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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谁作了报告，问题讨论得如何，这个“最近几天”是什么时候，读者只能去猜测。官僚主义离开秘密是不行的；要知道这是官僚主义的最重要的基础之一。
是的，斯大林是不需要党的代表大会的，然而没有代表大会，斯大林也不想在党的领导方面进行大的变动。他知道，代表大会将会根据他的脚本进行，并完全按照陈规通过他的决定。事情已到了这种程度，人们的良心早被赶到偏僻的荒野去了。我再说一遍，党成了他的一个团体。但是，斯大林深信自己的精神不死，决定给继承人留些长期反复咀嚼的材料——《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他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匆忙出版的新的两卷“本人的”著作。看来，日益衰老和病魔缠身的“领袖”想同时为除掉他的许多多年的战友打好基础，因为他们知道得太多了，在代表大会后可以成为合适的“替罪羊”。
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为斯大林的政治肖像和他的“遗产”的评定提供的新东西不多。但同时却不乏有趣的材料。马林科夫在１９５２年８至９月期间曾几次向斯大林汇报了代表大会的准备情况：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总结报告的内容，代表大会关于第五个五年计划的指示，以及其他文件和发言。斯大林翻看了一下政治局委员的发言草稿，但它们很少使斯大林感到兴趣。大家竞相搜寻新的修饰语、“领袖”的功勋、美德、才能。斯大林没有作书面批语，而是在接见奴颜婢膝的马林科夫时简短地讲了几点意见，它们听起来就像无可争辩的指示。他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讲话上。按照他的提纲，苏斯洛夫带领一个人数不多的班子准备了几个讲话方案。斯大林亲自对讲话作了最后的精细加工。
在代表大会开幕前的几天里，斯大林就确定代表大会在晚上７时开。他让党的最高集会服从自己的作息制度。代表大会主席团人数不多，但是出现了新现象：所有成员都集中坐在主席团桌子的左侧，斯大林一人独坐在右侧。身旁身后都无一人。“伟大的领袖”甚至不愿意和党的一些最高领导人混坐在一起。当代表们的发言无休无止地提到他的名字时，就被无数次的热烈欢呼、起立、有节奏的喊声所打断。斯大林注视着似乎都是些正常人的过分狂热的情绪，看到他们都目不转睛地望着他，双眼充满忠诚、热爱和真诚的毕恭毕敬的神情。“领袖”由于听那些滔滔不绝的、用心良苦的过誉之词而感到了疲倦，在大会休息时就离开了，并且好久没有露面。他好像只是在开幕和闭幕之日出席了全部会议。有两三天根本不露一面。我想当时问题不在健康方面。斯大林对这些没有斗争、没有疑难、没有什么不清楚之处的集会早已不感兴趣了。但别的他又不想要。代表大会对他来说只是镶在他的独裁政权上的“民主”花边。而且这时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活着的很少了。需要补充中央委员会的组成人员。要知道，有时不得不按照陈规办一点事情整个代表大会同大家为斯大林是否讲话感到焦虑的心情比起来简直算不了什么，这就是“领袖”在集团中的作用。
在社会意识中，斯大林早已成了一个活神仙——人世间一切仁慈的智慧和预见的集中体现。普遍受蒙骗的状况是那么严重，斯大林的任何普普通通的一句话、一个主意、一种思想都被不自觉地赋予了充满特殊、独创、无与伦比的思想的形式。人们已经看不到，他们几乎是在把一些普通的老生常谈以及常常是同现实生活结合得不好的简单论点当作上帝的启示一样接受下来。
在代表大会最后一天之前，代表们对“领袖”是否会向他们说点什么这一点心中无数。在闭幕会上，当大家看到斯大林从主席团桌旁站起来，沿地毯铺的小道走向讲台时，整个大厅都站起来向他长时间地欢呼。斯大林再次出现在他们面前，不着军装而是一身“党”服，只佩戴一枚英雄勋章，他善于在人们意识中保持一位“谦逊”领袖的形象。他的讲话简短。打断讲话的掌声大概占去了更长的时间。斯大林没有一句话（！）谈到国内和党内的事情，然而指出了，现在随着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即他说的新的“突击队”的建立，我们的“党进行斗争是比较容易了，而且工作进行得也比较愉快了”。
第三部第十一章 斯大林的遗产（2）
斯大林向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团提出了两个十分可疑的口号。这两个口号的根据是，在资本主义世界，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民族独立和主权的旗帜似乎被抛弃了。他号召共产主义的和民主的政党“举起”这些旗帜。斯大林像在旧日“共产国际的”２０年代一样，又对“资本统治的国家中的兄弟党的胜利”表现出坚定的信念級紦矠。斯大林的单维的思维似乎停滞了。没有一点新东西。难怪在代表大会结束以后，很快就在当月《真理报》上出现了题为《社会党叛徒在米兰聚会》的论社会党国际例行代表大会的文章。什么“头目”、“奸细”、“罪犯”、“叛徒”——这就是文章的用语。在共产主义运动、劳动群众争取自身社会权利的斗争以及整个国际关系方面，斯大林遗产的特点是极端的保守主义和不理解进行根本转变的必要性。斯大林在自己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上，只是对共产党人的显然落后于世界已开始发生变化的陈旧传统立场作了更加明确的肯定罢了。
