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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以上7部重拍影片，可以系统地总结出如下突出特点：
其一：原片拍摄年代较早（50年代初中期3部，50年代末期1部，60年代中期3部），重拍新版则较为集中（1974年到1976年），而且是黑白片改为彩色片（《万水千山》除外）；
其二：原片重拍新版均为同一厂摄制出品（《南征北战》除外）；一部分影片又由同片的同一导演担任（《南征北战》、《万水千山》、《年青的一代》除外），其中又由某一演员在同一影片中再度扮演了某个同一角色（《南征北战》、《万水千山》除外）；
其三：鉴于“先入为主”的主观因素，以上7部重拍片除片种（黑白改彩色）之外，再加上在荒诞年代强制推行的“三突出”、“高大全”的模式，严重地破坏了正常的艺术创作规律，故从各方面均未超过老片（《青松岭》除外）。
总之，重复拍片弊大于利，历史的教训不能忘却。在荒诞年代中出现的荒诞产物，结果无疑包裹着明显的、符合当时某种政治需求的创作倾向，经不起时间的检验，更不会留存于电影史册之中。这种惨痛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那些对重复拍片、乐此不疲的电影工作者们深思。
提起“八个样板戏”，熟悉它们的人，自然会难以忘怀在“文革”后期特定历史时期所诞生的这一艺术产物。1972年以后，野心勃勃的“文艺旗手”江青为了突出个人成绩，又处心积虑的主抓了6个京剧和2个芭蕾舞剧，被人们简称为“六京两舞”。其中艺术成就最高的是京剧《杜鹃山》和芭蕾舞剧《沂蒙颂》。
《龙江颂》本是福建省话剧团于1964年创作的一出5场现代京剧，此剧根据1963年闽南漳州出现千年罕见的大旱，为了积极贯彻龙海县委封江堵河、拦水浇灌旱田的部署，位于九龙江上游的玉枕大队，从全局出发，丢卒保车，发扬舍己为人的共产主义高尚风格，牺牲3000亩高产田，确保了漳州平原10万亩的田地受到了及时浇灌的真实故事编写而成。
剧作者江文、陈曙、丁叶、芗人被这一个真实的新闻通讯报道所感动，于是，由江文、陈曙执笔，四人集体编剧，通过深入走访和调查，凭借着艺术家的横溢才情和创作冲动，很快将其搬上了话剧舞台。1965年，上海市委宣传部“戏改领导小组”，决定把《龙江颂》改编创作成现代京剧，由上海市新华京剧团集体改编创作，著名京剧演员王少楼扮演男主角郑强，并于1965年夏秋之季，在上海公开演出，这便是《龙江颂》从最初的话剧脱胎到京剧的雏形。1967年10月，“文革”运动已经一年，第一批“样板戏”早已敲定，主抓上海文艺宣传的张春桥，指示上海文化系统的“革委会”，另行组建《龙江颂》剧组，在历时4年的修改当中，先后参与编剧工作就有王树元、俞德、刘梦德、宋捷文、李晓民、赵吾国等人，导演为上海歌剧院的李仲林、上海京剧院的孔小石、沈金波等，还有来自上海音乐界、京剧乐队的精兵强将，共同组合在一起。而原剧中的男主角郑强早被暗授机宜、挖空心思地“摇身一变”为女主角江水英，分别由李丽芳、张南云、马博敏、李炳淑、李元华担任。几经演变后的《龙江颂》，最大的改动就是增加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成分，把原剧中的烧窑师傅黄国忠，改成了暗藏在龙江大队的阶级敌人。又经过长时间的修改后，1972年3月的“两报一刊”，公开发表了《龙江颂》1972年1月的演出本，这表明《龙江颂》正式入选“革命样板戏”之列。随即，很快由谢铁骊执导，钱江摄影，李炳淑领衔主演，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投入了电影的拍摄，作为第二批“样板戏”的头炮出台，在当年的“5·23”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纪念日之时，正式在全国公映。京剧艺术影片中的“手捧宝书满心暖”、“为人类求解放”、“让革命的红旗插遍四方”等唱腔，最为人知。
1972年年初，作为第二批“样板戏”之一而隆重出台的京剧《红色娘子军》，是先后由著名剧作家田汉根据梁信的同名电影文学剧本编写的台本和李承祥、蒋祖慧、王希贤等人的同名芭蕾舞剧本改编而成，由中国京剧院演出。
其实，这出戏早在60年代初中期，就已经在舞台上多次演出，后来，芭蕾舞剧异军突起，不但给中央芭蕾舞团带来极大声望，同时，也让同名的芭蕾舞剧声誉鹊起。广大观众对这部反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海南岛琼崖地区由妇女组成的红军队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国民党反动派和当地恶霸地主进行坚决彻底斗争的故事，通过1962年获得《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故事片奖，早已非常熟悉。“文革”开始后，田汉被冠之为“文艺黑线的祖师爷”，惨遭迫害至死，其剧本自然也是被扫地出门，中国京剧院重打旗鼓另敲锣，以芭蕾舞剧剧本作为主要参照和样板，再另外组织一帮人马重新编写，还有一大批著名的艺术家来从事唱腔设计的重头戏。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基本的主题仍是原来的不变，而且比较保守于芭蕾舞剧的总体创作，使得同名京剧不但没有新的突破，而且照抄其剧本中的许多舞台表现动作和情节铺设，使得这出京剧从一开始就陷入了先天不足、没有突破和创新的误区。曾经以主演古装戏《杨门女将》中的穆桂英而闻名的青年旦角演员杨秋玲扮演女主角吴清华，冯志孝作为老生名角扮演男主角洪常青，另外，李嘉林、王晶华等人扮演其中的主要角色。1970年，经过重新修改的京剧剧本，进入了唱腔设计阶段，被临时“解放”出来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张君秋、李少春等人，果然不负众望，以自己多年厚实的艺术功底和造诣，对主要人物的唱腔设计，既有传统的意蕴，又不乏时代气息的推陈出新。
