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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的是可以使我们得到可任意用自己的货币支付这一有利条件。然而，赤字的出现也随之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不向有盈余国家的出口产品征收凯恩斯提出的临时关税，就不能压它们提高自己的货币价值或减少出口，它们的钱柜里就会积攒起大堆大堆的美元。
由于有盈余国家的银行系统里有效地建立起了额外储备，这些美元就可能会加大货币供应量，刺激通货膨胀。实际上，美国的贸易赤字，只要以美元计价，就是一个通货膨胀输出问题，也是美国逃避应用于该体系其它所有国家的规章制度的一个实例。不过也有一种补救办法。他国接受美元作为国际支付单位的条件，一直是美国答应保持美元对黄金的比值，并保证可按固定价格将美元兑换成黄金。于是，以法国为首的一些国家便开始将手中的美元兑换成黄金了。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黄金储备一直处于萎缩状态。像其它国家一样按照同样的规章制度采取紧缩措施来维护该体系，还是废止该体系呢？面对这一痛苦的抉择，美国选择了后者，而且还是利用它庞大的势力单方面这样做的。在没有增加税收的情况下，既要支撑越南战争，又要支撑国内的“伟大社会”计划，不可避免地使美国经济出现了通货膨胀，国际支付的压力已变得无法承受。1971年3月3日，尼克松总统干脆暂时取消了美元兑换黄金。这就等于用事实上的标准代替了黄金兑换标准，使美元在世界上成了流通券，而美国对它的管理并没有对世界上其它国家承担任何义务。其它国家的货币须以美元为标准浮动，它们的经济政策也得按照美国变幻无常的经济政策调整。在所有资本控制措施于1974年元旦解除之后，美国真是可以用自己的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了，而且不会对它自己带来什么后果或对他国承担什么义务。这是真正的自由。至于世界其它国家，尼克松的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对美国人的观点阐述得很准确。他说，“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我们目前正在与世界其它国家共同解决这个问题——如同我们共享繁荣一样。是朋友就该这样。”
在打造全球化的框架方面，几乎可以无限制地印刷世界货币的能力，确实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优势。最重要的是，它可以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后的挥霍者：我们可以不去在意节省不节省，可以不停地积累贸易赤字，其它国家则必须经过一段时间才能或多或少地使自己的贸易保持平衡，生产多少就只能大体消费多少。美国却不必为了买进而去卖出什么，它只要印钞票就可以了。美元本位对美国公司在海外投资也大为有利，它使得美国可以在积累将近6万亿美元往来账户赤字的同时，在国外的累积投资20世纪末也达到了约11万亿美元。
然而，美元并不是美国惟一的工具。美国市场的规模，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的普及，美国军事力量的庞大，与美元合力将美国推上了全球化的统治地位。以电影和广播电视业为例。如果你是美国电影制作商或电视公司，你开始面对的是28亿潜在的国内观众。相比之下，如果你是法国人，面对的大约是6０００万观众；如果是德国人，则是8000万观众。当然，如果你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可以指望有十几亿观众，不过这些观众会仅限于国内的。可是，作为一个美国人，你也可以指望有几十亿观众，因为除了美国的观众以外，全世界以英语为第二语言的人都是你的潜在市场。美国人比其他任何人制作的电影、电视节目和唱片都多，美国的流行文化遍布全球，这一点都不足以为奇。
其它领域也有类似情况。美国的军事力量意味着美国无疑是世界头号武器供应商，但它同时也产生了大量支持美国技术领导地位的资源。例如，因特网最初本是阿帕网，即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网络。单单是开始于25年前的这一个发展项目，就意味着当今全球因特网75％的流量要经过美国，并且在某个点上要由美国的载体处理。最后，美国的军事力量还能通过使美国成为最安全的地方来加强美元的地位。纵令这个世界让美元搞得人晕头转向，但它还是要抓住美元不放。因为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你还能把自己的钱放到哪儿去呢？
像我一样的美国谈判人员，即是从这一实力地位出发来划定游戏场地界线的。游戏之初，美国便为它在政治上处于敏感地位的农业与纺织品市场争得了免受自由贸易规则约束的权利，实际上是将其置于被高度保护的地位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制订后的头二十年，美国谈判人员想当然地以为，美国其它工业在竞争上占优势，所以就自由开放了美国的市场，而没有要求贸易伙伴相应地开放。然而，当进口在20世纪70年代末急剧猛增时，美国的外交家们态度强硬起来了。在诸如小汽车和彩电业这些领域，他们要求日本等国家的出口商“自愿”实行克制，并强烈暗示在美国建厂是明智之举。这种方式既蛮横又虚伪，等于一边享用着保护主义的禁果，一边不断宣扬自由贸易确有好处。我们的贸易伙伴自然感到十分愤慨，但他们没有多少选择。美国消费者，即便受到限制，也是城里主要的买家。另外，不管怎么说，所有的出口商都需要美国的航母特混舰队在地球上保护他们。美国因进口而失去工作的政治支持者本来在施加压力，要求采取保护主义措施，这种骗人的把戏却降低了这些压力。