我同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几位代表交谈过，最富有洞察力的人当时觉察到，斯大林已经在明确地考虑他死后的事，例如他的遗产如何使用的问题。我认为，这正好说明他为什么在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上作了异乎寻常的长篇讲话。在辛辣的言语中带有责备的口气，他好像是表达了以下的疑虑：他的战友们能继续执行既定方针吗？能在内部困难和帝国主义面前不投降吗？能在新的考验面前表现出勇气和坚定吗？
今天我们知道，斯大林在自己最后的公开谈话中责备了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好像是在暗示，在他的“老近卫军”中不是所有的人都值得信任的。斯大林就是害怕他的主要“遗产”——强大的、阴森的、长久不变而且定了型的国家会落入不可靠的人们手中“领袖”明白，他的名字、事业和思想只有在他所建立的体制范围内才能保存下去。任何别的体制将会否定他的主张。极权国家实际上是独裁者在整个漫长岁月里创建的，是按斯大林硬性规定的方法行使职能的，这就是：高度集中化，实行独裁的民主环境，以强迫手段作为发展的主要因素。斯大林直到他死以前一直认为，要保证这种国家的物质基础，就必须保证生产资料的生产优先增长和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
斯大林“遗产”的首要成分是人们的不自由。是的，先前的“资本主义”概念上的剥削不存在了，人们在自己的贫困方面和高度依附于机构方面基本上是一样的，他们都有了“忘我劳动”的机会。当十月革命积蓄的巨大力量尚未开始枯竭的时候，苏联人常常在工业、农业、科学和文化方面取得优异的成就。但是，随着禁止、限制和强制等一套精心设计的办法的日益广泛运用，在人们的意识中就产生了社会被动性、漠不关心和因循守旧的心理。大量使用强迫劳动和放逐，对社会思想实行普遍监督，对任何一点点异己思想的表现进行不断惩治的威胁——用这些办法来“美化”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的不自由成了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人们当然不但不能谈论自由，而且连想一下也是危险的。
在斯大林的“遗产”中，党占有特殊的位置，但党不是我们今天概念上的党，而是一个庞大的意识形态团体的同义语。斯大林到死都喜欢说：“我们布尔什维克”，“没有布尔什维克攻不克的堡垒”，“布尔什维克是具有特殊性格的人”几代人都是在对斯大林及其思想的崇拜中成长起来的。在世界观方面，一个居于中心位置的观点大概就是被斯大林歪曲理解的阶级观点。显然，马克思主义者总是把阶级观点绝对化，把一切社会现象都纳入一个死板的公式之中，作为这个公式基础的是如下一个定理，即：阶级斗争是发展的主要动力。人道主义的观念、全人类价值的观念和道德的观念本身被宣布为异端的、资产阶级的观念，好像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对立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实质连一句也不能提。对党员来说，阶级意识就是对所有异己的和一切不符合自己意见的人和事采取强硬的不调和态度。阶级观点和对立面的斗争的绝对化，为强硬、暴力、不容忍作辩护。阶级观点把斗争提到首位，而妥协、共处、一致和合作则成了次要的东西。这在对外政治事务中导致了对抗，而在国内则为暴力、恐怖辩解。各阶级之间实际存在的矛盾的绝对化成了政治思想战的通用理论。
斯大林经常称为“军队”的党的团体逐渐变成了分支林立、无所不包的权力机构。斯大林留下来的党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列宁的特点。顺从而自动地保持一致，只能有一种意见、一个思想，使曾经是列宁的革命党的党员变成了一群执行者。斯大林的“创作”印记在这里如同其他领域一样清晰可见。因此，不能不承认，不仅斯大林和他周围的人要为斯大林主义承担责任，而且党也要承担责任。
最后，如果在分析斯大林的遗物时不考虑独裁者为惩办机关安排的角色和位置，我们就看不到斯大林“遗产”的全貌。经过斯大林的筛选，在这些机关占据领导岗位的都是“领袖”无条件信任的一帮人。叶若夫、贝利亚、克鲁格洛夫、阿巴库莫夫、卡布洛夫、谢洛夫、德卡诺佐夫、梅尔库洛夫、察娜娃以及其他为斯大林安全献身的人，都对国家的任何公民即普通劳动者和著名活动家握有生杀予夺之权。请看下面的实例。
贝利亚周围的一班令人恐惧不安的人马中的一员干将——谢洛夫在给斯大林和贝利亚的秘密报告中（已经是战后了）写道：“我已经报告了关于驻德国的占领军集群军事委员会委员捷列金中将对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的不客观态度。捷列金开始搜集各种‘事实’来反对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某些代表，并以歪曲了的面貌把它们汇报给朱可夫同志。例如他说，有５１列车战利品发送给内务人民委员部我们有大量事实说明，捷列金将军在企图损害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的名誉。我的结论是，捷列金将军非常仇恨内务人民委员部”瞾矈矓矠斯大林自然是责成内务人民委员部“认真查清事实”。结局是不难预料的。捷列金很快被召回莫斯科，并被送进政工人员进修班，这时“机关”内部则对“案件”进行准备并把结果呈报给斯大林。经过斯大林同意，捷列金，一位在最困难而且常常是有决定意义的地段参加过全部战争的人，因进行“敌对活动”被捕了。军事委员会的判决书说：因进行反苏宣传，根据１９３２年８月７日的法律并依照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