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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未来可能如此书写：那年2011冬季，秋天尚未离去，冰风已袭向北美；上天突然转成刀意萧瑟的风景，那一年希腊正式由西方文明的起源地，成为西方繁荣的终结地。
历史总是复制悲剧。于是2011年10月底当人们以为二次衰退阴影已渐渐远去，天终快亮时；希腊众神，瞬间，将天全转黑了。在一块命中注定血腥的土地上，全球苦苦拱起的复苏幼苗，彻底被希腊烧焦。
连种子都不剩。
2011年11月2日
希腊总理给世界政客的一堂课
他是痞子吗？是。他是疯子吗？是。更重要的是他是一名不知分寸的政客。
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11月4日北京时间凌晨左右，宣布撤销公投；路透社引用希腊政府内幕消息指出，玩弄公投“窍门”的帕潘德里欧，接着将同意辞职，为商议中的联合政府让路，以换取他曾领导的政党获得信任投票，继续领导政府。
内幕消息说：他被同党告知，必须安静地离开，以挽救执政党；他已准备好辞呈。
帕潘德里欧胡闹的四天，是欧债也是2011年底全球难忘的四天。他所领导的执政党议员在过去六次纾困案表决，一个接着一个出走倒戈。10月31日那一天，全球都不会忘记，他先开除了两名资深国会议员，然后宣布1 300亿纾困案将交付公投。此时，他领导的执政党已从原先155对反对派141席多数，只剩脆弱摇摇欲坠的领先2席。面对权力困境，他有好几个选项，第一，选择斯洛伐克总理方式，以解散国会提早改选交换反对党共体时艰。这是伟大政治家的选择，牺牲自己的执政权，换得国家的发展。帕潘德里欧没有这么做，这实在非常讽刺；因为斯洛伐克总理伊维塔·拉迪乔娃如此“伟大”，并不是为了纾困自己的国家，而是纾困希腊；她的目的只为了挽救欧元区及世界经济免于崩溃。在她眼中权力固然重要，但“大国家”才是永恒的。
帕潘德里欧不但没有选择走上伟大之路，反而玩上“狠毒政客”最擅长的博弈游戏，要死大家一起死，“割喉割到断”。他明知12月11日希腊即有130亿欧元债券到期，原本11月初欧洲央行拨付的80亿纾困是希腊的救命丸；但为了政客永远戒不了的迷幻权力，他决定进行摧毁性的赌博。反对党要杯葛、工会要抗争、希腊人想继续偷懒……他两手一摊，“我也想要权力”，于是放手一搏。
那一刻，全球经济为之震动，欧元区如同走上恐怖悬崖边缘。帕潘德里欧无视一切，他的父亲与祖父曾任希腊总理，或许权贵的血液太浓了，浓到他目空一切，一度以为自己即将成为赢家。
他没料到的是法德两大国领袖的愤怒！于是11月3日，德法向他发出通牒，欧元区将1300亿纾困案公投视同希腊是否留在欧元区的公投，它不仅是延长工时、退休年龄的公共事务性公投，而是希腊人民Yes或No，要不要留在欧元区的抉择。因此，除非公投过关，原本欧元区本已准备纾困的80亿欧元，将暂不支付，等待公投答案。
从此情势急转直下，因为它意味着公投若不过，希腊12月11日必将破产，全国进入动荡，老百姓在银行的钱将一半以上甚至全盘泡汤。根据资料，希腊3800亿美元国债仍有三分之一留在国内；希腊各大银行将出现恐怖挤兑潮，然后一一倒闭。
帕潘德里欧11月3日本还想顽抗，只将公投提早至12月4日举行，避免12月11日倒债；但在一切尚未发生前，这位豪赌政客，已在自己的政党内失去了支柱。他的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率先发难，接着一位又一位同党国会议员明白地告知他，只有他离开，才能挽救希腊。
