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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什么特殊事情，一昼夜要向最高统帅报告两次各条战线的情况。总参谋长或他的一个副手，站在铺在桌子上的标有日内战况及其动向的地图旁边（有人曾建议把地图挂在墙上，斯大林不知为什么不喜欢）报告各条战线的情况。报告一般很简短。这时斯大林不慌不忙地在室内踱步，有时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总参谋部在何处发现新的德国师团？”
“是否按照我上次的指示给霍津另外提供了‘道格拉斯’飞机以便运粮？”
“我曾指示，用炮火摧毁渡桥地区的扎维多沃河上的冰块。检查过没有？”
“还在昨天我就命令科涅夫在自己的战线上发动突击（当时科涅夫在指挥加里宁方面军。——本书作者注），以便吸引住战线其他地段的敌军。执行情况如何？您知道不知道？”
报告人处于难堪的境地。他的任务本来是报告各条战线的战役战略情况。幸好，他知道何处发现了新的德国兵团，知道暂时只能抽调１８架“道格拉斯”飞机；关于扎维多沃河上的情况，这是个琐碎的具体问题，他一点也没有听说过。至于给科涅夫的命令，是的，这是斯大林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２７日在罗加乔沃陷落后亲自给科涅夫下令要他对德军发动突击的。但是下令后只有几个小时，在实际上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能够执行命令吗？！报告人知道，突击还没有发动，正在准备，他只好说：
“请允许我弄清楚好吗？斯大林同志？”
“不知道，那您知道什么？”
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的眼色迅速发生变化，脸色也变得苍白起来。正像朱可夫回忆的那样，这时“眼神变得严厉、阴沉。我知道，只有很少胆大的人能够经受住斯大林的愤怒并挡回这种打击”紒紜矠。他的眼珠开始发黄，谁也不知道，报告该如何结束。斯大林认为，向他作报告的人应当准备好回答任何问题。对他自己，他认为某些问题不知道是理所当然的，但他不允许他的下属这样无知。
第三部第九章 斯大林和大本营（3）
斯大林缺乏军事知识，总参谋部的工作人员很快就感觉到了，他们曾企图用自己的知识来“修补”最高统帅的许多半通不通的指示。他周围的军事首长认为政治家在军事上不内行是正常现象，但是由于我上面说过的原因，他们都不能直说。然而，同朱可夫多次见过面的苏联军事史学家巴甫连科证实，著名的元帅在他离开工作岗位后，曾说斯大林“过去是，至今仍然是一个文职人员”。
斯大林同意沙波什尼科夫、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提出的制定战略性战役计划的方法。起初他只是审查总参谋部的建议并表明自己的态度。后来根据沙波什尼科夫的建议（这时沙波什尼科夫已经离开总参谋部，当了伏罗希洛夫最高军事学院的院长，但他常被邀请到斯大林这里来参加会议），在总参谋部提出关于某一战役的意图的报告之后，对于总参谋部的这些建议，都同后方主管首长、各兵种司令员、国防人民委员部各总部部长、红军和海军的总政治部一起进行全面的研究。在收到所有关于保证一次战役的考虑、设想之后，沙波什尼科夫建议听一听参加战斗的方面军司令员的意见（口头或书面，视情况而定），只有在这之后，才能最后定下方案，决定实现它的方法。最高统帅起初对于是否必须做这样庞大而繁重的工作感到没有把握，他说这是“费时而陈旧的工作方法”。沙波什尼科夫（他所起的作为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安东诺夫和斯大林本人的导师的作用，在我看来，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耐心地解释说，这是绝对必须做的工作。当然，他补充说，一些战役可能需要准备几天，而另一些需要准备几个月。斯大林凭着他天生的实际的智慧懂得，沙波什尼科夫是正确的，但是同时也看到了自己如果说不是束手无策，也是完全缺乏准备。但是斯大林很快制定了适合于自己的拟定战役计划的行动方针，这个方针既能保持主帅的崇高声望，又能在实际上不冒丧失自己威信的风险。对大本营档案材料进行的仔细分析证明，斯大林通常从两个角度来说明自己的主张。一是最一般的表态，例如像他在１９４２年１月大本营会议上做的那样：“必须不让敌人有喘息的机会，并把敌人赶回西方”这个主张是人们的共同愿望，它反映了苏联广大群众的情绪，但不包含具体的战略意图。它没有考虑我们“毫不喘息地追赶”敌人的可能性、敌人抵抗这种意图的能力，没有提出实现这一主张的方式和方法。这是一个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的意图，但不是一个统帅的意图。
另一个角度同校正、弄准确具体计划、意图和期限有关。但是，由于斯大林的这些意见带有归纳、概括、总结的性质，所以能够产生特别的印象。虽然整个计划——计划的内容、实现的序列、协同动作问题、物质技术保障问题、任务的深度——都经过总参谋部的全面加工，但是画面的最后“润色”则属于斯大林，这样他就往往被认为是整个计划的设计人。
