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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指责
2000年3月，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巴拉克在奥斯陆和平进程已奄奄一息而自己再次当选的希望也越来越渺茫的情况下，打电话给克林顿总统，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新建议：避开烦人的奥斯陆协议，在戴维营举行一次“不谈则已，谈则必成”的谈判，寻求最终解决方案。尽管准备时间不足，自己和巴拉克执政时间均已屈指可数，而且还得冒因谈判失败而引起冲突加剧的风险，但是克林顿看好这次历史性机遇，认为谈判一方面可以促使双方达成协议，另一方面自己也可以给后人留下一笔财富，因此他连忙同意了。这次赌博最后还是输了，导致巴勒斯坦开始实施自杀性爆炸，主张“大以色列”的鹰派分子沙龙当选以色列总理，以色列人实行残酷的报复。更为重要的是，在不可避免的责难声中，许多美以领导人广泛接受了一个矛盾的观点：巴勒斯坦人之所以拒绝以色列的提议，是因为他们痛恨以色列，更愿通过暴力消灭以色列而不是与它媾和。
巴拉克本人的话最能表明这种观点。我与巴拉克共进早餐时，他坚持说，他向阿拉法特开出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价钱。其中包括：以92％的西岸地区和100％的加沙地带建立非军事化的巴勒斯坦国，同时还可得到1967年前以占领的部分领土作为补偿；拆除绝大部分定居点，将定居者统一迁至占西岸地区约8％的土地上，这块土地将并入以色列版图；让巴勒斯坦国在东耶路撒冷建都；对圣殿山实行托管（并非出让主权）；巴勒斯坦难民回归巴勒斯坦国（但不可以回以色列本土），以及一项大规模的国际援助计划。但是，阿拉法特这个顽固不化的老巴勒斯坦领袖居然说“不”。巴拉克坚持认为阿拉法特并没有“真心诚意地谈判”，而是在“逢场作戏”，企图获得以色列人的最大让步。他不仅是对阿拉法特一个人，而且是对所有阿拉伯人深恶痛绝，并说在他们的文化里不存在“真诚”这个概念，因此他们撒谎时都是面不改色心不跳。至于阿拉法特为什么不愿做成这笔显然只赚不赔的买卖，巴拉克说，这是因为巴勒斯坦人认为以色列人无权生存，他们寻求的是在整个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他相信阿拉法特在把人口数量当做他的主要武器。他说，巴勒斯坦人将利用以色列的民主先把以色列变成“一个属于全体国民的国家”，然后再促使以色列演变成一个双民族国家，等到巴勒斯坦人口占大多数后，“犹太国”便会不复存在。他还指出，阿拉法特始终在谋划如何先充分利用和谈争取尽可能多的利益，然后运用暴力手段逼迫以色列做出更多的让步。
尽管表述方式跟巴拉克的不完全一样，但克林顿的戴维营首席谈判代表丹尼斯·罗斯同样指出，阿拉法特先是不接受对方的提议，接着又放纵暴力行为。对和谈的失败，他应该承担绝大部分责任。他把阿拉法特比喻为一个“冲浪者”。他说，由于阿拉法特对继续冲浪比冲向岸边更感兴趣，因此他没赶上“大浪”。也许是因为有限的巴勒斯坦国这个“岸边”并不是阿拉法特所一直寻求的目标。克林顿也指责阿拉法特说，一位美国总统有史以来第一次提出了一个接近巴勒斯坦人多少年来一贯要求的方案，而阿拉法特竟然拒绝以其作为双方谈判的基础。
比这些要人讲什么更重要的是，现任总统布什相信这些人所言非虚。于是他就对沙龙的藐视行为耐心十足；于是他就提出了一个自相矛盾的要求，要巴勒斯坦人举行自由选举，选出新的领导人，但这位新领导人不能是阿拉法特；于是他就把巴勒斯坦人的暴力活动和全球范围的恐怖主义等同起来，并要求和平谈判开始前必须停止一切暴力活动；于是他就拒绝与阿拉法特会面，甚至在联合国总部拒绝与他握手。如果这些人的说法都符合事实，即便布什总统的举动和态度有些刺激性，那也是无可非议的事。然而，如果他们的说法并不符合事实呢？
通过与各方主要谈判代表的交谈，我的印象跟我看完日本电影《罗生门》后的印象差不多。片中卷入同一件事的几个人物似乎都与几个迥然不同的事件有关联。阿拉法特和他的首席谈判代表否认拒绝过协议，并共同指责巴拉克，而巴拉克则坚持说他们的确拒绝了。更有意思的是罗伯特·马利的分析。马利曾是美国谈判代表团的成员，事后对会谈作了“修正主义的”描述。他的这些描述与我自己在研究和访谈中的发现趋于一致。
首先，马利证实阿拉法特担心会谈准备时间不足而且存在失败的危险。2000年6月15日，他向克林顿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他说“当着总统的面”任何事情都可能“突然发生”，还说“峰会是我们的最后一张牌。你真想烧毁它吗？”得到的回答是肯定的。为了不点燃美国人的怒火，阿拉法特继续谈判，但是对谈判结果不抱太大的希望。当时的背景是这样：巴拉克很急迫，而阿拉法特很谨慎。了解这些对于理解事实上究竟发生了什么至关重要。以色列总理对于渐进主义式的奥斯陆进程深表怀疑。对他而言，奥斯陆进程意味着撤军，为此以色列付出过沉重的代价，结果是既没有任何实实在在的回报，也不见巴勒斯坦人的最终要求。此外，持续增加的巴勒斯坦人骚乱也造成了加快动作的压力。若能签署一个激动人心的和平协议，便可提供一个机会，挽救他在大选前的民意调查中支持率下降的局面。出于这些方面的考虑，巴拉克认为还是抛开沙拉米香肠制造机而直接去买一整份三明治更好一些。由于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谈判结束阶段上，他疏忽了许多过渡性的步骤。