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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的一段时间，中国强调“一边倒”。在经济、政治、军事上的不少做法是照搬苏联的。国民经济中强
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农业合作化也以苏联为榜样。在 50 年代末，毛泽东提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按
农轻重顺序发展国民经济。苏联在 1960 年撤走了在华全部专家和技术人员，并撕毁协议和合同，此后中国开始独立地
探索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
论战开始前，苏联要求各国党在处理国内外政策时，必须服从苏联的指挥。谁从本国的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处理
本国问题，就给谁扣上“民族主义”的帽子。苏联总是强调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规律”、“一体化”、“社会主义大
家庭”等。通过论战，任何一个党都不能再把一党一国的利益说成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利益了，那种把自己比作
别国“母亲党”，要别国党对“领导中心”唯命是从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一个党有了错误，由人家自己去判断，去
纠正，不必过多地干涉别国党的内部事务，已成为国际共运共同遵守的准则，但对槁霸权主义还是要公开反对的。中国
共产党指出，如果一个党、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搞霸权主义，那就不是内政问题，而是欺负别人，对此当然可以表态，既
可以从内部交换意见，也可以公开批评。中国共产党发表的文章中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如不允许批评霸权主义，那
就是没有是非了。论战后，一党控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局面不复存在。论战是一把双刃剑。论战从思想上破除了各国
共产党和工人党对苏联共产党的迷信，从组织上冲破了苏共一党控制国际共运的局面，维护和发展了中国的国家独立自
主权。但是，论战造成了国际共运的大分裂，造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很多党之间中断了关系。在各国党的内部，
特别是未执政的党，不断出现分裂，有的党分裂成两个，有的分裂为三个，甚至四个。分裂，削弱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战
斗力。
论战中，许多党分不清是非，区分不了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界限，因此在论战中不敢轻易表态，也不敢大胆地开
展党的活动。由于论战尖锐、激烈、规模越来越大，对论战涉及的具体问题忽视了调查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社会
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象和威望。更为严重的是，论战助长了一些地区和国家群众运动中的左倾思想的发展。从
大论战中得出的反修防修的结论，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依据，是导致中国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根
源。这都是后话，在此无需再提。
论战使赫鲁晓夫的名字在中国家喻户晓，并成为修正主义的代名词。在中国人的眼里，赫鲁晓夫是野心家、阴谋家、
篡党篡权者，总之，声名狼藉。
对赫鲁晓夫来说，这一年着实不好过。工业总产值增长了 8。1％，但比预期的增长率低了 1％。更紧要的是，已有
迹象表明，苏联工业生产率已经每况愈下。根据专家估算，1963年每卢布工业投资效益比起 1958 年低了 15 个戈比；
据此统计，苏联的工业投资损失了近 1500 亿卢布。除了电力和冶金工业外，几乎每个工业部门的生产率都在下降，而
且下降的幅度还比较大，这是 40 年来的第一次。尽管短缺的商品不胜枚举，但滞销消费品仍大量运往市场。积压的钟
表和成衣足够销售两年，书籍、缝纫机、照相机在仓库中堆积如山。在七年计划期间，诸多方面计划失调，出现了明显
的失衡状况。如，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工人占全苏工人总数的 35 ％到 40 ％，但是这两个部门所得到的投资额只占工
业总投资的 8％。采掘工业的生产率极低，而它所获投资比例却高达 30 ％，并使用了占全苏 20 ％的工人，但它在全
国工业总产值中的贡献仅有 7％。农业的状况更加令人担忧。1963年的农业生产总产量与1962年相比，不但没有增加，
反而下降了 10。7 ％，比 1958 年的数字还要低。畜牧业的统计数字更让人糟心。生猪存栏数从 7000 万头骤减到4100
万头。牛的存栏数也减少了 150万头，羊的存栏数则减少了 600万只。粮食产量的降低与牲畜的减少，除了天灾之外，
更为重要的是人为因素。
比如，强行废止土地休耕的做法，使得地力耗尽而无法再生，导致数以百万计公顷的耕地沦为贫瘠的不毛之地。1963
年，一场“黑风暴”降临垦荒区。
5 月份，狂风卷走了数百万吨的黑土，撒落在萨彦岭的山脚下，以致一直增长的耕地面积骤减了 600万公顷。
人民的不满情绪日益明显。几乎所有阶层的人都在发牢骚。工人的不满是由于食品短缺，消费品供应不足。养老金
领取者和技术人员的工资一成不变。农民因自留地减少、牲畜被强行收购而怨气冲天。集体农庄庄员和国营农场工人因
效益不好而无心工作。部队军官因削减退休金而忧心忡忡，内务部部队的指挥员因取消津贴而人心浮动。更为要命的是，
