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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予优先考虑的状况一直特别令墨西哥总统文森特·福克斯失望。他曾把他总统任期成功的赌注压在他的好朋友和同为牧场主的乔治·W·布什身上，以为对方会极大地改变两国关系的形式和实质内容。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福克斯感到很痛心。不过，该地区那些我曾与之交谈过的领导人仍然希望布什会在他的任期里处理以下三个主要问题：贸易与经济发展，控制毒品买卖以及支持民主。
经济发展是最为紧迫的问题，而在这一问题上，华盛顿正在该地区遭受惨重失败。美国采取的办法是，在国内私有化和取消调控实行的同时，制定自由贸易协议。遇到的困难是，尽管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已使墨西哥与美国之间的贸易急剧增长，但该协议并没有达到人们的其它许多期望和预测。例如，自从1994年以来，墨西哥人的薪金和工资大幅度降低，随着失业和就业不足的增加，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数也已上升。因此，向美国非法移民以寻找工作的吸引力仍然很强。这一问题不仅仅是北美贸易协议造成的，它也是1995年金融危机以及油价起伏不定的结果。但是，北美贸易协议一直不足以抵消上述任何情况所带来的影响，反而带来了它自己的问题。墨西哥的产品或服务业，如蔗糖和货车运输，进入美国市场者仍然有限。与此同时，墨西哥的农业市场却在对美国玉米之类受政府补贴丰厚的商品开放，因此，墨西哥的生产商正在越来越面临灭顶之灾。欧盟的作法不同，它接纳西班牙和葡萄牙时，提供了实质性的调节援助，完全的市场准入以及新的基础设施建设基金。而依照北美自由贸易协议行事的美国则一直认为，贸易本身将会提供满足其它必需条件的手段。
在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区以外的其它拉美和南美国家里，问题甚至更加棘手。尽管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自由贸易协议，但只有一项与智利的协议已签署。拥有南美最大经济的巴西发现，它的一多半出口产品在美国市场上受到某种限制。除了所有这些之外，还有中国的挑战。一些原先由美国移入墨西哥的工厂，现在又离开墨西哥迁往中国了，因为那里的工资比墨西哥的低水平还要低得多。这个半球其它国家的处境甚至比墨西哥更糟。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在里奥格兰德以南则被视为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终结的开始，而在华盛顿，似乎无人处理这一问题。
最令人烦恼的问题是毒品买卖。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与它在石油进口方面的行为实相类似。在石油进口一事上，美国对廉价石油的喜好已使它陷入了中东危险的政治漩涡之中，并导致它一不小心资助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传播和恐怖主义分子，如今已自食其果。同样，美国对可卡因及其它麻醉剂的嗜好，正在为拉美的毒品卡特尔以及秘鲁、哥伦比亚、巴拿马、墨西哥等地的社会腐败与腐蚀势力提供资金。美国人口中估计有2000万到2500万人吸食大麻，600万人定期使用可卡因，50万人吸食海洛因，这些人每年在毒品上的花费大约为640亿美元。自从1909年以来，美国一直采用禁止的办法，严格要求“毒品走私者、毒品贩子及毒品瘾君子都无条件投降。”然而，投降并没有发生，从毒品市场的规模以及从1985至1996年间全世界的鸦片和古柯的产量增长了两倍多这一事实即可明显看出这一点。
美国政府与毒品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复杂的，而且经常是腐败的。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帮助在阿富汗组织穆斯林游击队时，它就知道那些游击队员在通过销售鸦片筹措资金。到1980年为止，美国市场上60％的海洛因来自阿富汗。巴拿马前总统曼纽尔·诺列加为中央情报局充当了多年的间谍，同时他又与哥伦比亚的麦德林卡特尔有着长期的勾结。1989年，老布什政府入侵巴拿马并逮捕了诺列加，他因毒品走私被判入狱40年，现正在美国的一家监狱里服刑。然而，巴拿马仍然是洗钱和转运可卡因的重要中心。
美国对付毒品走私的办法不仅是禁止，还采用准军事的强力干涉手段。尽管美国的法庭和监狱塞满了因毒品犯罪而被捕的人，但通过治疗来减少对毒品需求的重大努力在美国却从未真正采用过。控制毒品的努力一直集中在停止生产和禁止运输上，往往使用大量的舰艇和飞机来发现、追踪及阻止毒品的流动。美国训练拉丁美洲的军事部队，并资助他们在自己国家制止毒品生产和非法买卖。他们还用飞机喷撒农药，毁掉农民在热带丛林及秘鲁和哥伦比亚的农田里所种植的古柯作物。这种喷撒常常不仅仅会毁掉古柯及合法的农作物，而且还会造成水土腐蚀。帮助农民种植其它可替代农作物的努力，总的说来一直不充分，也不成功。此外，对于拉丁美洲麻醉品控制人员的训练与对反暴乱战士的训练非常类似；在该地区普遍存在游击战的情况下，这些人员常常被用来执行非禁毒任务。
