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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佛教、夷狄人侵者、本土道教，以及其后中国佛教的成长、兴盛和衰落等因素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以上所讲的一切也许是可以充分说明的了。把佛教在中国的作用与基督教在欧洲的作用相比，可看出在政治方面有显著的差异。在唐代重建强大的中央政权之后，儒家在佛教影响下逐步以新儒家学说（理学）的形式重新振兴起来。但朝廷官员终于设法把佛教置于严密的控制之下。佛教很少破坏政治传统，因而政府在削弱寺庙的经济权力时没有碰到多大困难。在9 世纪臻于极点的几次对佛教的迫害，部分是为了不让寺庙保有土地并更便于征税而引起的斗争。但是，中世纪中国并没有产生足以与西方相比拟的那种佛教和政府之间的斗争。不管是佛教还是道教，都未能摆脱世俗权力的约束而取得独立地位。在最近几百年，僧道和寺观仍然是分散的，他们依靠地方上有限的资助，但缺乏有组织的信徒团体或任何全国性的管理机构，并且在政治问题上是消极的。
儒家由于坚决排斥宗教组织，就比较容易地能够在伦理领域和宗教生活的一个主要方面、特别是敬祖的家庭祭祀上，取得了主宰的地位。正如C？K？杨所指出的，佛教和道教作为“制度性”的宗教是削弱了，但在世俗制度里“分散的”宗教活动方面得到了补偿。不仅每个家庭和家族举行尊祖敬宗的祭礼，而且每个行会和社团都各敬奉它们的庇护神，同时官员和士绅则举行政府规定的祭祀大典。因此，近代中国对基督教的抵制，不仅有思想意识上的、而且也有制度上的原因——反对不受官方控制的任何有组织的教会——这是很自然的。上文强调指出的某些政治和社会制度，大体上趋向于形成旧中国的专制政府。由于东西方大多数帝制政府直到晚近都是专制的，上述的情况本来不必诧异，也并非中国的一个污点。今天值得提出的问题是，中国的政治经验能否不但给专政而且给民主提供鼓舞——当然，这里民主和专政二词要按中国的方式来理解和说明。这方面有两个传统是与此有关的，一个是士大夫传统，一个是农民传统。
中国的人文主义
在受教育的上层阶级里，有一个强烈的而又确实令人鼓舞的传统，即儒士文人负有直言不讳反对失政之举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宋代一位改良家曾留下一句名言（无疑带有佛教色彩）： “士必先天下之优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明末件旨的士大夫当众受廷杖，没有法律保护他们。然而17 世纪初东林书院的儒生仍猛烈抨击宦官乱政，不惜因此而身受刑戮。中国历史上不乏根据原则痛贬时弊的英杰，不过他们的原则与我们的稍有不同而已。所以我们讲中国的人文主义传统时，必须注意社会价值观上的差异，因为这种差异使它同西方传统截然不同。
这些不同的价值观可以从中国文学艺术的丰富遗产中看出来。唐诗和宋代山水画代表了当时胜于欧洲社会的一个社会，一个迄今西方尚未超越的美学水平。但是，即使只是肤浅地看一下个人在中国文学艺术中的地位，我们也可发现他的地位是不如在西方那样突出的。总之，中国的传统之所以是人文主义的，在于其关心的是作为社会成员的人，在于其所重视的是现实世界中人与人的关系，特别是行为问题。
中国关于人口，密集的社会和家庭生活的长期经验，产生了一套公认的行为准则。个人必须首先接受“竹器和蔬食”（与我们的铁器和肉食不同）这种物质生活标准。这培养了他的俭朴美德。正如在多数农民社会中那样，他珍视个人的诚实、勤奋和节约。他也接受佛门所提倡的满足于微薄的享受和克欲的美德。中国古语说，“知足者常乐。”最后，中国人生活上的一个特点是特别关心礼节。个人承认社会风俗的力量并使自己屈从于这些习俗。他敬老，尊祟前辈，俯首听命于家庭。在所有这些社交形式中，都有严格的纪律。
中国式的人文主义包括关心个人尊严的问题，但那是从社会的观点来关心的。“面子”是个社会性的问题。个人的尊严来自行为端正，以及它所获得的社会赞许。“丢面子”来自行为失检，使别人礁不起自己。人的价值，并不像西方所认为的那样是每个人固有的品质，而是需要从外界获得的。中国的人文主义承认某些人比别人更有天赋——人类的本性是好的，但他们的能力并不相等；中国没有“人各有其不灭的灵魂”之说。相反，端正的行为是顺应等级社会的行为，其中有些人凭其他位主宰了别人。儒家道德生活的中心思想“仁”或“仁爱”，虽然具有逻辑性，但显然缺乏基督精神，因为它要求按等级来爱别人，先爱自己的父亲、子女和朋友。？ 事实上，中国的人文主义是上层阶级所享受的一种奢侈品。对于那些不学无术的人，并不太指望他们会洛守社会关系中筋行的种种细节。
这一切都意味着，一个人行为的好坏主要应看它对社会福利和安定是否有贡献来判断。个人本身是不受赞扬的。他既不是唯一的、永存的，也不是世界的中心。人类的适当研究对象是人类本身。重视个人的自我表现，很容易流于放纵和无政府主义，所以中国的传统强调社会行为。妥协和容忍，达观和幽默感，关于人性的透彻了解，通过律己而养成的品格，所有这些形成了个人所追求和社会所赞许的部分道德结构，使每个人在他的社会生活里获得动力。