11月4日凌晨，一个舍不下权力，宁可把全球和他绑在一块的“自杀炸弹型”政客，在国内外情势交迫下，豪赌四天，挣扎四天，最终一无所有。永久地，滚出了他上了瘾的政坛。
被帕潘德里欧蒙羞的不仅是他自己，他的家族，还包括希腊的形象。那首曾被娜娜（NaNa）优雅清唱的国歌《自由颂》，从此染上粗鲁的耻印。希腊的形象不再是一片的天空蔚蓝，人们看到的是北风吹起不平静的地中海，惊涛拍浪，层层迭迭。2010年联合国曾以全球排名第22，意谓“极高”等级将希腊列为人类发展指数先进的国家。事实上翻开希腊近代史，1967年4月21日军人曾发动政变，1974年军事政权执政长达七年才垮台；1977年回到民主体制，但执政党不断更迭。希腊的危机，是否就此终了？我相信，全球对它的信心，不会只因帕潘德里欧离去而恢复；对欧元区的稳定也从此打上问号，甚至干脆希望一劳永逸把这个一路行诈的国家“有秩序”地赶出欧元区。
希腊北端有一个世界著名的“和尚国”，那是阿索斯山修道圣山；女人不得进入，修道者只要上了山从此与世隔绝，终生修行，最终只剩下一个又一个骷颅头，代表化骨升天。传奇性的遗址，传奇性的历史，世人永志不忘的帕特农神庙环绕下，希腊竟然诞生了一名最粗鄙的政客。
帕潘德里欧的四天，等于给政客们上了一堂宝贵课程；越想不择手段抓住权力的人，失去得越快。
2011年11月4日
希罗烽火二人转
他们不是荒野大镖客，也不是我俩没有明天；他们只是烽火“二人转”，让我们大家都失去了明天。
希腊新总理于2011年11月11日格林威治时间12：00，宣誓就职。此刻前总理的政治赌博虽已结束，但野火已燎原意大利；悲剧止不住。
意大利的国债19 000亿欧元，不只规模约为希腊国债5。76倍，也远远大于欧元区为挽救欧债所准备的金融稳定基金4 400亿美元约5倍以上。希腊公投未成，前总理下台，不管他有多少满腹委屈，但虔诚的忏悔已唤不回上帝垂怜。就在希腊前总理黯然离去的背影下，意大利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1月8日飙升至7。48％，至周四、五才降至6。77％；仍远高于希腊丢出纾困公投之前。一个人，离开，很容易；但他在关键时刻的关键作为，却很难随着他的离去画下终止符。
从10月31日至11月12日，长达12天，全球眼睁睁地学习什么叫“骨牌效应”，什么叫“牵一发动全身”。
市场上，已经没有人关切帕潘德里欧的初衷，甚至忘记他曾于2009年之后如何努力打击希腊前朝政府的腐败，揭发预算作假的谎言，以及力抗全社会大中小公司及民间的集体逃税。秃鹰环伺，国内腐败，工会不肯延长工时，百姓认定工作至67岁等于要他们“工作到死”。帕潘德里欧含着泪，领导一个早已无法领导的国家。他在关键那一刻微微小小对权力的恋栈，引发德法大国愤怒。于是，一切的错误全归诸于他；三年来他已把自己烧得油尽灯枯，只能安静离去。
但希腊悲剧的张力，向来惊人，不到一周已直接跨越地中海，在世界第七大经济体意大利登场。
意大利形势恶化的速度，远超过市场的准备。该国有一名不知羞耻，不只性好渔色，且非抓着权力春药不可的贝卢斯科尼总理。尽管改革预算案投票，他已失去多数，少了8票，但他却决定一反欧洲内阁制惯例，顽固地不轻易辞职，让该国政局处于恐慌震荡。过去20年，贝氏总理三起三落，贝氏春画则是数不清的消息；意大利人早已将他视为20年来生命力（或性能力）最强的政客，但这回无敌性能力只把他转变成欧元区第二个大赌徒。他决定顽抗不辞职，进行大选，放手让意大利从经济危机转化为政经两方皆危的国度。
