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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厄姆的回忆录用大量事实证明了许多教师怀疑的观点的正确性——最好的，也许是唯一持久的教育方法是自学。他学到的最重要知识是学习方法——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而采用适合自己的方法进行自学是一件多么令人心满意足的事！他惊讶地发现他的同学忘掉了他们上学前准备的大部分知识，他们有意地把它遗忘，仿佛家庭作业只是当天的工作，是获得生活中的重要东西——金钱——的障碍。格雷厄姆把做过的作业记在心里，这是他获得的第一笔财富，事实上，归根结蒂，这种财富对他最重要。
即使在很早的时候，赚钱对他来说也不如对大多数专业投资家那么重要。而且在20来岁时，他对伯纳德·巴鲁克决定放弃委托代理、独自进行投资表示反感：我认为对于一个才华出众、十分富裕的年轻人来说，决定只为自己而生活，为自己去全身心地设法赚很多的钱，以后还把这一切写入他的回忆录，毫无一点后悔或自我批评，这是多么不光彩的事啊！
但是正直促使他对巴鲁克的决定采取一种比较宽容的态度，特别是因为这件事恰巧与他应邀开始建立自己的基金同时发生：但是我的决定比巴鲁克的有面子吗？我也打算离开至少曾经为公众提供了咨询帮助的经纪业，并使自己专门致力于赚钱的投机。但按照华尔街的标准，我远远算不上是富人。我一直为缺钱用的朋友和亲戚赚取大量的利润。
格雷厄姆80华诞的演说有力地反映出他后来喜爱文化胜过喜爱金钱，在演说中他向孙辈们提出智力是独立于物质财富之外的无价之宝。投资当然可能赚钱，但是人们感到，经过某个时期之后格雷厄姆的投资动机主要不是为了个人发财，而是为了证明他的理论的正确。
起初他为什么到华尔街去工作？格雷厄姆的父亲年纪轻轻就去世了，但他的母亲和两个哥哥（虽然比他大不了多少）呵护着他，却不宠惯他。他一方面遭受着家庭的贫困，另一方面又看到母亲对奢侈品的爱好。这使他处在一种左右为难的窘境：母亲尽量不经常怀着太多的愤憾谈起业已消失的昔日的辉煌。但仍有许多事使她想起往事，难以释怀。毫无疑问，她的主要懊恼来自于我们的善意的老朋友。他们仍对我们忠心耿耿，毫无嫌贬之意。但是他们的经济状况与我家的经济状况差距显著，母亲无法视而不见。更明显的是，他们到我家来访问和我们到他们家去访问经常给母亲造成压力，她必须尽量掩盖我家的贫困，想出种种办法显示我们在破落中仍保持着体面，以及始终使生活水平比收入允许的范围高一点而不是低一点。
我们几个男孩子就在这种令人气馁的环境下成长，这种环境至少对我们每个人都留下强烈的有害身心的印象。我认为，我的天性一直是远离物质而走近智力甚至精神的生活。但是童年时代的困难处境对我的影响与对我哥哥的影响是相同的，我对金钱越来越敏感和崇拜了。生活成功的主要标志基本上就是能大把大把地赚钱，大把大把地花钱，我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与此同时，仿佛为了弥补这种困难似的，他的母亲传给他一种刚毅和坚韧，这将对本杰明的人生很有好处。他学会了坚持己见，不管是在他幼年独自到餐厅叫了一份葡萄果仁来吃，还是在邮政局长告诫他苹果会烂后他仍坚持从农场把苹果邮寄给母亲，或勇敢地对付北方输油管公司的管理人员时，他都如此。正是由于他的母亲的坚持己见，所以他才有勇气在莫名其妙地得不到奖学金后重新向哥伦比亚大学提出申请。而且可以肯定，正是具有像母亲一样的坚强性格，使他顶得住个人的和事业上的打击，例如两次离婚和经济大危机。
也许格雷厄姆的母亲在经济上的厄运及他家作为穷亲戚的经历有助于说服他选择一种职业，能保证得到一笔比大学教师清贫的生活好得多的收入。但是他对精神生活天性上的偏爱占了上风。在他掌握了“取得物质福利的最简单、最重要的规则：最杰出的理财策略是在一个人的收入范围内生活得好”之后，逐渐对奢侈豪华的享受几乎毫不在意了。
最终他当上了大学教授，起先是为了在大萧条期间补充收入，后来完全出于对教书的爱好。一旦他赚足了钱，金钱就对他越来越不重要。如果他从事别的行业，那么他可能成为什么教授呢？由于他的兴趣那么广，他的能力那么强，显然事实上什么教授他都能当。甚至在1914年，一个即将毕业的高年级学生（特别是一个犹太人）竟然得到一所第一流大学里的三个不同系——文学、哲学和数学——的教书邀请，实在是十分了不起的。
相反他成了金融分析家——事实上，美国第一位金融分析家——并被华尔街奉为大师。我们从他的早期发展和影响中已经看出他的投资理论的轮廓。他的家庭情况促使他注重谨慎。但是在他的（以及全国的）狂热炒股的20年代，格雷厄姆暂时忘记了这个原则。处于他那样家境的青年怎么抵挡得了赚钱容易的诱惑呢？第9章中萨吾奥尔德轮胎公司交易惨败的事件对此作了佐证。但是与其他青年不同，他及早充分地吸取了教训。股票交易失败和经济大萧条的经历重新使他强烈地感到审慎的必要。像工程师一样——这是他考虑从事的几个职业之一——他终于坚持投资要有极大的安全余地。他懊悔不该进行投机这种形式的赌博。（他回忆起第一个老板阿尔弗雷德·纽伯格的警告：“如果你投机，就可能输钱。”）他开始寻找低值证券，在长时期里它们只有极少的损失市场价的可能。