然而，美国谈判人员更想采取的方案是极力推进外国市场的开放，制定对富有竞争力（或影响力）的美国工业和公司特别有利的规则。这是一种明智的政策，但实行起来却会带来稀奇古怪的结果。由于美国拒绝考虑任何工业政策或经济战略方面的意见，并将这一点视为原则问题，所以它的谈判日程大都是凭机会和紧张频繁的公司游说所决定的。因此，当司法部长还在控告美国烟草业在吸烟的致癌效果方面误导公众的时候，美国烟草工业这个极富竞争力的产业在开放全球市场方面却争得了美国贸易代表的支持。有些评论家简直搞不懂，不知道美国为什么想出口癌症。
知识产权保护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域。这方面的整个概念显然是西方式的。世界其它许多地方的看法认为，我们只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所以，如果有人认为自己全凭个人就能发明并拥有某个特定的思想，会被看作是自私自利。但是，这却是美国高技术工业的生命线。美国谈判人员表示，应当最优先考虑将有力地保护专利权与版权纳入国际贸易规则中去，并且要严格执行。再举一个例子。制造飞机或半导体这类战略产品的公司，反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将投资要求作为进入其市场的一个条件强加给它们。美国谈判人员成功地消除了把这种要求纳入全球贸易规定的可能。另外一个显示美国外交技巧的实例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当时日本银行看上去好像要把国际储备都卷走似的。主持《巴塞尔协定》谈判的美国财政部要求银行在决算表上增加核心资本。这样不仅为美国银行铲平了游戏场地（因为美国银行对资本的要求一般比日本银行高），而且还对大量购买美国财政部的钞票有促进作用，而当时正是美国急需筹措资金填补赤字之时。
20世纪80年代有一个时期，不独是日本的银行，连它的电子、汽车、钢铁和机械公司均在主要世界市场上居于领先地位，似乎日本大有可能马上要把这场游戏从美国手中夺走。但是在1985年的《广场协议》（以协议达成的地点纽约广场饭店得名）中，美国说服日本重新估定并调升了日元的币值，从而引发了一系列最终导致日本泡沫在1992年破灭的事件。此事与冷战的结束以及美国股票市场在20世纪90年代的暴涨，共同消除了这场游戏到底属于谁的疑虑。与市场资本主义相连的自由民主，已证明自身是理想的国家模式。由福山提出的这一历史终结论点，演化出了一种重要的推论：美国式的市场资本主义会起到榜样的作用，谁忽视它就要自冒风险。在这种模式中，公司的首要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增加股东的收益。管理人员的利益与股东的利益是通过大量给予优先认股权连在一起的，这样就可以把管理人员的工资提高到生产工人的400多倍（1980年为40多倍），因为人们认为高级经理人员在商界相当于体育界的大牌明星。政府的作用是解除管制，搞私有化，然后就走开，别再干预。首要的一点是，解除束缚的自由市场被看作是最佳资源分配者和发展动力。
由于这一模式使生产率增长的幅度估计为33％，而且似乎打破了20世纪90年代的商业周期，所以对前文提到过的华盛顿一致意见形成了强有力的支持，后者已上升为发展中国家致富之路方面占统治地位的看法。从这一角度看，发展中国家应该向自由贸易开放市场，为鼓励资本的自由流通而将金融体系自由化，实行私有化，解除限制，维持高水平的储蓄与投资，为吸引外国投资而保持汇率稳定。当1997年亚洲那种危机兴起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一个反应是想将实行紧缩和高利率作为应急贷款的条件，以维持货币的价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远没有提供体系的稳定，而是成了华盛顿一致意见那种市场基要主义观点的执行者。全球化明显就是美国化，但这有什么不对吗？正如汤姆·弗里德曼1996年所指出的，凡是有麦当劳饭店的两个国家相互从来不会打仗（这话当然再也不能说是对的了）。实为美国化的全球化据说将导致标准不断增高，标准的增高将导致民主的产生，而有了民主，就会有全球的和平与稳定。
反冲
1999年11月29日那一周，西雅图连连有事发生，但和平与稳定不在其内。我站在斯普林街的街头，冒着呛得人透不过气来的瓦斯，在观看反全球化的抗议者砸商店的橱窗和讥讽警察。与此同时，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贸易部长则聚集在西雅图会议与贸易中心，试图发起新一轮国际贸易会谈。这是新的世界贸易组织的首次重要会议。1994年最后一个回合的贸易谈判结束之后，世界贸易组织即宣告成立，代替了以前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以往贸易会谈进行时，只有为数不多的痴迷者知道消息。但是，全球化问题事关重大，大约有5万名抗议者涌到这次会议的地点来表达他们的忧虑了。一群由形形色色的人组成的人群从我面前走过，码头上和附近波音飞机厂来的高大结实的工人们向身穿“拯救乌龟”服的环境主义者呼喊着“卡车司机爱乌龟”。寻找奋斗目标的大学生加入了职业左派的行列在谴责集团剥削，尽管他们脚上穿的耐克鞋暴露出他们与此缺乏关联。然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却与此关联甚深。他们抱怨说，全球体系偏向发达国家的利益，这是不公平的。有一位第三世界的贸易部长辛酸地指出，他和他的许多同僚甚至参加不了大多数谈判会议。会议最后在发达国家的农业补贴问题上失败了，但此前已让世界知晓了通向全球化的道路可能并不平坦。
人们广泛认为，发达国家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尽管如此，最反对它的强烈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