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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一生中与这位声名显赫的人物有过无数次接触，但从未得到过他的帮助或恩惠，也从未听说他曾帮助过别人。他有些爱慕虚荣，这种虚荣心使得一些伟大人物的光辉形象受到了损害，而他向各种慈善事业和公益活动捐献巨款的动机也是源于这种虚荣心，而不是出于真正的慷慨大方，因为这能为他赢得广泛的认同与赞赏——这可是他梦寐以求的东西。
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里进行过几次交谈。他的办公室在公平大厦的顶层——公平大厦位于百老汇120号，有49层高（后来我们的基金控制了该大厦的一部分股权）。我们都认为股票市场已经被炒得太高了，投机家似乎都已发疯，连那些向来受人尊重的投资银行家也在瞎炒一气，这实在是不可饶恕的错误。我记得巴鲁克批评过这种荒唐现象：银行对股票投资的定期贷款利率为8％，而股票的收益率却只有2％。我的回答是：“确实如此，根据报酬法则，可以预计这种情况将会逆转——出现2％的定期贷款利率和8％的股票收益率。”1932年的情况与我的预言大体上相差无几——而过了大约20年后，由于市场环境的改变，现实情况与我的预言完全吻合了。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有点奇怪，我能对各种重大事件做出正确预测，却不能预感到自己帐户的资金将要面临一系列危机。
有一次，当我坐在巴鲁克的办公室里时，他带着一个矮壮、圆脸的人来到了贵宾接待室，那人与巴鲁克年龄相仿。犹豫了一阵子之后，他对那人说道：“温斯顿，请允许我向你介绍一位年轻朋友，本·格雷厄姆，他是个非常机灵的家伙。”我们握了握手。我知道丘吉尔在一战时的经历，也知道他那时从英国政府里卸职。我当时真应该细细体味一下与他交往时的感受，现在却已追悔莫及了。
巴鲁克还把另外一个大人物介绍给我。就在二战结束后不久，我应邀到哥伦比亚大学去聆听艾森豪威尔将军关于美国未来军事力量问题的演讲。巴鲁克也去了那里，演讲结束后他把我介绍给了这位传奇式的总司令，还大大捧了我一番。当我离开报告厅时，天下起了大雨，幸亏我有先见之明，把带来的雨伞撑开了。就在这时，艾森豪威尔将军走了出来，他在我旁边站了一会儿。“将军，请跟我合用雨伞吧。”我说道。“噢不，非常感谢。”他一边回答，一边大步走向雨中。我猜想大概穿制服的军人是不允许带雨伞的吧。我很感谢巴鲁克把我介绍给了这两位伟大人物，但我还是不禁认为这位现已92岁的老人（1964年）欠我的情要比我欠他的多，当然这种想法可能不太光彩。
还是让我们回到1929年来吧。巴鲁克发来通知，说他想在办公室接见我。当我来到他的办公室时，他的秘书、大名鼎鼎的博伊尔小姐告诉我他正忙着，问我是否能稍等片刻。大约半小时后，这位金融家走了出来，脸上有些歉意。他说他在睡午觉，博伊尔小姐应该告诉他我在这里等着。我们走进宽敞的办公室，办公室的墙上挂满了证明他的成就的各种奖牌。（无论在和平时代还是在战争时代，他的成就的确是伟大的。）他说他将向我提出一个以前从未向任何人提过的建议。他希望我成为他的财务合伙人。“我现在已经57岁了，”他说道，“到了我该轻松一下，让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分挑我的担子并分享利润的时候了。”他又说，我应该放弃目前手头的业务，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的合作事业中来。我回答道，他的建议让我受宠若惊——事实上，我对他的建议感到无比震惊——但我认为我不能如此突兀地结束与现有朋友和客户间的融洽关系。由于这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后面再解释——这件事就告吹了。如果当时我不考虑其他人就接受他的条件的话，我随后7年的遭遇就会完全不一样，就会好得多了！
与亨茨公司合伙人就建立联合投资基金的谈判持续了好几个月；我已想不起为什么会拖得这么久。这时8月份的第一次股市大跌开始了，因此我们决定先将这计划搁一阵子。但一搁下就再也没有重新拾起。从9月份起股市开始暴跌，几天之内股价平均下挫了一半，最高潮时换手的股票数以百万计，连行情报告机也来不及打印这些交易情况，道琼斯指数几乎跌得无影无踪。“格雷厄姆—亨茨投资基金”这一计划也像泡沫似的破灭了。纽曼和我的思绪又回到了本杰明·格雷厄姆共同帐户上；这里要考虑的事够多的了。
1929年中期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的资本是250万美元；1929年上半年只赚到一点点利润（我本来应该认识到这是后来麻烦的预兆）。我们手头持有巨额的保值和套利头寸，即250万美元的多头头寸，以及用于冲销操作、金额大致相当的空头头寸。据我们的计算，这些操作不会引起净风险，因此只需一点点资本。除此之外，我们还有450万美元的真实多头头寸，即各式各样的投资，因此我们还有200万美元的资金缺口。就当时的保证金比率而言，我们计算的结果大约为125％，这一比率比经纪公司要求的最低比率高5倍，比公认的保守比率高2倍。而且我们认为，我们多头持有的证券，它们的内在价值不比它们的市价低。尽管华尔街的活跃分子并不怎么熟悉这些证券，但以往的经验表明：在我们买进它们一段时间后，它们便会显示出上升的趋势，这使得我们有机会转手卖出赚取利润，并再次买入我们不断发现的廉价证券。
