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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工作，集体领导，在少数服从多数的条件下保持党的统一，保持中央各机关中的统一，——这就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紓紛矠
这些话无疑都是正确的。如果这些关于集体领导的思想配以实际措施和民主准则，就会防止未来滥用权力的现象。但是全部问题在于，正确的论点没有用关于领导轮换制、总书记和党的其他高级领袖的任期、领导人的报告制等等的章程条例固定下来。而列宁关于完善党的机关、巩固党内和社会中的民主因素的思想正是要确立这些原则。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大概是斯大林生前最后一次可以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批评和自我批评还是大会气氛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后来的代表大会上批评就愈来愈少了。以后，只有斯大林或由他授意才能进行批评。而不能自由表达思想和观点的现象，必然导致停滞、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形式主义。
这次代表大会由于批准了社会主义建设即工业化的方针，它也就成了这条道路上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党内的民主原则没有得到发展。伟大的东西未必料到，随着它的产生，对它的否定也同时产生。也就是在这些原则的斗争中包含着“领袖”的未来的“胜利”和人民的“悲剧”的根源。并非所有的人当时都明白，为了强大，他们不得不付出个人自由的代价。这不是奇谈怪论，而是专权的规律。
第一部第三章 把列宁主义“通俗化”的人（1）
在朱加施维里的青年时代，“理论”和“理论家”这两个词就在他内心产生了极大的震撼。马尔托夫曾经说过：“正确的理论永远是真理的知交。”斯大林是理解这句话的，他开始接近理论，也接近理论家。１９０７年在伦敦兄弟会教堂举行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斯大林仔细端详着与东正教教堂迥异的哥特式教堂的轮廓，一面想起所罗门的一句警语：“仁慈和真理不会置你于不顾；你要把它们挂在你的颈上，你要把它们写进你的心灵的史册。”他在少年时期是宗教学校的一名勤勉的学生，以后漂泊的生涯也没有从他的头脑中驱走圣经中的那些道理。“仁慈”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从来不喜欢温情，至于真理他觉得，在代表大会上他没有得到太多的真理。花很长时间争论“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阶级团结问题”、“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问题，这在他看来都是抽象的，与俄国的现实没有密切的联系。
而这种现实，在代表大会进行过程中曾极其严正地提醒人们对它加以注意：会议主持人中断了会议，突然宣布，党的会计处已经没有足够的钱来维持会议开完，来支付会议场地租金，支付代表们旅店中的费用和返回的路费。当时还宣布，一位自由主义人士同意支付一张３０００英镑的期票，条件是偿还时要付给大笔的利息，如果全体代表在期票上签字在一阵静寂之后，代表们纷纷大声议论起来，表示同意。这位突然出现的庇护人要等待十多年时间才能收回他的英镑。他是在进行一次冒险，因为历史上远非一切革命都是按照“订单”来完成的。
有一天，会议休息时，朱加施维里正巧同列宁、罗莎·卢森堡、托洛茨基呆在一起，后面三人正在争论“不断革命”的问题。铃声响了，会议要继续进行，列宁开玩笑地结束争论说：
“也许罗莎掌握俄罗斯语言比掌握马克思主义语言稍微差一些，因此我们同她有一些分歧不过这是可以补救的！”
朱加施维里当时对“不断革命”实质的理解是模糊的，因此他没有参与那次时间短促的争论。那也是需要真理的。一个革命者需要多少这样的真理啊？大概，现在他特别需要那些真理，虽然他并没有打算把它们写进自己的心灵的史册。在这之前，只拥有发言权的朱加施维里已经写过二三十篇一般的文章和一本他认为是他的理论巨著的《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斯大林从心底为自己这篇著作感到自豪，尽管呆在伦敦的“著作家”中还没有一个人看到过这篇东西。
斯大林当时会不会知道，３０多年后他会被一致选为一个最强大国家的科学院的荣誉院士？他会不会哪怕想一想，这个科学院中的世界科学巨擘们会在他７０寿辰时向他献上一部几乎８００页厚的、充满赞美之词的书籍，就在这本书里，“天才的学者”、“天才的理论家”、“最伟大的思想家”一类的话被无休无止地重复着？！科学院院士马·博·米丁、安·雅·维辛斯基、鲍·德·格列科夫、亚·瓦·托普奇耶夫、阿·费·约费、特·捷·李森科、Ａ·И·奥巴林、弗·阿·奥布鲁切夫、亚·瓦·温特尔，以及其他一些院士，在这本巨著中说，斯大林对发展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对发展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所作的贡献，如同他的思想的方法论的意义对于整个科学界一样，非常巨大。其实，这位“最伟大的思想家和科学泰斗”（１９３９年１２月２２日苏联科学院全体会议第９号记录上就是这样写的）在那个时候是、而且后来在很长的时期内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通俗作者、列宁思想的粗浅的解释者。不过在他成为科学院院士、在通过决议称颂他为“世界科学巨擘”时，并不是理性的愿望在支配着这些受尊敬的人们。总书记戴上了知识的桂冠，这不过是由于神化领袖而产生的一种畸形现象而已。
命运真是捉弄人！１９４９年，科学院院士彼·尼·波斯佩洛夫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约·维·斯大林——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的伟大泰斗》，可是没过几年，他又受中央委托起草了一份令人瞠目结舌的揭露性的总结，这个总结成了后来赫鲁晓夫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著名报告的基础现在我们再回到２０年代