无论他还是别人（也许很有洞察力的巴鲁克除外）都没有料到1929年市场猛跌之深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萧条的持续之久。尽管他在这个时代遭到了不幸，但格雷厄姆坚持不懈，他的证券分析技巧最后通过事实证明是可靠的。他相信自己的推理能力，这有助于他建立和验证他的证券价值投资理论，忽视华尔街全年都要预测证券市场发展方向和价格涨落时间的说法。不仅他不受预测的影响，而且他从其他投资者听信这种预言中获益。他宁愿听信比较可靠的来源——事实和公司业绩数据，他学会了从中获得信息，也教他的学生通过分析从中获得信息。约翰·特赖恩作出一个很好的比喻来描写格雷厄姆忽视市场预测聒噪的方法：格雷厄姆像医生治疗一个在骚乱中倒在地上的病人一样，几乎没有抬起头来注视周围疯狂的世界，但是从他的书中你总是可以听到股市里疯狂的叫喊声。也许小本杰明决定学医，而今成了急诊室一名内科医生，并不是偶然的事。
格雷厄姆—纽曼公司是如何运营的？下面这段文字写得很好：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业务限于几个范围界定明确的交易品种，每一种都将可能得到令人满意的利润率——如每年20％或更好一些——而风险较小。通过购买多种多样的证券可使风险进一步降低。那些交易品种是：套利、清算、相关套期；无关套期，购买便宜股票以及公司控股——这是J·A·纽曼的禁脔。每笔交易和一大批交易的结果都得经过仔细认真的审查。
对交易结果不断评估的效果是令人惊讶的。“无关套期”——买进“便宜股票”，同时卖掉完全不相关的“昂贵股票”——其麻烦超过它们套到的全部利润值，于是这种方法就被放弃掉了。格雷厄姆—纽曼“价值评估方法”在十分热门因而也是明显超值的证券短期买卖方面不能充分起作用，除非通过持有同一家公司高级的可转换证券，获得适当的保护。
“便宜股”实际上限于按低于净流动资产值2／3的价格购买普通股。引人注目的是，在30多年里购买了成百上千种普通股后，这个品种最后几乎没有什么亏损。然而格雷厄姆—纽曼最获利的交易没有达到这样的要求，这种金融业务的经历是悖论的和典型的。这就是他们购买政府雇员保险公司50％股权，其价格仅稍低于资产值。
即使从严格的字面意义上来说，格雷厄姆也是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人。他改进了计算尺的形式，编制了一份词汇表，只要记住这些词就可迅速掌握莫尔斯电报代码，每个字直接对应电报中所使用字母的点和划。他试图造出电铃自动开闭门以及把果馅切成大小相同的块数的果馅盘，虽然不大成功，但都是他用心去做的，也是他发明决定股票价值的新方法（当时华尔街根本不知道会有这种新方法）的预习。他的脑海里充满了诸如此类的发明。他把新发明记在一个称为“枕头书”的小小笔记本上。
除了善动脑筋之外，格雷厄姆的最大优点在于独立思考和正直诚实。他是和蔼可亲的，但和蔼可亲似乎与他的成功没有什么关系。他不是一块推销员的料子。他在兜售制造冰淇淋的机器、衬衫硬纸牌广告、唱片和债券方面屡遭失败。但他的和蔼可亲也没有妨碍他的决策的严密逻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本杰明在任何领域都获得了某种程度的独立性，他的判断力使他深信自己的行为决不能仅仅听命于常规或偏见。
格雷厄姆不仅谨慎地以及通过仔细研究之后去谋求利润，而且采取极诚实的手段去谋求利润。他的道德与迈克尔·道格拉斯在电影《华尔街》中扮演的那种华尔街经营者恰恰南辕北辙。格雷厄姆是以笃实甚至坦率无欺而出名的，所以州和联邦政府要请他对正在打官司的公司的价值和建立像证券交易委员会这类管理机构发表客观的意见。他对缺点过错是很顶真的，他感到必须在回忆录中把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挪用”一一列出——从母亲钱包里偷一分钱；当领票员时让看戏的人坐到超过票价的好位置上去，从而赚一两块钱；在从业期间巧妙地接受州政府的一份贿赂；帮助一位事实上能够工作的剧作家继续得到伤残保险款。这些小过失仅仅说明他是一个平常人，而不是一个怪人，并且使得他对亲戚、朋友和前雇员的比较严重的错误采取宽厚容忍的态度。
不仅格雷厄姆消极的道德观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而且他积极的道德观也引人注目。他代并不认识的股东要求分配超额的公司资本（例如第11章在北方输油管公司事件中）。在大萧条中，虽然他没有拿薪水或佣金，但他继续竭尽全力为客户服务。他真正担心没有与美国捷运公司已辞职的上级保持联系，或者撵走平凡烟花公司能力欠佳的总经理。格雷厄姆既不想也不愿像现代企业兼并家那样玩世不恭地准备为了个人的利益搞垮一家公司，而不管雇员、经理和债权人的命运。对于金融界里没有责任心的年轻商人按几个计算机上的键就可使大银行破产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想像他会说些什么。
这本回忆录表明格雷厄姆的政治立场与现代人没有什么不同：经济方面持保守态度；社会方面持自由态度。例如，让我们看一下他在新社会研究院经济论坛上提出的两个建议吧。
一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