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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作为抗战的大后方，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剧团、名家以及著名演员，真可谓群星荟萃。当时因胶片短缺，电影故事片制作极为困难，而话剧演出较为频繁，王为一、赵丹等人也经常参加演出。
但是，大家越演越感到话剧表演的路子好像是越走越狭窄了，单一的形式，杂乱无章的表演所暴露的种种弊端，使赵丹、郑君里、王为一等陷入了沉思。大家冥思苦想，寻找解决话剧进步的道路和前进的途径，希望话剧主题要更明确，情节更集中，表演风格更统一，形式和表现手法也更加多样化。这些面临的改观，必须从苏联著名的戏剧大师斯坦尼夫拉夫斯基体系中去认真而系统的学习，才能创造和完善中国自己的话剧表演事业。
此时，重庆社会上又传开了新疆地区政治开明，提倡“反帝、亲苏、民主、清廉、和平、建设”及“反蒋”的政策，又得知大文豪茅盾、著名实业家杜重远、学者张仲实、新闻界名人萨空了等人已在新疆工作，生活书店也将去新疆设立分店的消息，大大地吸引了大家去新疆的决心。就这样，王为一、赵丹、徐韬、朱今明、易烈一行与同行的重庆生活书店编辑史枚等人，带着家属、妻儿，怀着对话剧表演事业的神圣使命和责任感，准备前往苏联去系统、完整地学习斯坦尼专业体系，幻想回来建立我们中国自己的艺术圣殿，探索和推动中国话剧表演事业。1939年夏，王为一一行千里跋涉到了新疆，可是残酷的现实把他们美好的愿望给彻底地击得粉碎。
新疆的军阀盛世才是一个残暴狠毒的大独裁者，他表面上标榜“反帝、亲苏、民主、清廉、和平、建设”的所谓“六大政策”，实质却对内实行残酷统治和血腥镇压，把新疆改制以实现自己的“独立王国”。来到这里的茅盾、张仲实设计逃脱，杜重远却落入魔爪。随后，作为组织者的徐韬、主要演员赵丹和编导王为一、朱今明以及音乐作曲的易烈等都先后被投进监狱，并被分别关押。从1939年到1944年这漫长的5年时间，王为一、朱今明、易烈被关了4年零2个月，而赵丹、徐韬则被整整关了5年，易烈在狱中重病身亡。
这5位电影界著名的主创人员被捕的消息传到内地后，周恩来在重庆发动文艺界著名人士联名写信进行抗议，延安文艺界也联名上书，在各种舆论和社会重压以及当时时局转变之下，王为一等人才九死一生，历尽磨难后走出人间地狱般的新疆。
可是，他们却永远地失去了自己感情深厚的结发爱妻。因为随同他们一行前来的妻子，在与各自的丈夫失去联系之后，孤苦无依的被撵出新疆，流亡到兰州之后，生活无计，自知丈夫生活无望，利用演出与空军基地人员相识的机会，搭乘飞机返回重庆。她们为了生存而被迫改嫁。这给大家彼此的心头留下了难以弥补的情感创伤。
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王为一在历尽战乱和人生磨难的双重炼狱之后，更加以饱满的创作激情投入到自己用生命换来的话剧和电影艺术事业，他加入到由中共地下党直接领导的“左翼”昆仑影业公司。
1947年，著名导演史东山编导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正是以王为一等参加的演出队远行跋涉的那段艰苦生活为蓝本进行创作拍摄的故事片。影片由著名演员白杨、陶金主演，王为一自身曾经经历过这段往事，他再度被恩师定为该片副导演。
1948年，王为一与患难挚友徐韬联合执导了由欧阳予倩编剧，吴蔚云摄影，赵丹、王人美、凤子、苏绘主演的《关不住的春光》，影片描写了一个知识女性由错误的婚姻造成的人生痛苦，最终坚强地认识自我并与丈夫毅然决裂的故事。这也是王为一、徐韬、赵丹三个患难与共的好友唯一的一部银幕合作。王为一在“昆仑影业公司”又参加了两部进步影片《希望在人间》和《丽人行》的拍摄。王为一在这两部都是描写中国人民英勇抗击日寇斗争事迹的影片中，扮演了凶神恶煞的日本头目的反派角色，这对亲身经历抗战、无比憎恨日本侵略者的王为一来说，又是一次阶级感情与出演角色极大反差的挑战。
1948年下半年，人民解放战争的局势开始了大转折，根据当时战事的转机，电影战线将大批撤离上海，南下香港。阳翰笙、蔡楚生、欧阳予倩、于伶、史东山、张骏祥、白杨、柯灵、舒绣文、王为一等都先后到达香港，会同原来在香港倾向进步的电影工作者一起，开展了香港的进步电影运动，为人民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在电影艺术事业上做出贡献。
1949年夏，“南国”影业公司完成了两部粤语片：《珠江泪》、《羊城恨史》和一部国语片《冬去春来》。王为一首次独立执导的《珠江泪》，由广东著名剧作家陈残云编剧，这部影片从拍摄到公映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时事环境非常适时。影片在创作过程中，曾得到著名电影导演蔡楚生的许多帮助，同年10月中旬，广州解放，摄制组即赶到广州，在许多地方进行了实景拍摄。影片的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的广东珠江岸边的一个农村，一对农民夫妻在苦难岁月里的离合悲欢，这是一部以解放前夕国民党统治区经济矛盾和尖锐斗争为内容的影片，通过农民在地主迫害之下的种种不幸，反映了广大人民渴望解放的迫切要求。影片现实主义的风格，再加上环境气氛的出色渲染，那广州特有的横街、窄巷、狮鼓、小食担、沿途卖唱的盲女、珠江河面上的帆影、海珠桥旁的人流、还有码头上停泊的航船，都是那样的富有南国风情和广州特色。《珠江泪》的艺术成就，奠定了王为一以“南国特色”见长的导演风格的基础。