党的中层干部开始与赫鲁晓夫离心离德，原因是第 22 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党章第 25 条。这一条是这样规定的：
在选举党的机关时，应遵守经常更换其成员同时又保持领导的继承性的原则。
在每次例行选举时，苏共中央委员会及其主席团的成员至少更换 1／4。主席团委员一般最多只能连续当选三届。某
些党的活动家，由于他们享有公认的威信，具有出色的政治品质、组织品质和其他品质，可以在更长的时期内连续选入
领导机关。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关的候选人在不记名（秘密）投票方式下至少须有3 ／4 的参加者投票赞成方可当选。
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边疆区委会、州委会的成员在每次例行选举时至少更换 1／3 ；党的专区委、市委、区委、
基层党组织的党委会或支委会的成员至少更换一半。同时，这些党的领导机关成员可以连续当选，但最多不得超过三届。
基层党组织的书记可以连续当选，但最多不得超过两届。
全体会议、代表会议、代表大会根据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可以更长期地将某一工作人员选入领导机关。在这种情
况下，参加投票的共产党员至少须有 3／4 投票赞成，方可当选。
由于期满而不再选为党的领导机关成员的党员，可以在以后选举时重新当选。
说句公道话，赫鲁晓夫这一改革的出发点是使党的领导机构经常保持新陈代谢，实际上是推行党的干部任期制，废
除终身制，其用意是积极的。然而，这一改革却意味着党的各级干部再也不能把自己的职务看成是毕生的职业和终身受
用的特权。现在他们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在某种程度上自己必须寻找别的工作并且学会适应它。由于这些新规定而
受打击尤为严重的，是上面所提到的中层干部。鉴于党的代表大会每五年召开一次，从而任何中央委员或中央主席团委
员的最长任期都是 15 年，而区委、市委和州委的改选按规定每两年举行一次，因此在这些机关及其下级组织中的任期
最多只有六年。党的基层组织干部对第 25 条没有好感，并迁怒于赫鲁晓夫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按照生产的需要重新建立党的领导机构的做法还惹恼了此前拥戴和支持他的州委书记们。赫鲁晓夫的这一改革成了
他最不得人心的措施之一。按照新建制，原来全面负责所辖地区工作的州党委将一分为二，一部分全力以赴抓农业，另
一部分专管工业。从一开始，这种新的管理建制的缺陷就显露了出来。例如，州农业党委的任务不光是指导那些集体农
庄和国营农场的共产党员，监督这些农庄农场的党组织，而且还要负责领导所有为农场提供服务或加工农产品的工厂党
组织和党员。然而，那些为城乡培养师资的师范院校，那些服务项目当中包括维修农业机械的汽车修配厂以及那些生产
农产品包装物的工厂，却都属于州工业党委的管辖范围。问题还不止于此，主管农业的州委书记若要在州首府召开一次
农业工人代表会议，他就非得事先与主管工业的州委书记进行协商；同样，后者如果急于增加城市的蔬菜供应，也必须
同前者进行磋商。一旦收获季节来临，有关组织运输和选派市民下乡支农等工作就又引出来无数的麻烦。
各州两套州委班子之间的工作分工是有若干指导原则的，相互协调配合也可能行得通，但必要的前提则是绝不能出
现派生的复杂机构，造成重叠复设的局面。而实际情况却正是后者。不仅建立了两个州党委，而且还有两个州苏维埃执
委会，接踵而来的又是一大堆孪生机构：两个卫生局、两个教育局、两个财政局、两个文化局、甚至还有两套民兵指挥
部，等等。于是各州党政机关干部数目随之大增，其工作负担也更加繁重，相互协调成为泡影。
这一建制上的改革实施之后，各加盟共和国的党中央机构里不但有中央主席团，而且还设立了中央工业领导局和中
央农业领导局，各局又都下设自己的分支机构。一个规模较大的乡村区如果有工业企业，那么区委书记就不再全面领导
全区的工作；那些在工厂企业的共产党员现在归该地区工业区委的领导，而工业区委机关往往又设在另一处行政管理中
心。按生产性质改组党的领导机构建制造成的一连串问题还会不断大量增加，但这一体制自身复杂化的进程却并未就此
停止。随后，根据赫鲁晓夫的建议，中央主席团又出台了加强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权限的新规定。结果，这些委员会问
世不久，弊端已层出不穷。其下属各部门的分工界限并未消失，不过界限标准并不是依据国家不同职能加以确定，而是
按照各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内部的不同管理系统进行划分的。对于那些分别处于不同州域但彼此业务又有联系的企业，
相应的管理工作日益恶化，在全国实行一刀切的简单政策也日益行不通。现在，中央委员会又提出合并一些地方国民经
济委员会，同时建立一个全苏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其职能是协调其他所有地方经委的活动。但是，它的权力仅限于监
督工业，而不能管理各地方通讯、运输、建设、公共事业、电站以及其他同地方行政管理有关的领域。为此，在莫斯科
又设立了一个国民经济委员会，即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
这还不是一系列改革的最后一项。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建立之后，又组建了几个新的国家委员会，其业务涉及电力
工程、轻工业、食品工业和贸易活动。同时还成立了负责监督供应工作的全苏一级机构。所有这一切都使党政领导建制
系统变得极为繁琐复杂，使得全国各地各单位的干部不得不经常求助于挂在办公楼门厅里的机构分布示意图。
赫鲁晓夫还决定重建党和国家的监察组织系统。为实现这一目的，他不但在全苏一级设立了隶属于党中央委员会的
新的监察委员会，而且在加盟共和国、州和区级都设立了相应的监察机构。列宁关于党和国家监察制度的原则，在斯大
林时期被束之高阁；赫鲁晓夫这一措施旨在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