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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蔑视那些永远戴着有色眼镜看人的家伙，却不能无视自己依旧漫长的人生的寄托。我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我有责任，也必须担负起自己的生活，尽管或许永远无法达到当年幻想过的生活和成就的顶峰，但任何一个象我这样的年轻人，都会在青春之火熄灭之前，不休地憧憬多彩绚烂的未来。在踏上海南的红土地的那一刹那，我就早已把自己的后路截断了，如果在这样一块百业待兴的处女地上还找不到我成功的立足之地，那留给我机会恐怕就很少很少了。为了活得象个人，象个堂堂正正的男人，我还得奋争下去，直到成功，或者死亡。
我使劲晃了晃沉沉的头，努力地摆脱着难尽的沮丧，继续往前走。
我走过一家邮电局，透过玻璃看到里面长途电话前排着长长的队伍，都是等着给远方的亲人报平安的人们。
京城中的父母，此刻一定是垂了泪，苦等着我这不肖的游子，大哥是不是会在焦灼不安中被电锯伤了手？我又想到他颤颤地捧给我的那一千块钱时，那双粗裂的手，那十根关节暴突着的指头。
我推开邮局的大玻璃门，走了进去。
邮局里的空调很足，倏然之间我仿佛进入了另一个季节。几个坐在柜台后面的小姐甚至夸张地穿了长袖的制服，让我暗暗地不平。
我填了长途电话单，交过五十块钱押金后，排起了队。
打电话的人很多，电话却只有两部，几乎所有等待着通话的人们都是一脸的焦灼，而在轮到自己通话时，又一律地忘情地无视了他人的等待，漫长地倾诉着思念，夸张地渲染着见闻，欣喜若狂地鼓吹着真真假假的成功。
我该对家人们说些什么呢？今天是星期四，除去已经退休的父母，家里没有其他人。胡同口叫传呼电话的大妈最好能少罗嗦几句，帮我省点儿电话费，上次我的一个女同学给我打电话，那大妈盘问了人家好半天，就差问人家姓名、住址、联系电话、邮政编码了，过后还一个劲儿地跟我妈打听，是不是我快要给她娶儿媳妇了？这是哪儿跟哪儿啊！我这回可不能跟她说我是从海口打回来的电话，要不然她一准问个没完没了；不说也不行，那个包打听的老娘们儿，保证早就知道我下海口的事儿了。干脆，我就不说我是谁，要么就假装我三舅他们家二小子，我那个表弟说起话来没轻没重的，整个一个“愣头青”，冲她两句，让她少罗嗦，省下钱多听听老头老太太的声音也好啊。
可我对父母说什么呢？当然先要报个平安，然后他们一定会问我找工作的情况，我当然可以用刚到海南几天，还没来得及去找工作来搪塞他们，可是如果再过几天，或者几个星期过后，我还找不到工作呢，我将如何面对他们？无论如何我都不能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大学开除的事而没有单位肯录用，他们为此已经伤透了心，恐怕难以承受因此造成的再一次的打击了。母亲那泪涟涟的双眼网着让我心碎的痛。
我看着手里的电话单子，满心的无助。
“嘟嘟嘟”，听筒中传来占线的蜂音。
“真他妈烦人！”
我心中暗暗地咒骂着那门我们全胡同几十户人家赖以对外联络的公用电话。
又播了一遍，仍然占线。
“打不通就先让后面的人打！”
身后一个男人不耐烦地催促着，当然他说的“后面的人”就是他自己了。
我挂了电话，转身狠狠地白了他一眼，如果不是因为懒得惹事，保证会在他那张让人讨厌的脸上捶上一拳。
“不打了？”
柜台后的小姐看看我递进去的单子。
“打不通。”
小姐“噼里啪啦”地按了几下计价器，把五十块钱扔还给我。
离开柜台时，我忽然感到几分轻松，甚至感激起那个占线的电话和我身后那个催促我的男人来。没有和父母通上电话，自然不用费尽心思地编造什么借口，搪塞他们关切的问询了。至于对他们挂牵儿子的那一份歉疚，反正我已经打过电话，算是在内心中给了自己一份交代，至于电话通不通，那可就不是我的能力所及了。能挨一天算一天吧，如果找到了工作，怎么都好说，就是挨骂，那骂中也是充满了欣慰的；如果找不到工作呢？我不敢想，也不愿去想。
门外的马路上蒸腾着颤抖着袅袅升起的热，在刺目的阳光中，把街上的景色扭曲得如同沙漠中的海市蜃楼。
