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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之白还向我详细讲解了美国形形色色的教会组织，比方基督教新教里的浸信会、长老会、公理会、路德教和英国国教；美国各种慈善机构和基金会大多都是由宗教团体设立的；私立学校有一大半是教会学校。
“我知道私立名牌大学都是由教会建立的，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
“美国许多社区服务工作也都由教会出面组织，或以基督徒为主的志愿者。教会是社区里最大的社会网络。通过教会，同信仰的人每个礼拜都会见上一两次面，有各种活动。”
我俩得出结论，美国文化骨子里的东西几乎都可以在圣经里找到根据。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圣经说，“凡事谢恩”。美国人几乎每件事必说谢谢。美国这种文化习惯绝不仅仅是一种礼貌，其实是基督教的体现。美国的雷锋，直接来自基督教文化。我理解了当年卫尔教授为什么能对我这个陌生人那样热情相助。他没有因为我没有成为基督徒而停止对我的关照。他去世前，还写信鼓励我不要被纽约的花花世界所迷惑。
李之白说，如果没有这么强大的宗教信仰的制约，他很难想像自由的美国会是什么样子。
不管桑妮这人如何，我对她相信上帝比较容易理解。她毕竟美国土生土长，父母都是教徒。她骨子里流动着宗教的血液。对于李之白相信上帝，我则很好奇。
改革开放，使中国人再次接触到像卫尔教授这样充满爱心的西方基督徒，其中很多是有成就的科学家、教授和富商。我们不再轻易地把基督教看成是愚昧迷信。很多移民和留学美国的大陆中国人，到了美国后信了上帝，加入了教会。纽约地区有华人教会80家。在纽约市皇后区有些地段，每隔几条马路就有一家华人教会，还分粤语、国语、台语崇拜聚会。
为了了解，我跟李之白去一家华人教会做过一次礼拜。那家教会以大陆来的中国人为主。牧师几年前是国内大学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讲师。如今他从美国拿到神学博士，在这家颇有名的华人教会里当牧师。他妻子原在国内是团委书记，现在却是牧师太太即师母，还是教会的钢琴伴奏师。看来，人经过洗脑和现实影响，是可以转换的。
李之白把我介绍给牧师。牧师问我：“以前来过教会吗？”除了去教堂参加追悼会和婚礼，我曾去过美国人的教会一两次。聊了两句，他马上问我要家庭地址和电话号码，为的是以后向我传播福音。我有点不习惯，在这点上我已美国化了，一个刚认识的人马上就问我要家庭地址和电话号码，我觉得有些唐突。我把名片给了他。
“噢，你是心理医生。我对心理学非常感兴趣，在神学院和国内时都修过这门课。以后可要多向你请教。”他跟我聊了一些心理学理论。我发现他懂得不少，说起来头头是道，非常有哲理和说服力，不愧是学哲学出身的，是牧师的料子。他与我以前见过的美国牧师不同的是，他显得更张扬，而美国牧师则显得很谦卑。不过，我非常喜欢他的布道，抑扬顿挫，很生动具体，结合了大陆来的中国人的心态和实际情况。那天他讲了“奉献”。基督徒应把赚的钱的1/10奉献给教会以支持传播爱心，让更多的人接受上帝。但大陆来的华人没有奉献的习惯，远远不如美国人和港台来的华人奉献得多。我对李之白说，这是因为我们大陆华人过去太穷，哪里有钱来捐，所以没养成奉献的习惯。基督徒毕竟也是人嘛，人的习惯行为不易改变。我相信，第二代华人基督徒就会奉献得多。
李之白以前也奉献得很少，自从他发现自己传染上了艾滋病毒，就把金钱看得淡了。每次去教会，他都要捐200 美元以上。
那次与李之白上教会做礼拜回来的路上，他跟我详细谈了他是怎么成为基督徒的。
他来美国时，中国大陆留学生很少，引人注目。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美国教会和华人教会都伸出手来给了他很大的帮助，给他讲圣经的道理，在生活上处处关照他，还请了一个美国老太太每个礼拜纠正他的英语发音，帮他提高会话能力。他被这些人的博爱深深打动。刚到美国非常孤独。他把读圣经当作提高英语的工具，把去教会当作社交。不知不觉，去教会成了他生活的乐趣。
他发现，这些基督徒不图他的任何个人回报，只希望他相信上帝而活得更轻松更幸福。有一次，教会请来一个牧师讲得非常好，他心里很感动。结束祷告时，牧师说：“上帝的爱是白白给你的，为什么不要呢？如果你心里有感动，请举手。”他就举了手。大家围过来和他握手恭喜他。这时他才明白举手就意味着接受上帝。他不后悔，做一个基督徒对自己只有益处没有坏处，白白得到的爱为什么不要呢？做基督徒不就是做一个更有爱心的人吗？
正好接下来的那天礼拜天有几个人要受洗，大家都说服他就在那天一起接受受洗。受洗时，当牧师把穿着一身白衣的他按入水中再拎起来时，他感到有一股强大的热流在心里涌动，眼泪盈眶。他相信那一刻圣灵进入了他的心里。