至于１９４２年１月斯大林在大本营会议上所作的“不让敌人有喘息的机会，并把敌人赶回西方”这一具体指示，它的产物就是“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指示信”。这个文件既未从军事方面、也未从经济方面和技术方面进行应有的研究。其中只谈了一些关于必须使用突击群作战（德国人在战争初期就用过这种方法）和关于实施炮兵进攻的想法。向军事顾问所作的说明是，必须从“所谓的炮火准备”的实践转入炮兵进攻的实践。我在这里先说明一下，关于“炮兵进攻”的指示引起了不同的解释并在军队中造成了混乱。某些指挥员对“所谓的炮火准备”的说法迷惑不解。难道它被根本取消了吗？但是没有准备怎样能够进攻？什么是“炮兵进攻”？从各个战线提出了许多问题但是谁也不敢向斯大林报告，只是通过正常的工作方式作了一些解释，这些解释反映在１９４２年底制定的新的步兵战斗条令中（步兵战斗条令第４２条）：炮火准备仍然需要，冲击的炮火支援仍然需要，正像用炮火保障步兵和坦克在纵深的战斗一样。换句话说，还在战前就已经为大家熟习的炮兵作战的三个阶段仍然需要。但斯大林只是在１９４２年初才“领会了”这一点，并把它在炮兵进攻的思想中表达出来。
当这封“指示信”润色完毕在华西列夫斯基、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以及其他几个人参加下进行讨论时，斯大林把文件拿在手里突然说：
“可是信中还缺乏主要的东西”
大家悄悄地、有点莫明其妙地互相看了一眼，等待明示。得到的新的指示是：
“我建议在信中再反映一个大概是最主要的思想。”
大家都准备好作记录。斯大林沉默良久，聚精会神，对自己的指示斟酌再三，在室内走了几趟，最后说出了一句话，这句话原封不动地加进了“指示信”中：
我们的任务在于，不让敌人有喘息机会，一鼓作气地把敌人赶回西方，迫使他们在春天到来之前就把自己的后备力量消耗殆尽，那时我们将投入新的巨大后备力量，德国人再没有更多的后备力量进行增援，这样就能保证在１９４２年彻底击溃希特勒军队紒紝矠。
当然，斯大林的补充对所有出席的人都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国防委员会和大本营的成员好像感觉到，斯大林看到了别人没有看到的东西，他对形势的预见能力高于其他的常人大家一致赞同这一思想，衷心同意它的精神，毫不考虑这一思想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但是斯大林这一次，也和在此以前和以后的许多次一样，表现了很差的预见能力。斯大林的预测和提出的任务完全是不现实的。这一点很快就清楚了。１９４２年４月我们的冬季进攻结束，德军在夏季攻势中进军到伏尔加河，这就表明上述预测是错误的，它不过是空想而已。但是后来谁也没有提起过最高统帅的失误。这是战前就已经形成的做法：同斯大林的名字联在一起的只有成功、成绩。挫折、失败、失误则是没有执行“领袖”意志的结果，就是说，没有执行他的意志。这一套思维模式在当时人们的意识中已经占据统治地位。
斯大林对大本营的计划所作的某些校正、修改常常不起决定作用，但是有时却对战役进程产生了可悲的影响。特别是斯大林喜欢改变日期，一定要缩短作战准备、军队的机动和集中的时间。有时哪怕是一天，也要把作战开始的时间提前。
１９４１年９月４日朱可夫向斯大林报告，按照他的指示，他将在９月８日发动突击以支援叶廖缅科。但是斯大林一定要按自己的意见办：
“７日比８日更好就这样。”紒紞矠
他非常固执，已到了顽固的程度，通常谁也不敢反驳他。人们怕他。甚至善于维护自己观点的朱可夫，虽然未必赞同斯大林的想法，但也不得不表示同意。在９月４日斯大林同朱可夫进行的那次谈话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斯大林：我想，你打算在斯摩棱斯克地区进行的战役，应当只是在消灭罗斯拉夫尔的敌人之后进行。如果对斯摩棱斯克暂缓采取行动，先同叶廖缅科一起消灭罗斯拉夫尔的敌人，然后抓住古德里安不放，那就更好主要是打垮古德里安，斯摩棱斯克是跑不掉的。就这样。
朱可夫：如果您下令在罗斯拉夫尔方向作战，那么这件事我可以办。但是如果我先夺取叶利尼亚，那会更有利一些紒紟矠
按照斯大林的命令，大本营不仅同每个方面军，而且同每个集团军进行直接联系。最高统帅有时还通过直通电话或电报同最高统帅部的代表、方面军司令员和集团军司令员进行谈话。很难抓住他要同谁进行谈话的规律。但毕竟可以发现，最经常的是斯大林要求同方面军司令员或集团军司令员进行谈话。每当他发现大本营的指示没有得到执行或者感觉到他的谈话对人们“能起鼓舞作用”的时候，他就要进行这种谈话；他是要向司令员们暗示，最高统帅在注视他们，在担心他们，在要求他们斯大林的指示在作战方面所起的作用有时是很可疑的。也许在战争的第二阶段或第三阶段即最后阶段，斯大林已能够提出作战性质的重要意见和建议。大概，他感到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弱点，所以他同前线指挥人员进行谈话时常常带着参谋部有经验的工作人员，通常委托他们进行作战方面的谈话，他自己只作“一般性的指示”，提出批评意见或进行申斥，有时给予精神上的支持。同时最高统帅也喜欢“显示”自己对形势了如指掌，有时独自提出一些作战方面的指示，然后再用一些专门的指示加以充实，尽管十分明显的是，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等的建议、指示无疑更加具有专业水平和更加有益。例如，１９４２年６月１３日，铁木辛哥向斯大林报告南方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的情况时指出，由于缺乏白天作战的轰炸机，不能有效地破坏敌人的渡河设施。斯大林根据大本营掌握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