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三次从西岸地区部分撤军并把耶路撒冷附近三个村庄的控制权移交给巴方，这是以方在奥斯陆协议和后续的一系列协议中正式向巴方承诺过的。同时，西岸地区扩建定居点的速度却在加快。在巴拉克看来，所有这些都不重要，因为从理论上讲，最终方案一旦被双方接受，这些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当然，阿拉法特有不同的理解。他也发觉奥斯陆和平进程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原因与巴拉克所说的不同。对巴勒斯坦人而言，奥斯陆协议的承诺已经变成了一大堆既无法兑现又受到阻碍的诺言。“协议签署已过六年，以色列人的定居点更多了，巴勒斯坦人的行动自由更少了，经济状况也更糟了。”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巴拉克对必要的过渡性撤军的疏忽，定居点断断续续的加速修建，只能进一步加深阿拉法特对以色列人以及巴拉克本人的怀疑。为了增强自己对峰会的信心，阿拉法特向克林顿提出应当多给一些准备时间，同时要求以色列落实先前承诺过的部分撤军协议。阿拉法特的某些担心克林顿同样也有。他用巴拉克的一个承诺答复了阿拉法特。巴拉克答应不管和谈能否达成最终协议，以色列都会开始撤军。总统也向阿拉法特保证，万一和谈失败，他也不会受到责备。克林顿对阿拉法特说：“不会有人对你指指戳戳的”。结果，既没有更多的准备时间，以色列也没有撤军。但是，阿拉法特还是同意了，因为他别无选择。
戴维营会谈的过程跟人们心目中所理解的谈判大不一样。一说戴维营谈判，人们会想像为以巴谈判代表面对面坐在谈判桌前，在美国人的监督下，仔细斟酌推敲各种提议。巴拉克和阿拉法特从来没有举行过实质性的会谈，他们大部时间都呆在各自的房间里，由美国人穿梭往来，传递想法，转述回复。我接受别人的建议，用了“想法”这个词，因为双方都未曾给对方递交过任何正式的书面提议。美国信使负责做记录，为了确保不产生误解，记录内容都读给双方代表听一下，但是一切都是有附加条件的。那些想法是作为美国人的想法，而不是作为以色列人的提议提出来的，用的措辞是以色列人愿意把它们作为谈判的基础，条件是阿拉法特也得同意。
在谈判过程中，美国代表团并没有推行自己的计划，而是担当了一个不了解双方底线的高级媒婆罢了。为了把“球”带向“球门”，美国调停人员需要一方提出反建议，以便把这些反建议转达给另一方。此时，巴勒斯坦人暴露出了重大弱点。正如埃里卡特在杰里科告诉我的那样，巴勒斯坦人很有创造性。例如：为了让以色列把一些主要定居点并入版图，他们想出了交换土地的主意；作为对巴勒斯坦难民回归以色列的权利认可的一部分，他们提出了对实际回归以色列的难民人数加以限制的办法；他们还保证允许以色列对东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居住区行使主权。尽管如此，巴勒斯坦最终还是没能给美国谈判代表拿出一个内容连贯的和平方案。尽管有许多因素从中作梗，但是谁也弄不明白究竟为什么。其中一个便是巴方感到过去一直被那些措辞含糊的临时协议所蒙骗，觉得如果这一次是最终协议，那么它必须一目了然，落实到文字上，不能有任何漏洞。可是，谁也不清楚这到底是不是最后一次，因为巴拉克的立场一直在变。这的确是件令人左右为难的事。在阿拉法特严肃认真起来之前，巴拉克不愿透露底线，而阿拉法特只有在探明对方底线之后，他才会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
另一个因素是巴勒斯坦内部的政治局势令阿持法特难以驾驭。这就造成了代表团的内部分裂。该代表团开始盼望能有一名继任者取代年迈的阿拉法特。最后，巴方认为，即便是作为“进一步谈判的基础”，接受这些想法也充满危险。这些危险虽小，但影响重大。美国人的主意在某些方面很有吸引力，但对难民问题却只字未提，在土地交换问题上也缺乏合理性。以色列对圣殿山和耶路撒冷阿拉伯人居住的大部分地区仍保有主权。巴方担心，接受了这些想法，就有可能动摇巴方的根本立场，把争论的焦点由联合国决议所规定的以色列应履行的义务变成讨论美国人含糊不精的想法。然而，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阿拉法特不提出一些更好的建议。巴勒斯坦的几位重要领导人对我说，他们认为阿拉法特坐失了良机。
不过，与此同时，美方并没有给巴拉克施加任何压力令其停建，更不用说拆除定居点了。而35年来，美国一直声称修建定居点是非法之举。克林顿及其代表团所充当的角色更像是信使，不像是有影响力的领导人。其实，他们深知达成一份公正的协议关系重大，也知道如何达成这样一份协议。结果，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戴维营峰会毫无结果。
但这并不意味着会谈从此结束。2000年整个秋季，三方重开谈判。在总统任期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克林顿于2000年12月23日提出了一套新方案，包括给予巴勒斯坦更多的土地，巴勒斯坦难民有权回归可能成为新巴勒斯坦国的地方（不过不是以色列），和一种更有利于巴方的耶路撒冷处理方式。阿拉法特仍然很谨慎，不过在2001年1月2日与克林顿会面时告诉他，他可以转告巴拉克：“我接受你这几条，但我必须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