这种礼教习俗因其关怀人的事务，当然可以称之为人文主义的，但它也助长了家长式统治，并容许了高度的专制主义。官吏的任务是操纵百姓而不是代表百姓。皇帝及其官员对经济生活中的财物以及对于从业人员，都具有范围很广的特权。他们随意制定了盐铁的国家垄断，控制了各种货物的生产和分配，大规模地、无情地征发摇役和兵役，禁止集会和一切未经许可的结社，并且一般是在并不担心有什么更高法律制裁的情况下实行统治的。但由于中国社会事事处处都照顾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社会安宁，这种专制主义有所缓和。尽管有关于专制制度的种种理论和办法，中国的传统仍然明显地没有把国家置于人类之上。它不是国家至上主义。但产生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并非在于理论，而是在于环境，是由于政府和统治阶级始终是表面上的，仅仅是整个社会的上层。他们必须时时牢记“天视自我民视”。同时群众中间还保留另一种政治传统，它不是家长式的控制，而是暴力反抗传统。
民间教派与农民起义
中国国内及国外的现代研究工作，正开始对儒家统治阶级底下中国民间宗教经验这个汪洋大海进行深人探索，而这方面的文字记载则出之于统治阶级的文人之手。这个领域为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统治阶级所轻视，被当作“民间迷信”，而其各式各样的信仰和做法确实是五花八门，特别是由于其因地而异，更显得花样繁多。中国村民希望通过信仰和仪式，在祸福无常的生活中寻求生活的意义和保障。农民的宗教作为中国民间文化的一部分来说，它自然受较高级文化的许多影响。例如，如阿瑟？ 沃尔夫所指出的，中国人的三大类型超自然的神灵中，祖先是每个人都关心的；各式各样的地方神则带有“与朝廷官员相似但属于超自然”的一切特色，它们在一个分工负责的等级制中有条不紊地掌管人们的事务；而鬼怪这类精灵则相当于不能适应环境的人、流浪人和陌生人，它们通常是危险的，往往是作恶的。民间教派的信仰可能借用了道教、摩尼教（主张有善与恶、光明与黑暗之神并存）或佛教的信条，或其不同信条的结合，但它们的特点是，通常总有一些号称与神灵世界相接触的有灵感的巫师作为首领，他们预言大祸和天谴即将降临，也就是带有一种“千年后赐福”的思想（类似欧洲中古时代信仰千年后基督重新降临的说法）。在这末来的大劫中，只有教派里的信徒能得救转生。同时，信徒在一个特殊的自己人集团里享有会员身分。
对这些民间宗教，可以根据它们确凿的宗教信条来加以研究，也可根据其逃避现实，为抗议现实或有时起义谋反的社会意义来进行研究。例如丹尼尔？ 奥弗迈耶所研究过的一些佛教教派，都是打算拯救世界的，其典型的教义是相信有未来之佛亦即弥勒佛降临，赐福人间，有些教派是可以志愿参加的公开组织，并不打算保密，绝非秘密会社。虽然它们通常都承认政府的权威，但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它们带有强烈的平等主义箱神，同儒家那种等级分明的社会秩序相对立。在一个教派之内，女人可能是男人的领袖，年青人可能领导年长者。非法的宗教教派与三合会及其流派那样的非法秘密会社不同，因为后者虽然是反朝廷的，但对社会秩序却抱有正统的思想，而非法的宗教教派则一般持异端邪说，狂热地追求社会平均，带有破坏性和无政府主义色彩。当人民生活愈来愈艰难的时候，一个以上层阶级底层人物为首的民间教派可能会产生狂热，掀起暴乱。由于中国历史上这种事变发生过多起，官署和士绅通常都禁止异端教派。当它们被禁受压时，教义通常由坛主秘密口传给门徒，要把它们消灭是不可能的。而且，各式各样的教派滋生不绝：在近代有“先天大道”、“一贯道”、“天原道”、“八卦教”，它们都有共同的特色，即有成群的奉同一信仰的人分散在各地，如苏珊？ 纳奎因女士所说，他们“平时分散，有机会就结合在一起”。她曾细述八卦教头目们发动暴乱的过程。这批人相信王母娘娘的白莲教，会给人间带来千年幸福，曾于1813 年在华北策划叛乱，甚至进犯紫禁城达数小时之久。一个分散各地的教派要利用它通常没有文化的教徒来发动武装起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使这样的一个运动获得成功，必须拥有武装力量，或者同武装力量相联合。近几十年来，我们看到中国的旧政体被推翻和改造。但在注视民族主义、自由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整个文明世界中其他活跃因素的出现时，我们不应忘记中国人民自己的经验，这是个大部分尚未探索过的库藏。中国人的传统是丰富多彩的。异日也许会从中产生出别的因素来。
第二篇 革命过程
第06章 西方的侵入
19 世纪的中国对于强大的外来人侵者并不感到陌生。西方侵略者空前未有的新奇之处，是他们技术上的优越，而这又足以使西方自诩为制度上和文化上的优越性。一个在4000年期间自以为是物质文明创始者和文化中心的民族，不能承认西方的这种主张。然而，在整个维多利亚时代，侵略别国的英国人奋力在全世界显示他们的优越地位。进步事业的一切形式，看来都在英国人这一边。随着积累起来的经历始终不利于中国，中国的统治阶级感到异常沮丧。
19 世纪40 年代和50 年代西方的冲击，是使人难以支持的打击。然而，对19 世纪60年代到90 年代下一代的人来说，西方却成为仿效的榜样，以便更好地加强中国的实力来对付西方。最后，到了20 世纪，西方已经成为鼓舞中国进行三次革命的思想来源。这三次革命是：共和革命、民族主义革命（国民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西方的这个“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