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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很会算计。一方面，利用这些“演出”更加巩固了他的个人专权。他认为，人民和党不能不吸取教训：任何反对派都是没有好下场的。“领袖”通过这些审判案建立了相互之间的社会监督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大家互相监视。只有他这位公认的和惟一的“领袖”处于这种监视和告密制度之外。即使他的亲信也不能有安全感。柯秀尔、波斯特舍夫、鲁祖塔克、丘巴尔和最高权力集团中其他领导人的命运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另一方面，在组织政治审判案的过程中，斯大林这位总导演躲在幕后。“领袖”很少就审判案问题发表公开的言论。绝大多数人民不了解他的真正作用。当时造成一种印象，好像是人民自己在审判“间谍”、“叛徒”和“凶手”。但是，可以想象，如果让全体人民直接审判被告人，其结果大概也是一样。当时全国还没有从革命的阶级搏斗、内战和集体化中“冷静”下来。有关“恐怖”、“暗害”、“间谍”活动的任何一条消息，都在人民中引起愤怒的反应。法西斯在西班牙进行了力量检验，德国在走向军国主义化，签订了一个又一个反共产国际的条约，资本主义世界把矛头指向“布尔什维克的俄国”
例如，１９３８年３月１５日《莫斯科晚报》这样写道：“历史上从未见过像反苏‘右倾分子—托洛茨基派联盟’的匪帮所犯下的那种滔天罪行。匪首托洛茨基及其帮凶布哈林、李可夫等人的间谍、暗害、破坏活动不仅在苏联人民中，而且在整个进步人类中引起了对他们的愤怒、憎恨和鄙视。
“他们企图杀害我们敬爱的领袖斯大林同志。他们在１９１８年向列宁同志开枪。他们夺去了基洛夫热情洋溢的生命，杀害了古比雪夫、明仁斯基和高尔基。他们背叛了我们的祖国。
“由斯大林的人民委员叶若夫领导的光荣的苏联侦查机关，捣毁了这帮恶棍的蛇穴！”
他们就这样把人民变成了群氓。对社会心理的“按摩”就这样产生了在荒谬的思想周围团结一致的现象。斯大林就这样操纵着千百万人的意识。
托洛茨基派暗害分子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不折不扣的敌人。怎能不是这样呢？在１９３８年３月１３日结束审判的当天，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制造厂造出了第２０万辆“ЗИС”牌汽车；卡拉干达提前完成了本季度的采煤计划；莫斯科人和首都的客人们第一次坐上了刚刚交工的莫斯科卡冈诺维奇地铁二期工程波克罗夫斯基半径段列车。图拉州几个先进集体农庄开始安装自来水管（赫鲁晓夫集体农庄打了一口深４６米的水井）每个共和国，每个州，每个工厂和集体农庄，都竭力以新的成绩向党和“领袖”贺喜。全社会精神振奋，以某种发狂似的激情建设新的城市和道路、工厂和大厦，热烈的气氛达到了极点。人们刚刚感觉到生活已开始改善，他们为斯达汉诺夫、契卡洛夫、帕帕宁、布瑟金、斯梅塔宁和其他成千上万的人打破记录而感到自豪，可是忽然间那些家伙冒了出来，破坏了对人民来说已经神圣不可侵犯的一切。
骇人听闻的审判骗局，好像是阶级斗争不断尖锐化的实际反映。缺乏公开性和真正的信息性，更便于他们操纵千百万人的意识。不了解苏维埃政权头２０年的实际情况，不了解３０年代的精神气氛，不了解那些给许多人规定了行动方针的绝对命令，就不能理解这个时代的社会悲剧，就不能理解那些震动了全国的悲剧性冲突。
评论过去总是比评论现在容易。我们经历了漫长的道路，有丰富的经验，因此我们所知道的大概多于生活在当时的人。我们把一个人置于历史罪过的震中是公正的，同时我们不应当忘记，这个人物能够出现在那里是由于存在着一整套归根到底是由许多人创造的关系体系。法国作家让·拉布吕耶尔有一个很深刻的思想：“无辜的受害者——这是一切老实人的良心问题。”斯大林之所以能够篡夺权力和犯下罪行，还因为人们允许他这样做。今天看来，受害人的供词不仅仅是对“演出”组织者的永久的历史性控诉，每一代人都应吸取教训。
不，不只是现在大家才怀着痛苦的心情提出疑问：为什么他们全都承认莫须有的罪行？就在审判期间，对西方报刊来说，这已经成了一个最大的谜。向来非常注意舆论（不仅是自己国内的舆论）这个晴雨表的斯大林，立即作出了反应。根据他的指示，很快写成并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为什么他们承认了罪行》。文章中特别指出：“维辛斯基问道，为什么你们承认罪行呢？也许有外部的压力？被告们坚决否认这种推测。他们确认侦讯是以十分得体的方式进行的。根本谈不上什么逼供，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例如，被告穆拉洛夫声明，他在监禁中受到的待遇始终是‘文明的和有礼貌的’穆拉洛夫有８个月拒不招供，博古斯拉夫斯基——８天，拉狄克——３个月他们开口了。在罪证面前。起诉是严格以事实为根据的。被告们是被沉重的确凿证据压服的”純紤矠
第二部第六章 政治“审判案”闹剧（4）