1972年1月，经过参照、依据同名芭蕾舞剧的京剧《红色娘子军》，投入了正式的舞台演出，并且很快进行了电影拍摄。影片指定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成立专门摄制组，在剧院舞台和电影厂摄影棚分别进行拍摄，以很好地突出电影所要表现故事内容和环境的特定氛围，导演特别邀请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著名老导演成荫执导。在此之前，他已在八一厂执导过京剧影片《红灯记》，摄影为八一厂的著名摄影师张冬凉、韦林玉，主要演员除了杜近芳奉命顶替杨秋玲，出演女主角吴清华之外，其他仍为原班人马。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杜近芳，得以临时在影片开拍前突然换角的主要原因，就是江青在此之前，调来京剧艺术片《杨门女将》时着意观看，发现杨秋玲在其中饰演的穆桂英这一角色的面部表情不够丰富，她唯恐杨秋玲表现不出吴清华这个叛逆女性和革命战士的精神风貌，于是，突发神经，武断地一声令下，临时易人。杜近芳意外“捡”了一个本该并不属于她的角色。
影片拍摄顺利，历时两个月之后，在当年的５月23日，已经成片的彩色影片和另外两部京剧影片《海港》和《龙江颂》，几乎同时公映，只是当时“八个样板戏”已成定局，稍后一步的京剧《红色娘子军》，只有委身屈就与《龙江颂》划入第二批“样板戏”之列了，不过这与第一批“八个样板戏”中的同名芭蕾舞剧，也自然有了一个时间差别的距离和区分。影片中有杜近芳主唱的“打不死的吴清华我还活在人间”、“见到了红旗见到了党”、“永葆这战斗青春”较为出名。但是，总体上来说，由于艺术形式种类的不同，其成就远远不及先入为主的同名芭蕾舞剧，在民间也没有同名芭蕾舞剧那样深入人心。
京剧《杜鹃山》，是1963年由上海青年艺术剧院首次演出的一出现代话剧，该剧由上海歌剧院的著名编剧王树元，根据在地方文艺杂志发表的一篇小说《乌豆》改编而成。该剧描写了1928年在湘赣边界的一支自发的农民武装队伍，在队长乌豆的带领下，同国民党反动派的地方武装进行着坚决的斗争。但是，由于没有正确的路线和共产党的领导，三起三落，几度沉浮。后来，党组织委派共产党员贺湘夫妇，前去领导这支自发的农民武装队伍，贺湘在自己的丈夫同行途中牺牲以后，强忍悲痛，前仆后继，用共产主义革命思想和正确世界观，对这支带有狭隘小农意识的农民队伍，进行及时的教育和必要的整编，并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依靠党和群众，经过周密正确的作战部署，百战百胜，消灭了地方反动武装，最后率领农民自卫队，加入了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工农革命军，汇入了革命斗争的时代洪流之中。这无疑又是一部“红色主旋律”的革命性质的作品，这种题材无论是在建国初期，还是“文革”前17年，都是以此为主要创作方向的。
1963年底，北京京剧团将此“拿来”，进行适合京剧表演的改编，在第二年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中，由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赵燕侠、裘盛戎、马连良、马长礼、谭元寿等人组成的强大演出阵容，使《杜鹃山》的京剧演出，艺压群芳，也远远盖过了早些时候上海青艺的同名话剧的影响。“文革”开始后，由于京剧的改编和排演，长期受到北京市委彭真和邓拓等人的支持，一度被停止演出。但是，该剧的广泛影响，特别是题材适应形势的需要，迫使江青重新开禁该剧，并勒令原编剧汪曾祺、薛恩厚、杨毓珉等人要结合实际，加上新的内容，以显示自己的功劳和成绩。江青还煞有介事地又将原来的剧名《杜鹃山》，多此一举改成一字之差的《杜泉山》，将女主角“贺湘”也改为“柯湘”，是因为对毛泽东前任夫人贺子珍，早年在井冈山领导革命斗争的一种嫉恨。同时，授意当时的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于会泳亲自主抓。于会泳另起炉灶，对原剧本创作和演出作了大幅度的调整，又重新由最早的话剧编剧王树元主创，并联合汪曾祺、杨毓珉、黎忠诚等人组成的编剧班子开始入手，还请来话剧界的著名演员刁光覃、朱琳负责指导演员的念白，调来中央乐团的胡炳旭担任乐队指挥，全剧的唱腔和音乐设计，于会泳发挥个人才能，亲自挂帅操刀，并让自己的助手龚国泰全力配合，在各方面的调整中，最后确定由北京京剧团的青年演员杨春霞担任主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