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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到了1957 年中期，中共发现知识分子和干部都无法适当地加以控制了。它的回答是针对这两批人展开了一场大的“反右”运动，在1957 年的下半年迫使许多以前的自由主义者和小党派成员退出政治生活，并清洗了儿千名干部。包括许多作家在内的、曾发表过批评意见的人受到严厉抨击，不得不公开承认错误，并互相揭发检举。统一战线看来是结束了。最后许多人被迫服从大规模的“下放”运动，教师、学生、城市干部和职员被送往农村，与农民一道从事体力劳动以免“脱离群众”，同时还能帮助提高农业产量，减少城市的失业人数。根据托马斯？ 伯恩斯坦得出的结论，在1957 一1966年期间，约有120 万城市青年确实被安置到农村（而在1968一1975 年期间，安置到农村的总人数高达1200 万左右）。
然而，训导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比较容易，约束几百万干部的过度热情（或者只是使他们不受感染）却很困难。革命的狂热不久就达到一个新的高潮，最上层的领导成员也陷人他们自己的热情而不能自拔。这种感情奔放的潮流一部分显然是由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表面胜利所引起的。
中国在世界局势中的地位
与国内的革命同时产生的是对外部世界的好战态度，因此中共的思想就再也离不开这样一个普遍提到的主题：“美帝国主义”是敌人，中国的“解放”是所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各族人民的模范。时代条件使北京怀有强盛王朝的传统目标：统治邻近地区以保卫中国。但是，中共把这通常的强权政治的实际目标看作世界范围内伟大斗争的一部分，即进步的“社会主义阵营”反对反动的“帝国主义阵营”斗争的一部分。按照这种思想方法，中国新高涨的民族主义就表现为更广泛的国际主义形式，人民中国可以用这种形式来依靠它的苏联“老大哥”。50 年代北京的外交政策就是本着这种精神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的，正如它在国内所做的那样。
在1950 到1954 年的第一阶段，起初是中国对美国的好战态度作出好战的反应，而触发这次反应的具体行动是1950 年6 月北朝鲜在苏联支持下对南朝鲜的进犯。如前所述，这促使由美国撑腰的联合国派兵保卫南朝鲜，并使美国重新给予台湾国民党政府以海陆军支援。在中国军队干涉朝鲜和进人西藏后不久，中国又在印度支那以军事力量支援越盟。但是，经过两年的谈判，朝鲜停战协定终于在1953 年7 月签订；当法军在奠边府战败后，中国以大国身份参加了1954 年7 月的日内瓦会议，会上议定让法军撤离印度支那。
然而，在北京这样地扩张其势力的同时，美国承担的义务也扩大了。在冷战的这一前线，双方都想通过好战的行动来谋取安全。1954 年9 月，美国组成了一个联合防御体系东南亚条约组织，其中包括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华盛顿又与汉城（1953 年10 月）和台北（1954 年12 月）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这样，当国共在厦门港近海岛屿金门的对抗导致1955 年初的一场危机时，中国关于四邻地区的活动遭到美国所领导和资助的反共势力的“遏制”。
在这开头几年的好战精神之后，进人了一个更多地依靠外交说服的阶段。在1954 年4 一7月的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与其他国家的外交部长一起，力求在法军撤离印度支那后为该地区创造稳定的局面。这时周在同印度和缅甸会谈中提出了“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这也是他在1955 年4 月西爪哇万隆举行的亚非29 国首脑会议上发言的主题。根据“万隆会议精神”，美、中驻华沙大使开始在1955 年8 月举行定期会谈。
但这条“软的”路线不久就屈服于“硬的”路线。1957 年8 月俄国发射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和同年10 月它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围绕地球运行后，帝国主义似乎处于守势。n 月毛第二次离开中国去莫斯科参加12 国共产党会议，并庆祝布尔什维克革命40 周年。毛的资历很高的地位是明显的，但社会主义阵营里欧洲和中国之间在看待趋势和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也同样是明显的。毛宣称“东风压倒西风”，号召在冷战关系中采取新的好战态度。
这一点在台湾海峡马上表现了出来，那里从1951 年起美国又重新援建国民党的兵力。国民党人越来越多地骚扰大陆，派遣特务、搞侦察飞行和散发传单以及进行小股袭击。他们又加强了金门“前线”的防御阵地，投入了1/3的国民党部队。最后，1958 年8…9月间共产党的炮击引起了第二次金门危机，此后这个危机平息了下去，但使金门始终成为争论的原因，国民党仍然坚守岛屿不放，作为它拥有大陆主权的部分象征。另一个重新表现出好战态度的地区是西藏，那里的人民被迫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很像是一种汉化过程。1959 年3 月拉萨发生暴乱后达赖逃往印度，导致汉人采取严厉的镇压手段，而西藏人则指控汉人实行灭绝种族的大屠杀。翌年夏，喜马拉雅山边界两侧的中印摩擦增多了，在l962 年10 月终于爆发为战争行动。中国控制了西藏新孤间通过阿克赛钦地区的战略要道，打破了印度人的和平共处的迷梦。之后就加紧工作，把西藏人作为一个自治区的少数民族吸收到中国之内，就像1947 年成立的内蒙古自治区和1955 年成立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那样。于是汉族移民随同部队和官员一起被派往西藏，而藏民也被吸收参加人民解放军，他们旧的社会集团被打散了。西藏不再是个缓冲国（buffer state ）了。汉人也曾同样扩张到北满、内蒙、甘肃、青海、新疆乃至海南岛这些人口稀少的边疆地区。移民、犯人和志愿人员被派去开垦生荒地或开发矿藏，大有压倒当地少数民族之势。清朝一度作为多民族帝国统治下的广大地区，这时主要被新的汉族占领了。