说被告是被“压服”的，今天不会有人怀疑。不过不是被“罪证”压服的。正像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专门委员会在１９８８年２月５日会议上所肯定的那样，预审“粗暴地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伪造证据，用不允许的方法强迫被告招供”。因此毫不奇怪，例如在所谓“右倾分子—托洛茨基派反苏联盟”案的被告“套环”中，集合了一些常常是甚至互不相识的人：党的工作者和医生，外交家和人民委员，经济工作者和共和国领导人。政治闹剧的组织者们需要证明存在着遍布苏联全国的右倾分子—托洛茨基派叛徒网；需要证明，任何人如果心肠太好、丧失阶级警惕、粗心大意，都有掉进这个网的实际危险。审判案的营建师们提示人们说，“联盟”的行动表明，他们不仅“出卖祖国”，准备肢解祖国，而且给德国和日本当间谍，炸毁矿山，颠覆列车，杀害杰出的苏联人士，准备暗杀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叶若夫及其他领导人
我已经说过，斯大林非常注意世界舆论对审判案的反应，他作了最坏的准备。当然，被告们不进行辩解，而是一致重复对他们的控诉，这种情况使所有的人都迷惑不解，但是资产阶级报刊对审判中的具体事实了解很少，因此只能限于“反民主”之类的抽象谴责。使斯大林恼火的是托洛茨基。他几乎每天都在西方报纸上持续不断地发表他的论据、反驳和揭发材料，现在还查明，他还曾经准备进行宣传性的“反审判”。
托洛茨基在１９３８年《反对派公报》第６５期上发表的一篇毒辣的文章，使斯大林完全失去了自制力。托洛茨基以他特有的尖刻和洞察力辛辣地揭露了审判案的欺诈性：“在这种犯罪活动中，人民委员、元帅、大使、书记，总是从一个上级得到命令，这个上级不是他们的正式领袖，而是一位流亡者。托洛茨基只要使个眼色，这些革命老战士就都成了希特勒和日本天皇的代理人。按照托洛茨基通过塔斯社优秀记者传递的‘指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的领导人破坏国家的生产资源。根据‘头号人民公敌’从挪威或墨西哥发出的命令，铁路员工破坏远东的军事运输，而非常受人尊敬的医生则在克里姆林宫毒死自己的病人。这是维辛斯基描绘的一幅令人惊讶的图画，可是这里产生了一个困难。在极权制度下，专政是由机关实现的。如果说占据机关中所有关键岗位的都是我的仆从，为什么斯大林坐在克里姆林宫，而我却过着流亡生活呢？”
斯大林看完这几行字简直气疯了。他大骂叶若夫，说他在制造案件中患了智力低下的“克汀病”。斯大林重又想到（已经是第几次了）：是不是该结束这场运动了？不，他不准备这样做。只要还有人可能即使在内心里把托洛茨基看作可以代替他的人，他就不能收兵。“领袖”似乎在一位古代思想家那里看到这样的话：半途而废的恐怖是危险的。幸存者都充满了强烈的复仇欲。
政治审判案还有一个目的。斯大林企图利用审判案直接或者间接地证明，所有原来的反对派分子如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崩得分子，客观上都永远坚持敌视社会主义的立场。实际上这就把在国外呆过的人——外交人员、文化人、生产者、学者、甚至执行国际主义义务在西班牙打过仗的人的大多数都“牵扯进来了”。许多回到祖国的流亡者，不少在共产国际或它的各种组织中工作过的外国共产党员，被认为是“敌人”。曾被开除过党籍的人，受过苏维埃政权“伤害”的人，政治上表示过怀疑的人，常常被列入“敌人”兵团。被镇压者的近亲也顺理成章地被划为“敌人”。肃反工作人员占了很大一部分。其中一些人被处死是因为他们曾经企图（虽然是间接地）对罪恶阴谋进行怠工，另外一些人则恰恰相反，如雅哥达、弗里诺夫斯基、别尔曼，他们落入敌人行列是因为过分卖力，是因为知道得太多。“过火行为”、歪曲、“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中的暗害活动”，统统都推到这些人身上。
受迫害特别严重的是那些记得列宁和记得真正的列宁主义的人，是那些曾经同沙皇制度斗争过、因而珍视（虽然是本能地）真正的自由和民主的人，是那些对于约瑟夫·朱加施维里可能知道些超出官方范围的东西的人。这些人真正懂得列宁的指示：“除了经过民主主义，经过政治自由以外，没有其他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純紥矠这些人不愿享用斯大林解释的列宁主义这种代用品。但这样的人是少数。其余的人是顺便连带地被送进镇压机器的。一些人曾在“人民公敌”属下工作过，另一些人“没有”及时“揭发”他们，还有一些人曾经在连他们自己也猜想不到的某件事上“帮助”过他们
多疑加重了暴力的惰性。Ｂ·扎哈罗夫、Ｍ·莫齐耶夫和阿尔扎马斯车站的其他铁路员工未必懂得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实质上是怎么一回事，但是这些观点与“企图进行恐怖、破坏活动”一起成了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３１日判处他们死刑的根据。根据乌尔里希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说，“全体被告完全承认自己有罪”。被说成是“斯大林警惕性”的荒谬绝伦的多疑，按时地把自己的祭品献给司法莫洛赫！
这些审判案的一个特点，就是斯大林不仅企图消灭现实的和潜在的对手，而且预先使他们浑身沾满不道德、背叛、变节等污点。所有审判案都是史无前例的妄自菲薄、假坦白、自我谴责的典型。这常常显得十分荒谬，显得完全是受了卑鄙的复仇欲的驱使制造出来的。例如被告们常常令人厌烦地反复说他们是“叛徒”、“间谍”、“两面派”、“暗害分子”、“杀人凶手”。加米涅夫就直截了当地声称：“我们曾为法西斯服务，我们组织了反对社会主义的反革命活动。”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