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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中具有社会流动性这一事实和传说，至今仍是有人争论的问题。凡以考试制度取士的大多数朝代，都不惜化费唇舌，广为宣扬这种制度的好处，说是只要你有才干，总能摧为高官。西方作家也素来认为中国的考试是真正的民主制度，使聪明的农民有机会出人头地。但事实上这种情况似乎是比较少见的。为考试入选所必需的多年寒窗苦读，是普通农民不能逾越的障碍。至于村民集资供应当地农家才子读书赶考之说，是一种能起鼓舞人心作用的传闻。但这不是常有的事。在普通农民的各种出路中，从开垦新土地或开办新企业方面是难以获得发展的，并且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也不能靠财产的收益和积蓄进行投资。这一事实使中国人的生活具有与美国人的生活大相径庭的特征，并使美国人关于个人主义和自由企业的主张在中国土地上几乎无人理解，而成为引起人们怀疑的杂乱无章的宣传口号。在中国的情况下，普通人要想提高自己的地位，只有走沟通官方这条门路。而要钻进官僚阶级或其外围的财务管理人员和出面代为向官吏行贿的人的圈子，就必须靠个人交情和私人效忠才能达到目标。这条道路基本上必须通过士绅，而不能绕开他们。
这样，地主、士大夫和官员都是统治阶级的组成部分。有土地又有剩余农产品的家庭，能够让他们的儿子有余暇攻读成士。士人熟读经书后可通过考试做官。官员可以用他们从官僚衙门里得到的油水外快维持优裕的生活并置田买宅。这种社会结构很灵活，能自动久存，并且又很稳定。
资本主义的不发达状态与商人
在中国历史上，美国人迫切想得出答案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的商人阶级不能冲破对官场的依赖，以产生一股独立的创业力量呢？
首先，中国商人的心理状态与我们古典经济学家所赞美的西方企业家的以为理状态大不相同。按照古典经济学家的说法，经济生活中的人要通过生产来谋取最大的好处，要从所增加的产品来获取市场给予的利润。但按照中国的传统，经济生活中的人经营得最得法的，不是依靠增加生产，而是依靠增加他在已生产出来的产品中可取得的份额。他愿意靠他在竞争中直接胜过他的同伙来发财致富，而不是依靠征服自然或更多地利用自然资源或使用改进的技术，来创造新的财富。这是因为从很早以来，中国的经济就表现为由最大数量的人共同争取少量的自然资源，而不是去开发大陆和新的工业。从事创新的企业、为新产品争取市场的推动力，不如争取垄断、通过买通官方取得市场控制权的推动力来得大。中国的传统做法不是造出较好的浦鼠笼来捕捉更多的老鼠，而是向官府谋取捕鼠专利。
中国的理想绅士是地位高到毋需进行生产的程度，他们可以专门享受清福，并从事象征这种清福的文雅活动。最受人尊敬的是优游岁月的人，而不是在忙得不可开交的事务活动中干得比别人出色的人。这种以清闲为理想的情况，直到最近还可在中国农村见到，那里在农民的最上层出现一批有闲阶级，尽管他们的收人低得惊人。日子比较好过的农民按美国标准来说仍算是赤贫的，但他们一有机会就想从一个在地里干苦活的人变成一个身穿长衫而附庸风雅的绅士。旧中国时代的长指甲，是自古以来人们所发明的用以表明其清闲身份的一种最廉价的招牌。
自古以来，官职是获得财富和清闲的关键，因为官吏最有机会增加他在已有产品中所获得的份额。有了当官的地位，就有权给人排难解纷并从中取利。具体一点说，当官的代表了皇帝的权力，他可以征用民工，征税，执行法律，管理人民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出身地方士绅的中国官吏，常把地主阶级的作风带到他们的工作岗位上去。他们所追求的，是捞外快，而不是干一番事业。商人则是官员的竞争对手，因为他也不从事农业生产，而是搞投机倒把，以便从现有产品中取得较多的一份。从理论上讲，读书做官的人自古就把商人看作从事生产的寄生虫。在中国古文里，人们并不认为商人把产品从甲地运到乙地有什么功劳，因此他是被列人社会的低层等级的。但在实际上，商人的活动是被官吏控制住的，他被官府看成是小伙计，官僚阶级可以利用他的活动，并从他身上挤出油水来，为他们自己或为政府谋利益。如埃蒂安？ 巴拉兹所指出的，商业交易总要受官吏监督并向他们纳税。如古代的盐铁之类的主要商品或如晚近的茶、丝、烟、盐和火柴，是由政府专卖的。这说明政府有凌驾于一切的经济特权。所以政府不许可兴起一个独立的商人阶段，来侵犯它的这些特权。
另一方面，官商之间总能找到一个密切的利益共同点，因为从事任何一桩大的买卖，官府的保护和支持是必不可少的。凡是单方面办不成的事，只有双方合作才能共享其利。因此商人、银行家、楠客以及各式各样的买卖人就成为一个从属于官僚的阶级。作为物资和资金的经手人和操纵人，他们不仅从商业上而且从农业上帮助官吏榨取盈利。