在南面，北越仍按过去传统实行地方独立，不受中国统治，但仿效中国的政制。1959 年后北越对南越的进犯，先是支持游击战，进行破坏和恐怖活动，然后派去军队，充分利用了中共的方法和帮助。应用中国的方法是利用城乡之间早已存在的鸿构，利用城市上层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鸿沟，在民族主义情绪和共产主义学说的基础上建立起更紧密的越南式的社会和政治新秩序。在50 年代后期，中国边界附近的这一切斗争看来都在节节获胜。这种形势在那几年促使国内作出了甚至更大的努力。
大跃进
1957 年9 … 10 月召开的三中全会（这届中央委员会由1956 年第8 次党代会选出），碰到了一个重大问题。“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使新的党政合一的国家机器能够有效地控制经济，各级党委这时都可在经济方面作出决定。不再需要动员群众去对商人和富农施加压力了，于是群众组织就开始衰落。然而，正如埃兹拉？ 沃格尔所说的，“共产党领导人控制经济的欲望，大于他们的学识、经验和判断能力。”繁琐和拖拉的公事程序发展得比生产还快。集体化并没有使政府获得的农产品真正有所增加，它面临着农业生产停滞这个可怕的问题。在1952 一1957 年期间，农村人口增加了约9 ％ ，城市人口增加了约30 ％ ，但政府征集的谷物几乎完全没有增加，同时中国还必须开始用农产品来偿还苏联的贷款。加重农业负担来建设工业的苏联模式看来已经走上绝境。而且，人口集中于城市的程度超过了工业化的程度，以致除人口稠密的农村得不到充分就业之外，又出现了城市的失业现象。第一个五年计劫取得了预期的结果，但如果照样推行第二个五年计划，那就势必会招来灾难。如今我们回顾起来可以知道，要解决食物供应和农村就业问题，惟一切实的办法是在农业方面实行技术改造，比方说生产化肥。但这并不是1958 年想要实行的解决办法。
大跃进的发展计划是游击战士能够拼凑起来的那套东西。他们已经懂得怎样开展运动和动员群众以达到某些具体的社会目标，这很像打仗时攻占据点的做法——他们在工作中真是常常采用军事术语的。现在这整套搞运动的机器被用来开展经济改造工作，同时还想发展农业和工业，也就是实行一种双重的战略，或者如毛所说的“两条腿走路”，以便同时发展现代工业和农村农业这两个不同的但又有关联的部门。把群众发动起来，就能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充分地利用农村劳动力：第一，把劳动力密集地用于灌溉和防洪工程，或用来开垦土地；第二，用更多的人力从事栽植、除草和耕种，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第三，发展地方小规模工业，利用当地的原料和器材来生产供农民用的消费品和设备。他们希望这种做法不致使农民的消费量超过其多少只限于维持生活的现有水平，并且希望农业的发展用不着现代工业部门来给予很多帮助，而是与此相反，希望通过征税和征收实物把农业的剩余产品提供给工业。
同时，经济的现代工业部门将出口它的产品以便从国外获得重要货物，或者用于投资来建设新的工厂，以扩展现代工业（这不禁使人想起在帝国主义主宰时代通商口岸和中国经济的农业部门之间差别很大的情况）。中共是要努力实现毛择东主义这样的信念，即思想上的激励能获得经济成果，新的精神无需利用物质刺激就能挖掘出尚未开发的人力资源，从而可以利用中国农村的落后状况和过剩人力。
这种以空想社会主义方式依赖毛主席教导的现象，同那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旧传统相类似的制度改革结合了起来。这项工作在1958 年是比较容易搞的，因为前几年的农业集体化进行得很顺利，而技术专家和经济学家象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已经被百花运动和随后的反右运动搞得垂头丧气。对群众路线新的重视，使人以为只要发动群众，就可以解放出伟大的生产力来。为此，在1957 年后期就把经济管理权普遍下放。许多企业甚至金融控制权都分散到地方一级。中央统计局连同经济计划职能一起被拆散，分到各地。在这种背景下，每个地方拟定了关于大跃进的雄心太大的目标，但制定计划的不是经济学家而是干部，他们为你追我赶的精神所鼓舞，虽然强烈地忠于革命事业，却瞧不起专家。其结果是大力开展突发性的一天24 小时劳动。国家的面貌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新的道路、工厂、城市、堤坝、湖泊、造林和新开垦的土地。为此，6？5 亿的中国人被动员起来，无论男女老少都投身于那些在强度和规模上无与伦比的工作。在国外最为出名的业绩，是1958 年7 月开始的在没有专家指导或设备的情况下在“后院”用小高炉炼钢的运动。据报道，到7 月底约有3 万到5 万个小高炉，8 月有19 万个，9 月底有70 万个，10 月有100 万个，总共有1 亿人投人这场“夺钢战役”。不幸的是，所有这些劳动的产品大部是不能用的，虽然有不少人确实钻研了冶金的实际问题。这样，大跃进把小规模的工业带到农村去，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应用了技术和动员了人力，但眼前所得的结果是乱七八糟的和不经济的。
国家统计局声称1958 年的谷物和棉花产量在一年中几乎增加了一倍，在这个基础上，中央委员会为1959 年规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