粤语片通过大获成功的《珠江泪》之后，接着，又有以撰写小说《虾球传》而闻名的广东著名剧作家黄谷柳编剧的《羊城恨史》、秦剑也编导兼一拍摄了《满江红》。这几部进步的、且有一定艺术成就的粤语片与一大批较为优秀的国语片的出现，使以往良莠不齐、质量低下的香港影片，得以有明显的起色和改观，这一积极的推动作用，使香港电影事业更好地朝着正确、健康、高水平、艺术化的轨道上前进和发展起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珠江泪》的现实主义表现风格和浓郁的南国风情，为当年的香港电影增添了一笔浓彩重抹的亮色。
《珠江泪》之后，香港电影界同仁成立了一个合作社性质的“五十年代影业公司”，王为一执导拍摄了一部描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生活和爱情的故事影片《火凤凰》，该片由著名演员刘琼、舒适、李丽华主演。
1949年全国解放（除西藏和台湾之外）后，王为一奉命来到广州。1951年初，参加由广东文联牵头，广东军区文化局、广东省财委等单位联合筹建的广州电影制片厂的先期工作。因中央方面考虑到综合因素，下达不要地方办厂的通知，筹建工作在历时一年后中止。随后，王为一被调往刚成立不久的北京电影制片厂，在那里拍摄了新闻纪录片《齐白石》、《八一运动会》等。在1953年被借调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拍摄了根据上海儿童艺术剧院演出的舞台剧改编的儿童故事片《青春的园地》。
1954年，王为一率摄制组深入云南拍摄了新中国第一部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爱情及军民联合剿匪的故事片《山间铃响马帮来》，这部由著名剧作家白桦在昆明军区创作的第一个电影剧本，由王为一搬上了银幕，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普遍赞誉。这部影片不但集神奇美丽的自然景色与当地民俗风情于一体，使观众感到犹如山野新鲜的晨风一样清爽，沁人心脾，而且还将云南苗族年轻人的爱情、生活以及他们在剿匪战斗中的成长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影片的风格样式又采用了反特片种的曲折、惊险、紧凑的情节处理，既积极响应和符合当时中央大力宣传的民族政策，又以“传统电影”的表现形式使思想化，艺术性得到较为和谐的统一，再加上著名演员于洋、孙景路、冯奇、刘琼、仲星火、方化、程之的联合出演，使得这部影片成为新中国电影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时间到了1958年，全国正轰轰烈烈地开展“大跃进”运动，上影厂更是在当时极左思潮的泛滥下，竞争拍片，短短两三年就推出了几十部反映“大跃进”中大干快上、新人新事的“艺术性纪录片”。而此时一贯注重艺术风格和影片质量的王为一却没有被其左右，他既没有紧跟风潮，也没有停滞落伍，而是反其道而行，先后在上影天马厂拍摄了两部革命斗争题材的故事影片：《椰林曲》和《铁窗烈火》。
王为一在“大跃进”年代所执导的这两部影片，虽不是迎合形势的当代作品，却又都是提倡革命斗争题材，而且在当时抢速度、争数量，赶时间而忽视艺术质量、严重违背艺术创作规律的众多平庸影片之中，如同鹤立鸡群。这无疑表露出王为一稳健扎实的工作作风和精湛的才华。
风浪前行《南海潮》起
在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全国各地为迎合所谓的大好形势，为表功呈绩而在各省纷纷成立电影制片厂。广州也重建了“珠江电影制片厂”，经过两年多的筹建，终于在1959年庆祝国庆十周年前夕，拍摄出第一部儿童故事片《渔岛之子》，次年又完成了两部故事片《新队员》、《慧眼丹心》的拍摄。
王为一因《珠江泪》的“南国特色”，在60年代初，又被调往珠影，与他一同调入珠影的卢珏及斯蒙、徐严4人一起，联合导演了这部再现了广东英德马口造纸厂失火，当地民警和军民奋力抢救国家财产的、在当时很流行的艺术性纪录片《英雄诗篇》。
《英雄诗篇》是当时4位导演每人分段分场各拍摄一段，突击加班、争分夺秒赶拍完成，因其为政治任务，导演风格并不统一。该片特邀广州军区话剧团的李长华、广东省话剧团的张铮和珠影厂的红冰参加演出。由于受其大形势、大环境、大方向的直接影响，特别是“左”倾思想和路线的严重干扰，影片中的英雄群像虽为真人真事，但却没有敢进一步的从人物性格的深层进行细化，故银幕上的英雄人物形象的塑造，公式化、概念化的痕迹很重，其形象的单薄，既无“诗意”也不“成篇”。
1962年，“大跃进”运动带来的种种弊端和随之而来的三年自然灾害，对人类进行无情的惩罚，使中央较为清晰的意识到极“左”路线方针政策的错误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并由此造成巨大的、不可挽回的灾难。故在文艺战线上也开始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全国许多省区成立的地方电影厂或下马、或合并，而珠江电影制片厂因地处华南五省这一特殊而重要的地理位置所致，又有拍摄故事片的成绩，与武汉电影制片厂进行合并后，得以继续保留。蔡楚生联合王为一又开拍了描写解放前广东渔民反抗压迫，敢于斗争的故事影片《南海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