李之白说：“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人需要精神支柱，需要关怀、爱和被爱。男女之爱或同性爱并不能满足人的心灵。社会需要博爱，宽容以及安定。美国如此成功地走在世界的前列，和宗教力量是分不开的。我去过很多西方国家，包括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德、法国。他们不能领导世界潮流，固然有其他原因，但主要原因是他们没有美国这种强大的宗教力量。这种力量使得美国具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所没有的那种宽容、博爱和安定，而且这种宽容和博爱精神被具体地融入到法律条款里。尽管美国有歧视现象，有了这种环境和法律保护，移民才能在此真正扎根，才能替美国作出巨大贡献。有些欧洲人嘲笑美国的保守，就是指其宗教力量。”
如果说李之白最初去教会，完全是因教徒们的爱心所打动，那么后来再去教会，则为求得心灵的安慰和宁静。发现感染上艾滋病毒后，教会是他精神崩溃后的一块净土，活下去的空气。其中有个细节，我没有忽略：他虽然也去过华人教会，但更多的是去美国人的教会。至于为什么这样选择，他的解释是不想总在华人圈子里，想了解美国人和提高外语。我假设他的信仰从一开始就是功利的。
李之白点点头，“人的信仰都是功利的。按照人都是自私的这个本性，人有信仰是为了活得更好，否则就不会去信。这是老百姓普遍的信仰缘由。”
怕我不相信他信仰的真诚，他语气坚定地说：“上帝的爱在教会兄弟姐妹中表现出来，打动了我。我信基督教，是因为它建立人都是自私的因而人不能自救的原则上。其他宗教，例如佛教则坚持人通过养身修炼可以达到神的境界，甚至成为神，名曰大师或先知。圣经写得很清楚，人灵魂的得救并不是其行为而是上帝的恩赐。这就否定了人可成为神。”
和桑妮一样，李之白在大自然里感受到了上帝。他这样解说：“万物有序的世界，必定有一种智能在创造和操纵，那智能就是上帝这个造物主。所以，基督徒把上帝叫做主。科学研究是彰显上帝的神秘作为。用科学否定宗教的人，忘记了常识：作为科学基础的数学公理本身是无法证明的，只能诉诸人的直觉和信念。科学本身是一种宗教，没有对科学基础的信仰，别想搞研究。几乎所有对科学作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巨擘都相信上帝，包括法拉第、伏特、欧姆、焦耳、安培、爱迪生和康普敦等等。经典物理学的奠基大师牛顿，毕生精力都用在神学上，视科学为余事，不过是要证明上帝造物之功。爱因斯坦深信，荣耀而高超的神灵在我们微弱心智所能察觉的微末细节上显示他自己。”
对死亡困惑，是李之白成为基督徒的另一个原因。父亲早逝，对他一生影响很大，让他从小就对人的死亡思考得很多。
我对他说：“一般人不愿思考死亡，很多中国人更是回避谈论自己的死亡，认为那是不吉利的话题。很多美国人活得潇洒的原因，是他们不回避谈论死亡，把生命看做是上帝的礼物，活着就要好好地接受自己，尽情享受，敢于冒险，热爱生活，那怕向银行贷款去度假也值得。咱们中国人绝不会借钱去度假的。”
听我这么说，他脸色有些灰暗：“尽情享受敢冒险固然好，可是千万别学他们太极端。否则，甜过分就苦了，我就是典型的例子。如今，死亡是我生活真实的同义词，我的生命以死为轴心旋转不休。我成为基督徒，倒不是想死后进天堂。现在冥冥之中，我只希望我的艾滋病少给我一点痛苦。”李之白强调，他当初接受上帝时并没有想很多。他感觉到了上帝的存在，他就信了，就这么简单。至于他向我解释的上述原因和理由，都是他后来别人老问他为什么相信上帝而思考总结出来的。我觉得这完全可能。伟大哲学家贝克莱说过：“存在就是被感知”。太多的理由，只能怀疑自己的真实感受，引起心理更多的冲突。
认识兰德时，李之白已受洗了。他和兰德还去过旧金山的一个同性恋教会。兰德不是基督徒，但并没有因为李之白的信仰而有异议。兰德后来了解李之白后，对他说：“像你这样的人成为基督徒是顺理成章的事。你这人是良民，到哪里都是如此。即使留在中国，你早晚也会是基督徒或佛教徒什么的。做一个基督徒，就是更好地做良民。”
爱上兰德，是李之白生命的转型。他认识到自己的同性恋倾向，一往深情地进入了那个性角色里。有时，他隐约地觉得和男人发生性行为是个深渊，其结果很可能是身败名裂。但是，兰德让他飘飘欲仙，使他欲罢不能。去教堂是他的一种忏悔，每次去做礼拜都好像是为了洗净身体，给他安慰。这种安慰是别人所不能给予的。
后来，李之白对同性恋的罪恶感几乎荡然无存。倒是在和田麦结婚后向她隐瞒、撒谎而对她的愧疚越来越重，尤其是他得知自己感染上了艾滋病毒后。头几年里，他没有固定地去一个教会，因为周末他经常到巴尔的摩和田麦一起过。如果两人不见面，星期天他去曼哈顿的一个同性恋者教会做礼拜。若田麦来，带她去别的教会，或者找老同学玩。他们大学同学90％ 以上都在国外，其中有十几个在纽约地区。
回顾那几年的日子，田麦说：“如果我们两人平时不是两地分居，李之白不会走到这个地步。两人在一起，他就会有固定的教会生活。他或许会被拯救，断绝同性恋的生活。要不然，会更早地暴露出他的同性恋。”
田麦自己并不是基督徒，但是她非常喜欢基督教音乐和圣歌。她把和李之白上教堂当作一件审美活动，尤其是感恩节、圣诞节和复活节，她都很乐意去教堂。静静地听教徒赞美上帝唱圣歌，是一种享受。对李之白信上帝，一开始她不理解。后来反而觉得信教对李之白身心健康很好，会使他成为一个更忠实的丈夫。当她获悉丈夫原来是个隐藏的同性恋者后，她再也没有去过任何教会。对她来说，这一切太虚假了，人的灵魂、精神世界和肉体居然可以这样互不相关！再去教堂只能唤起她痛苦的回忆。
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