其实意大利经济基本面比希腊好，平均到期国债约为七年，近七成国债持有者为意大利本地人，情况类似日本，他们本来不致任意抛售本国债券；而且国民净财富为86000亿欧元，为其国债4倍以上。但罗马的政治领导，令人不敢领教，终至一天一天把国债逼到市场信心崩溃。
我还记得2010年3月专访“欧元之父”蒙代尔时，提到“PIGS”，问他I指的是爱尔兰还是意大利？他严肃地看着我，一字一句更正，“不，当然是爱尔兰，意大利不会出问题。”蒙代尔每年7月皆于西耶那（Siena）古堡，举行世界经济圆桌会议。我想即使2011年7月，世界一流的头脑，也无法预见今日恐慌的意大利。
因为蒙代尔看不到超越经济的政治，这些政治人物的恋栈权力或孤注一掷，终把欧元区带到悬崖边缘，把世界经济带回有若2008年般大衰退的局面。
而一切，只为了一个席位，名叫总理。它的代价，却是全世界。
新任IMF总裁拉加德为未来经济下了无情的诊断书：世界将有失落的十年。十年，像一个破洞，砸在每一个人生命中，有的占其五分之一，有的占七分之一，有的吞噬了他人生最黄金的岁月，有的熬不过，只能贫困而死。
经济的烽火本来已经够大，但连续两周，两名赌徒，分别来自希腊与罗马；他们合演的“希罗二人转”将全球推入不可逆转的厄运年代。
过去我常说，“台湾的政治解决不了我们的难题，因此我不愿再从政。”现在我发现这句话还得倒过来说，在希腊、在意大利，政治不只解决不了难题，反而会制造更恐怖的难题。
2011年11月11日
欧债中，唯一不败的德国
欧洲荣景最终结束于美丽的意大利海滩？或巴塞罗纳梦幻古典吉他声？
《金融时报》、《经济学人》、《华尔街日报》，每周总有一篇文章以抒情式文字，哀悼华丽欧洲的终点。差别只是众多经济学家，有的最不看好西班牙，有的点名意大利或爱尔兰。
共同的是，没有人认为欧元区危机会来自德国。
多么奇特！两次世界大战，德国都是战败之国。1945年希特勒举枪自杀前一天，先与多年女友爱娃举行婚宴。当日柏林巷战已开始，全城被苏联红军包围。婚宴于4月29日防空洞内凌晨举行，席上备着香槟酒。希特勒告诉宾客们，死对他已是一种解脱。他整日没入睡；人生倒数时刻，睡眠已是最不需要的活动。下午传来墨索里尼与情妇被处死，并曝尸街头的消息；隔一天，1945年4月30日下午3点30分，希特勒与所有身边人员一一诀别；他走进房间，先杀了心爱的狗，接着对着自己的嘴，放一枪；夫人爱娃则是服毒自杀。当日晚间，红军冲进第三帝国国会大厦；柏林满街都是难民，整城一半沦为废墟。
杜鲁门回忆战后巡视柏林，望着衣不蔽体的民众茫然走在街上，两眼无神。当晚杜鲁门于日记中写下：“此刻，我毫无胜利的欢愉。”
66年过去了，欧元区战胜国泰半倒下。唯独德国，永如奇迹，永远有能力东山再起。
德国爬起来，并不容易。德国没有陷入高社福支出累积的国债危机，靠的是2003年起一连串退休法案改革。当年总理施罗德（Gerhard Schroder）不顾抗争，大力推行重大计划《2010大议程》（Agenda 2010）。这项改革方案取消欧洲普遍过高的退休年金，调低失业救济金水平，并放宽僵硬工时监管；与工会达成一份劳、资、国家竞争力三方全赢的“全面协议”。
当时全球经济虽处于网络泡沫化及亚洲SARS恐慌中，德国并无重大经济危机。但施罗德尝试说服国会与工会，德国如果不在体质好的时候改革，等病入膏肓，才来解决问题；工人及国家都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这个听起来平凡的《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