柔敦厚”“诗教”的直接源头。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史籀篇》。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云：“《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据班固所云，可知该书属于识字教学读本一类。据说，其编排体例大概是按意义间的关系编排而成。它采用四言诗的形式，四字一句，两句一押韵，便于学童学习诵读。采用诗歌形式编写识字教材，是中国古代诗歌教育的一种特殊方式。《史籀篇》是我国有文字记载的第一部启蒙识字教材，为秦汉以后编写儿童字书提供了典范，是中国小学语文教材发展史的源头，对后世影响巨大。
学校教育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必然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在阶级社会里，学校教育具有强烈的阶级性。为了满足奴隶主阶级的需要，在西周时期，无论是京师四学和泮宫，还是庠序学校，都是培养贵胄子弟的地方，奴隶子弟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奴隶制国家的文学艺术和文化教育都为奴隶主阶级的官府垄断，即“学在官府”，根本不允许、也不可能出现私学。这种“学在官府”的垄断局面，到春秋时期才被打破，私学应运而生并逐渐繁盛起来，以《诗经》为代表的诗歌教育才能逐渐走向平民化、大众化。
第四节春秋时期的诗歌教育
周王朝因受到犬戎的压迫，至周平王时迁都洛邑（今洛阳市），史称东周。东周是奴隶制社会盛极而衰、封建制社会因素日益增长的历史时期。东周习惯上又分为两个阶段——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和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
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发生重大变革的一个历史阶段，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过渡时期。公元前770年，周幽王的太子姬宜臼在晋文侯、郑武公的帮助下于东都洛邑即天子位，是为周平王。自此，周天子的统治地位开始动摇，王命失去权威，相继出现“春秋五霸”，周王开始依附势力强大的诸侯。由于铁制农具和牛耕的推广使用，农业生产力获得极大提高，私田开垦数量不断增加，各国诸侯逐渐改变剥削方式，加速了封建制生产关系的形成。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上层建筑也发生了激剧的变化，中国社会又出现一些新的重要现象。在政治上，王权进一步衰落，诸侯相继争霸天下，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文化教育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此以前，学术文化完全是由官府掌握的。到了春秋中叶，出现了第一个由私人传授的学派，即孔子所创立的儒学。此后，各家各派竞相涌现，彻底打破了奴隶主垄断文化的格局，“官学衰落，私学兴起”，“士”这个新的社会阶层进一步崛起，出现了学术下移、百家争鸣和思想大解放的新局面，中国文化进入了第一个繁盛期。
由于“学在官府”的文化垄断特权被打破，周王朝的文人学者开始四处流散，因而形成了诸候养士的风气。士作为一个社会阶层，人数日益增多，地位不断提高。士不仅以自身的知识专长为统治者提供服务，在竞争剧烈的政治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而且也在相对独立的立场上，讨论哲学、政治、伦理、经济、军事、文艺等多方面的问题。各国诸侯和公卿大夫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争相养士。“得士者昌，失士者忘”（《吕氏春秋…赞能》）就是这种状况的写照。同时，养士风气又进一步促进了私学的发展。随着官学的衰落和私学的兴起，教育对象由少数贵族扩大到平民，学校教育的社会基础更加广阔。
周王朝的典籍也开始大量流失，各种典籍鱼目混杂，给人们阅读研究造成了困难。孔子作为有责任心的教育家，自觉地承担了修订典籍的任务。《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不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于衽席，故曰：‘《关睢》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孔子修订整理过的典籍有：《诗》、《书》、《礼》、《乐》、《周易》、《春秋》。其中《诗》是一部文学教材，《书》是一部政事教材，《乐》是音乐教材，《春秋》是历史教材。经过孔子修订的六部典籍，自然也就融入了孔子的思想。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中，最早的有意识地开展诗歌教育的学者是孔子，他以自己的睿智认识到诗歌的多种作用，提出了诗歌教育的内容与方法，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诗歌教育理论。西汉“独尊儒术”以后，这些典籍自然也就成了封建社会的经典教材，《诗经》就成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诗歌教材。