斯大林身为中央核心的领导，很快感觉到，除了他所具有的组织方面的素质以及许多人在机关中都已感觉到的那种“强硬手腕”以外，他还应当以理论家的姿态表现自己。一方面，由于要过渡到为建立一个新社会而进行斗争的新阶段，需要对广泛的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思考。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各个方面，一切都是新鲜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轮廓使得有可能看到今天现实地平线以外的发展轨道。但是，列宁的结论却要求把理论具体化地运用到最近将来的实践中去。
另一方面，斯大林懂得，一个党的领袖——而他是希望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实际上成为这样的领袖的——应当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稳定的声望。他明白，他平时所写的绝大多数文章，在大众的意识中没有留下什么痕迹。这些文章许多是为了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中的某一个事件、某一个时期而写的。在革命大潮中涌现出的各种口号、思想和号召的五彩缤纷的万花筒中，斯大林那些枯燥的文章简直不为人们注意。不错，在列宁去世之后斯大林开始逐渐在党的领导中确立自己的地位时，他还发表过一些理论性的著作。我已经提到过一篇，即《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他的理论和哲学水平到底如何，即使从下面这个片段也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在逐渐失去立足的基地，日益向后倒退那么不管它今天还怎样强，怎样大，归根到底是必遭失败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作为一个阶级已在腐朽、削弱、衰老而成为生活中的累赘。由此就产生一个著名的辩证原理：凡是真正存在的东西，即日益成长的东西，都是合理的；凡是日益腐朽的东西，都是不合理的，因而是必遭失败的。”紓紜矠这种推理的令人难受的肤浅和幼稚是显而易见的，尽管这没能妨碍米丁院士把这段话称作“对新事物的经典性说明”
他的如下的一些理论著作，像《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１９１３年）、《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１９１８年）、《关于俄国共产党人的战略和策略问题》（１９２３年）以及其他著作，也没有引起人们多少注意。斯大林很快感觉到，他根本不可能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自己的东西，使其在伟大学说中成为真正的新成就。他越来越相信，列宁的天才已预见到很多东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思想已把遥远前方的帷幕揭开。斯大林无论在哪方面下多大力气，他都会发现，远在前方已有领袖的踪影。总书记的思想甚至不能接近天才的思想。
激烈的内讧不断地摇撼着党，这在客观上要求斯大林最广泛地去宣传列宁的遗著，宣传他的思想和结论。因此他产生一个想法：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进行短期的讲课，题目是《论列宁主义基础》。列宁逝世不久这门课就讲完了。１９２４年４月和５月在《真理报》上发表了讲稿。也许就是这篇讲稿使斯大林在某种程度上被公认为“理论家”的。
不仅基本群众即农民的文化水平不高，而且工人阶级和党员的文化水平也不高，因此常常出现学习列宁主义基本知识的要求。只有极其通俗、易懂、清楚、简单，才能使他们理解列宁的思想。斯大林对解决这个问题是有所准备的。他那种“教义问答式的”思维方式在这里是再有用不过的了。电文一样简短的句子，没有任何费解的名词。不深奥，但是清楚，非常清楚讲稿发表以后很受欢迎，被宣传员、鼓动员广泛用来消除人民群众的政治上的无知。后来，《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和《论列宁主义基础》被奉为经典，被斯大林的热心的宣传员们变成了教条引文集。他的著作简直就像是引文的拼凑，如果从他的集子中去掉引文，有些著作就会只剩下标点符号了。但还是一版接一版地出
在斯大林的这些著作中有不少论点，千百万苏联人的世界观就是在这些论点的基础上形成的。但是总书记在解释列宁的思想时，把其中的许多东西根本改变了。例如，在阐述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时，他实际上把重点只放在强制的一面，而完全“排除了”民主的内容。在今天，当我们读到斯大林的《关于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这一著作而又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时，不能不浑身颤抖。
文集在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一本接一本地出版。编辑们没有斯大林的许可不敢作丝毫的改动和更正。因此，比如在阅读１９４５年第１１版《列宁主义问题》这本文集时，你会遇到一些使你惊慌失措的地方。斯大林在争辩，在谩骂、批评、污辱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加米涅夫、索凌、斯卢茨基、布哈林、李可夫、拉狄克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人，就像是这些人还都活着一样，如说“让我们来听听拉狄克说什么”，“托洛茨基已经说了两年”，“加米涅夫所指的是”，“那么季诺维也夫怎么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