在典型的保值操作中，我们会买进可转换优先股，同时以大致相同的价格卖出相关的普通股股票。在市场不景气的时候，普通股股票的下跌幅度远大于优先股股票，这样，即使扣除四重佣金之后，（没有这些佣金，我们的帐户显得死气沉沉，有了这些佣金，我们的经纪人则喜笑颜开。）我们还可以通过反向对冲操作赚到可观的利润。刚开始时，我们是以在买回普通股的同时卖出优先股的方式来完成整个操作过程的。但后来发现，我们经常要以更高的价格买回这些优先股以恢复头寸，于是决定采取部分冲销的策略。我们还是买回普通股股票，但继续持有优先股股票作为一种理想的投资，直至能以近似优先股的价格再次卖出这些普通股股票为止。此外我们还进行了半冲销的保值操作：即只卖出一半用于对冲优先股的普通股股票，如果价格进一步上升，剩下的那一半普通股股票就能卖更好的价钱。我们的目的是，不管普通股股票价格如何变动，我们都能赚钱。如果普通股股票价格下跌，我们就可按很有利的条件冲销这个半开的空头头寸；如果普通股股票价格上升，我们便能从未卖出的那一半普通股中获利。
1929年股市大跌以后，我们冲销了大量的空头头寸，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优先股股票（或是可转换债券）的价格似乎太低了，所以我们就保留着没有卖出。到年终时，我们全年的损失是20％，这比道琼斯指数的下挫幅度要小得多了。我们很多客户有自己的保证金帐户，但由于借款经营带来的“金字塔”效应，他们的损失要严重得多。几乎所有人都对当年的帐户经营结果表示不满意；事实上我还经常听到人们称我为“金融天才”，因为我的损失只有那么一点点。1929年末的那段时间里，股票价格有所回升，人心也比较平静；大多数人都认为最糟糕的局面已经过去了。
新建的贝雷斯福德公寓的竣工有些耽误，因此直到1929年10月我们才搬进富丽堂皇的新居，当时正是华尔街股灾的最高峰。实际上我根本不喜欢这个“宫殿”。一订完合同后我就后悔了——根据合同规定租金为1．11万美元，租期10年。另外房子显得太大了。为了家庭装潢和陈设，我们进行了无穷无尽的讨论，然后作出的决定又让我左右为难。一方面，我对这类事情从来就不太感兴趣——事实上我对任何物质享受都不太感兴趣——所以即使是购买家具对我来说也是一件烦人的琐事。另一方面，如果完全由海兹尔来处理这件事，这又会更彻底地坚定她的信念：她是这个家的主人，她有能力处理任何事情。（写到这里，我又看到房间里那未曾使用过的小烟灰缸，上面刻着：“我是一家之主，妻子。”）今天，妻子充当家庭主人已是普遍现象。我已回想不起我是如何解决这一矛盾的。但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在装饰和家具上花了不少钱。
开始时我们雇了好几个佣人，其中一个是男管家，兼做我的个人男仆。大约也就在那时我们参观了老朋友戴夫和利塞特·萨尔诺夫的新居（这个俄罗斯移民现已成为RCA这家大公司的总裁），他们的新居位于第5大街，其中一间房子里还固定置放了一把理发椅，每天理发师都要替他刮脸。我的男仆的职责之一是每天给我按摩一次，但我马上就感到厌烦了，而且认为这是在浪费时间。于是我坚持己见辞退了他。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使用全日制的男仆。
夏多布里昂①在他的回忆录中好几次提到：由于在流放英格兰的那段时间里饱受贫穷和饥饿的折磨，他对吃的要求是很简单的。后来当他作为法兰西驻圣·詹姆士的大使由战舰护送回英格兰时，他随身带了个私人厨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0个美国人中有9个会认为“夏多布里昂”就是菜桌上最昂贵的那种炸牛排；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做出这道大菜的厨师使得这位大作家的名字家喻户晓。（夏多布里昂炸牛排的独特风味也从此名扬天下！）
①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1768…1848）：法国早期浪漫主义作家、外交家。——译者贝雷斯福德公寓从18楼开始往里缩进，因此在18楼有一个大阳台，从这里往东可以看到中央公园，往南可以看到商业区。我的3个孩子可以在这里玩些大玩具及一个宠物——兔子。我们的邻居是内森·小斯特劳斯一家；小斯特劳斯的父亲是位慈善家，他向穷人卖牛奶，每杯只收一分钱；他的叔叔叫奥斯卡·斯特劳斯，是美国第一位由犹太人担任的驻土耳其大使，我还听说在1912年他被推选为“公麋派”②候选人，参加纽约州州长的竞选。
斯特劳斯一家搬进来不久就在我们的阳台中间竖起了铁丝网，这挡住了我们南面的视线，同时在感官上也极其令人不舒服。见此情景，我们很恼怒。这堵“斯特劳斯墙”一度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我们认为这是对我们的人身侮辱，也是对我们神圣权利的侵犯。（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可笑，当时我竟把这些事看得如此之重。）我们从著名的C·N·莱曼和格林曼律师事务所（C．N．Lehman ＆ Greenman）请来了格林曼律师与他们交涉，于是艰苦的谈判开始了。斯特劳斯先生声称我们在阳台上养豚鼠，他不希望这些豚鼠侵犯他的领地。我们反驳道，所谓“豚鼠”其实只是一只小兔子；他们则坚持有权保护自己的小天地；如此等等经过激烈的辩论，双方终于达成了妥协方案：撤掉铁丝网种上花草。
过了几年后，在一次慈善聚餐会上我恰好与斯特劳斯全家坐在同一张桌旁。我们回想起了两家之间的“柏林墙事件”，这时彼此已毫无怨恨，反而对那一段时光感到有点留恋。当时斯特劳斯夫人还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