事实上，商人可以通过购置田产、捐得功名以及通婚，轻而易举地跻身士绅阶级。中国不像欧洲，没有什么对外贸易可供商人投资。田产不像商业那样利厚，但它比较安全可靠，所以始终是进行投资的一大对象。商人阶级中产生地主，比独立的商业资本家来得容易。中国的行会组织虽能以罢工或不合作的形式进行消极抵抗而获得巨大的成就，但仍证明商人是从属于官吏的。行会组织的力量在于手工业行会，这个行会使某种手工业的匠人对其工艺过程和生产权利保持垄断地位。类似在欧洲早期商业活动中起领导作用的商会，在中国是特别软弱无力的。作为主要例子之一的广州公行，就是朝廷官吏的声名狼藉的工具。
中国的旧财经制度也提供了另一个证据。代表资本积累的存款通常是投资在放债上的，因为那样可以得到更多的利息。高利贷的利率高低，可以表明农民对银钱的季节性需求的迫切程度，因为他需要借债来纳税和度过青黄不接的时期。借给农民的短期贷款比长期工业贷款能收取更高的利息。因此，把存款投资到工业生产上去的推动力在中国不如在美国那样大。
中国经济体制中以农为主这一点，表现在用钱的范围受到限制上面。农村信贷之所以实行不起来，是因为农家比较能够做到自给自足，而且依赖就近各处的短期收购。同样，政府通常也多半依赖实物征税并以谷物支薪。例如，首都北京就是靠各省经大运河运去的漕粮来供应的。此外，政府还可以随意支配不付工资的摇役。旧的钱币制度本身极为复杂，因为那是银铜兼用的复本位制。银的计算单位（两）随地而异，也随着不同的行业和不同的政府机构而异。在一个城市的同一时间内，可能通用着二十种不同的银两单位，因此每种主要商品如盐或棉布的买卖，以及支付给其他某些地区的款项，都需要用不同的“通货”。要使一种硬币保持固定价值是不可能的。因此要靠纯银的笨拙周转，而在使用时每锭银子都必须现秤重量并验定成色。同时，历来政府很少有不铸劣质铜币的。由此而产生的货币单位之多以及它们之间的兑换办法，就体现了银钱操纵者凌驾于工业投资者之上的情况，因为前者可从这种复杂的兑换中获利，而后者则要把他的银钱放到有计划的生产事业中去。我们猜想，这种效率极差的币制之所以能容许存在，可能是因为它有助于统治阶级在钱的问题上玩弄花招，而对他们并无多大妨碍，正如士大夫容许有象形文字的书写法，因其难学，他们反而能对之保持半垄断的地位。不管怎么说，这个效率极差的币制表明那里有一个松懈分散的经济体系，其商务活动主要是当地贸易。它很像中世纪的欧洲。
总之，资本主义之所以不能在中国兴起，是因为商人从来不能摆脱士绅及其官府代理人的控制而独立自主。在封建时代的欧洲，商人阶级是在城镇里发展起来的。由于地主统治阶级住在乡下的大农庄里，欧洲城镇能在封建体系之外成长起来，而不被吸收进封建体系。中世纪的市民在这些新城镇里有了各自的生息之所，又有民族国家的国王这一新的政治权威来保护他们，于是就取得了独立地位。
中国缺乏这些条件。欧洲式的封建制度很早就被废除，皇帝和他的官吏离不开当地士绅，这些情况使商人在已经建立的秩序之外找不到别的政治势力去寻求特别保护。另外中国的士绅家庭早就成为城市里的主导阶级，因为通常中国的城市最初是作为行政中心而发展起来的。士绅与官吏的重要关系吸引他们住到城里，那里既是文化中心，又是筑有城墙的安全地方，足以防备盗贼或愤怒的农民。士绅家族的最好保障并不只靠田地，而是靠田地与官府特权的结合。家庭产业本身并不可靠，但家中有人做官可以给予保障。因此，士绅阶级这个凌驾于农民经济之上的高贵阶层觉得置田产和当官可靠，经营工商业不可靠。士绅和官府之间互相勾结，务必使商人始终受其控制，让他们孝敬财物，而不能让他们建成独立的经济部门。
在小农生产的条件下，只要经得起政府捐税的压榨，私人企业也可能自由发展，但这并不是资本主义类型的私人企业。农民在自有土地上更精心耕作，官僚就能利用税收，从他们那里得到更多的剩余的产品。根据同一原理，如果工商业者积有余资，官僚也会从旁窥伺，毫不迟疑地动手搜刮。古代中国记载中出现过许多商人，但他们从来不是一个具有政治权力的阶级。早期的皇帝明确规定不让他们参加考试以进人仕途。对统治者来说，商业的发展不如继续掌管农业经济来得重要。他们更多地依靠田赋而不是依靠商业税。
在这因袭下来的社会结构里，上层或统治阶级包括了若干从属阶层；（ subclasses ）地主士绅、士大夫、官吏，还有商人、军阀和帮闲。这个复合的上层阶级是各式各样中国学术文化的积极传递者。在这约占10 ％的一小层中国人民中，产生出大多数的文学和美术，产生出较高的哲学、伦理学以及关于政府的政治思想，并且制定了各种法令，从而增加了财富。这一较高文化阶层的社会准则往下渗人人民大众的头脑里，训练他们服从权威。
第03章 孔孟之道
孔子与马克思二人之间较之以他们命名的两种思想意识之间，更少共同之处，而儒家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间虽有很大差异，也有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