春秋时期，四言诗已经十分成熟，作诗言诗蔚然成风，举凡庙堂祭祀、外交应对、亲朋酬答，都离不开诗歌的创作和应用——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出现就是明证，其中的一部分诗篇便是这个时期的作品。诗歌的初步繁荣，为当时开展诗歌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教材。当时，南北方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北方的主要文化典籍，如《诗》、《书》、《礼》、《乐》等，也已成为楚国贵族诵习的对象。《左传》就有记述楚人赋诵或引用《诗经》的多个例子。由此可见，春秋末期的诗歌教育在楚国上层社会是相当普及的。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西周初期（公元前十一世纪）至春秋中叶（公元前六世纪）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小雅》中另有六篇“笙诗”，有目无辞，不计在内），最初称《诗》，汉代儒者奉为经典，此后才称《诗经》。《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风》、《啵纭贰ⅰ段婪纭贰ⅰ锻醴纭贰ⅰ吨７纭贰ⅰ镀敕纭贰ⅰ段悍纭贰ⅰ短品纭贰ⅰ肚胤纭贰ⅰ冻路纭贰ⅰ惰矸纭贰ⅰ恫芊纭贰ⅰ夺俜纭罚彩濉豆纭罚话倭弧堆拧钒ā洞笱拧啡黄缎⊙拧菲呤钠弧端獭钒ā吨芩獭啡黄渡趟獭肺迤堵乘獭匪钠Ｕ庑┦推湓吹男灾识裕际歉枨母璐省！赌印稀匪担骸八淌伲沂伲枋伲枋佟！币馕健妒啡倨伤杏健⒂美制餮葑唷⒏璩槲琛！妒芳恰鬃邮兰摇酚炙担骸叭傥迤鬃咏韵腋柚郧蠛仙亍⑽洹⒀拧⑺讨簟！闭庑┘鞘鏊得鞯笔薄妒酚胍衾趾臀璧傅墓叵凳置芮小！斗纭贰ⅰ堆拧贰ⅰ端獭啡糠值幕郑褪且谰菀衾值牟煌！斗纭肥窍喽杂凇巴蹒堋倍源械胤缴实囊衾郑濉豆纭肪褪鞘甯龅胤降耐练绺枰ァ３吨苣稀贰ⅰ墩倌稀凡诮⒑阂淮猓诨坪恿饔颉Ｑ攀恰巴蹒堋敝郑庞小罢钡囊馑迹笔卑淹蹒苤挚醋魇钦浞兜囊衾帧！洞笱拧贰ⅰ缎⊙拧分郑笤计湟衾痔氐愫陀τ贸『隙加行┣稹！端獭肥亲庞糜谧诿砑漓氲囊衾帧！睹颉匪担骸八陶呙朗⒌轮稳荩云涑晒Ω嬗谏衩髡咭病！闭饩褪撬痰暮搴陀猛尽�
《诗经》的作者成分很复杂，产生的地域也很广。除了周王朝乐官制作的乐歌和公卿列士进献的乐歌，还有许多原来流传于民间的歌谣。周王朝建立了采风制度，派专门的采诗人到民间搜集歌谣，以了解政治和风俗的盛衰利弊。其中一些民歌可能是由各国乐师搜集整理的——乐师是掌管音乐的官员和专家，他们以唱诗作曲为职业，搜集歌谣是为了丰富他们的唱词和乐调，各诸侯国将采集的民歌献给天子，于是这些民间歌谣都汇集到朝廷里了。各个时代从各个地区搜集来的乐歌，一般认为是保存在周王室的乐官太师那里的。他们显然对那些面貌互异的作品进行过加工整理，有所淘汰，有所修改。所以现存的《诗经》，语言形式基本上都是四言体，用韵规律大体一致。古代交通不便，语言互异，各时代、各地区的歌谣，倘非经过加工整理，不可能出现上述情况。
《诗经》中最优秀的部分是“国风”。《国风》中有数量较多的用于政治批评和道德批评的诗。这些诗有些是针对特定的人物事件的，有的则带有普遍意义。总体上说，这些诗较多反映了社会中下层民众对上层统治者的不满。如《伐檀》：“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兀猓勘司淤猓凰夭唾猓 闭馐资郧昂芏嗳硕冀馐臀投叨园髡卟焕投瘛⒆砥涑傻脑鹞剩饪峙虏惶锨槔怼Ｔ凇妒返氖贝缁岬囊话闳鲜妒恰熬永托模∪死土Α保ā蹲蟠罚庵止鄣忝运常炀匾澹谖镏噬稀⒕裆隙际艿窖现嘏鄣呐ッ遣豢赡芊穸ㄕ庖坏笔鄙缁峁系脑颉＜词褂姓庵挚赡埽庋氖膊豢赡鼙恢詈詈椭芡醭睦止俨赡桑晌笞遄拥苋粘Ｋ杏窖暗亩韵蟆！睹颉方獯耸健按烫耙病Ｔ谖惶氨桑薰Χ陈弧保Ω檬钦返摹Ｒ簿褪撬担嘶故谴由缁峁系脑虺龇ⅲ衔熬印本悠湮坏蹦逼涫拢拔薰Χ陈弧本统闪宋蕹艿摹八夭汀薄壮苑埂Ｊ率瞪希熬印泵鞘凰夭驮诘笔币丫瞧毡榈南窒蟆Ｄ┚洹氨司淤猓凰夭唾狻笔欠泶痰谋史ā�
《硕鼠》也是相当深刻的政治讽刺诗。诗中把统治者比作贪得无厌的大老鼠，感到忍受不了这些家伙的沉重欺压，想要逃到一块“乐土”中去。从诗中“无食我黍”等句来看，作者是拥有自己的土地财产的，其身份可能是下层贵族或平民。这种反对过度剥削的意见，也是明智的统治者所愿意认可并认为值得警戒的。
在《国风》中，最集中的是关于恋爱和婚姻的诗。在《诗经》时代，在某些地域，对男女交往的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