有一个问题影响比较大，即对外国政府合格证书的年度审查问题。每年，白宫都须向国会证明，外国政府在麻醉品控制问题上正在与美国的努力进行充分的合作。被收回合格证书的国家就会失去外援并面临贸易制裁。这一独特的政策明显地意味着，反对毒品之战并不是在与盟国合作开展，而是在与他们为敌。在确定墨西哥或秘鲁是否在阻止毒品越过美国边境的行动中发挥了正常作用中，美国既是检察官又是法官，而且还是陪审团。这一年检过程令人觉得耻辱和无法忍受，而且在我们的拉丁美洲邻国的眼里，充满了美国式的虚伪。一位满腹牢骚的墨西哥官员对我说，“美国设法找借口为它的银行处理毒品资金开脱；尽管它能够跟踪卡车一直到美国边境，可是一旦进入美国的管辖区，这些卡车便不知去向了。”在整个拉美地区，人们都在质疑供求关系的需求一方。只要需求巨大，此项贸易的利润又丰厚，不法商贩就会找到提供的办法。其后果是，拉丁美洲的警察部队、法官、军队以及普通人都被淹没在了侵蚀着他们社会本质的黑钱之中。但是，他们没有机会为我们在控制无法满足的毒品需求方面的努力发放合格证书。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民主的问题上。在过去的15年里，一个振奋人心的方面是拉美国家转向民主。可是，人们越来越怀疑它是否行得通。一位领导人说过，“政策需要时间才能显示出结果，可是民主不给你任何时间。”另一位领导人说，“请看新加坡、台湾和智利这些已成功发展的国家和地区，它们在发展阶段并不是民主政体。”这些领导人不晓得在一个毒品黑钱的海洋里民主怎样才能支撑得住。然而，最令人灰心丧气的是，他们认为实际上美国对拉美的民主并不那么关切。当然，他们都已注意到，美国过去曾帮助和扶持过独裁者。最近的一个主要例子是委内瑞拉。2002年4月，美国官员似乎曾向企图把当选总统乌戈·查韦斯赶下台的一次政变提供支持。当然，美国后来放弃了支持，并否认曾卷入政变企图。但是，拉美国家根本没有一个人相信美国的否认。美国的政策再次在拉美没有给人提供多少让人们信任它的理由。
中东
如果说拉美国家对美国没有什么信任感，那么，中东、南亚及东南亚的伊斯兰国家对美国的信任感就更谈不上了。这一点同样反映出了一种极大的逆转。作为受宗教影响很深的国家，他们自然会拒绝共产主义思想，在冷战时期也大都是美国的盟友，尽管他们对美国支持以色列感到不快。正如我们在第四章中所言，沙特阿拉伯一直同美国有着特别友好的关系，这种关系可追溯到美国首次在沙特的沙漠里发现石油之时，当时英国及其它国家都顽固地认为那里不可能有石油。另一个重要的中东国家是埃及，它与美国的关系一直起伏不定，可是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之后，它也成了坚定的朋友。约旦和黎巴嫩尽管较小，却也发挥着美国的帮手与朋友的关键作用。特别是约旦，在侯赛因国王的领导下，在该地区变化无常的政治中经常起着一种缓和作用。
如今，就像第一章和第二章提到的那样，皮尤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友好早已统统被冲刷殆尽，直接的原因是伊拉克局势，但更长远和更深层的因素是感到美国偏袒以色列而反对巴勒斯坦人。另外，毫无疑问，由于迄今无力应付现代化而感到受挫和自我烦恼，这些国家不少都把矛头转向了美国。不过，我特别在此提到的对美国不再友好和尊敬，指的是那些把自己的生涯都押在了与美国为友这一基础之上的国家。在这方面，沙特阿拉伯尤为重要，因为它的许多上层人士都曾在美国学习和生活过。在他们的眼里，这个国家在支持美国在全球的秘密行动以及控制石油价格方面做出了那么多的贡献。“9·11”后，此前对沙特友好或通常对沙特不感兴趣的美国报刊，突然对沙特阿拉伯敌视起来了，原因是19名劫机者当中有15人为沙特公民。经过多年对该王国的忽视，或者说，经过多年肯定地报道它对大多数美国行动的有力支持之后，《华尔街日报》一类的报刊在沙特王国竟找不到任何好的东西可以报道了。它的伊斯兰法律，它使妇女罩上面纱，它的慈善机构，它的学校体系，它的缺乏民主以及对巴勒斯坦人的支持，所有这些都被谴责为野蛮的，中世纪的和反美国的。尽管有些批评点到了真正的问题上，这些问题也是沙特人自己在努力处理的，但是，那种严厉的口气以及先前友好态度的突然调转，刺痛了沙特人的心。他们觉得，美国人显然已经忘记，或许从来就不知道或不介意沙特阿拉伯曾给予他们的支持。
沙特一家大报业的业主向我道出了这一态度所引起的愤懑。这位在他的第二故乡美国居住过不少时间的美国大学毕业生描述了他的震撼。突然之间，他过去一直视为朋友的人现在似乎对所有沙特人都起了疑心。更重要的是他对21岁的儿子的反应所做的描述。“9·11”之前，这位年轻人从美国一所名牌预备学校毕业后，一直就读于美国的一所重点大学。他过去一直是橄榄球和篮球的大球迷，不停地听着美国音乐，吃着美国快餐，玩着电脑游戏，与美国女孩约会，对政治、对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冲突根本不感兴趣。正如我的这位报业朋友所解释的那样，他的儿子从所有实际的角度来看都是个美国人。可是，如今在美国的态度突然逆转之后，他告诉我说，他儿子已从该大学辍学了，并拒绝到美国旅行，在沙特阿拉伯甚至都不见美国人。更令我的朋友担忧的是，他儿子对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定期出席由激进的政治和宗教人物召开的会议，现在不仅强烈反美，而且反以色列。
这仅仅是一个例子，但它却说明了一种比较普遍的感觉，这种感觉已经给美国带来了影响。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