空调吹出的凉风让我鼓不起勇气走出邮局的大门。我在靠墙的长椅上坐了下来，盘算着下一不该怎么办。我第一个想到的是马大庆，这个古道热肠的东北汉子，他是来海南给他们老总开车的，听他说，他们公司规模不小，应该是不会假的，油田是国营的大型企业，有钱有势，看他们那些高档汽车，在海南的投资就不会太小，只是不知道他们那里需要不需要人，需要的又是哪方面的人。刚才在招聘会上，我还特意留心了一下，却没有看到他们公司的展台。可惜没有把他给我留的电话号码带在身上，不然倒是可以在邮局给他打个电话，或许能撞上什么机会呢。
我又想到了邹强，这个刚结识的不甘平庸的硕士，不知道是不是已经找到工作了。那天在招聘会上，由于极度的失望和愤怒，甚至没有来得及和他打个招呼就离开了会场。他学历高，又不象我这样背着“黑锅”，要找一份工作应该不成问题，但愿别再让妇联拉去就行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现在就是让我去妇联，我也干，不管怎么说，那也有份工资，有个暂且安身立足的地方啊！
不想那么多了，还是先回招待所，给马大庆打个电话问问再说吧。
我站起身，准备离开邮局的时候，想起一直要买一份海口地图的事，邮局当然应该有卖的，我正好买一张。于是，我走到卖报刊杂志的柜台前。
柜台里摆着花花绿绿的杂志和各色的报纸，我看到有海南省和海口市的交通图，忙招呼柜台里的小姐给我各拿了一份。
付过了钱，我卷了地图，看一眼门外耀眼的阳光，深深地吸了一口凉爽的空气，一咬牙，推开门，走出邮局。
7
在回招待所的路上，我找了一家小饭馆，胡乱地吃了一碗面条，算是对自己的肠胃有了个交代。
回到招待所，我先检查了一下放在床底下的钱包，找工作遭受的挫折让我更加意识到每一分钱的重要。钱包和里面的钱都好好地躺在床下。
我打开了那台老爷空调，看着它艰难地“嗡翁”地哼起来，这才找出马大庆写给我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在床上展开了刚买的海口市交通图，对照着地址查找起来。
马大庆他们公司在滨海大道上，离我住的地方还有一段距离，我研究了一番交通线路，发现需要乘坐两趟公共汽车才能到他那里。现在是午后两点不到，海南的单位都是在下午三点才上班的，此时马大庆他们一定在午休，不好去打扰他，还是等上班后再打电话给他吧。
我收了地图，在床上躺下来。折腾了整整一个上午，还真有点疲乏了，趁着这工夫，我也打算眯上一小觉，可偏偏就是有人不让我安静一会。
走廊上忽然传来一声高过一声的吵闹，男声女声混杂在一起，先是你来我往的一句接一句，接下来就变成了交错纠缠在一起的音高和频率的较量了，听上去似乎是一个男人在跟俩个女人吵架。
吃饱了撑的，大中午的，也不让人安生一会儿！
我用毛巾被裹了头，企图平息这闹心的声浪，却是无济于事。
我恨恨地跳下床，冲到门边，拉开门准备和外面吵闹的人理论一番。
走廊里站着三个人，果然是一男、俩女。
男人我不认识，二十四、五岁的年纪；俩个女人却都是熟悉的面孔，一个是接引我入住的年轻的女服务员，另一个是我那晚见到的徐娘半老的中年女人。
三个人一概地脸红脖子粗着，拉着架势，大有拳脚相加，兵戎相见的意味，弄得我一时间看看这个，又望望那个，本已到了嘴边上的不满，却不知道从何开口了。
“我在跟你说最后一遍，你马上给我收拾行李，搬出去，不然的话，我要报警了！”
中年女人看了一眼打开门的我，眼神中颇有些杀鸡给猴看的意思。
我一下子就明白了，这男的多半是这里的房客，因为交不起房租或者其它什么原因，正要被招待所扫地出门。
看那中年妇女的神气，一定是这里的老板或者负责人一类的。那原本给我印象就不好的年轻的海南姑娘此刻也是狐假虎威地跳了脚地耍横。
“就是，快走！没有钱还想赖在这里，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好事？”
真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哪！看那年轻的男人，一腔的羞愤把眼睛都烧得通红，对了俩个得理不饶人的女人，嘴上不服软，心里的虚却全写在了脸上。
“霍经理，你们也太势利了吧！我不过才欠了两天的房租，”
原来这中年女人姓霍，是这里的经理。
霍经理打断了他的话，鼻子中“哼”出两声冷笑。
“两天的房租？真亏你讲得出口，就是半天也是拖欠呀！我告诉你，现在已经是两点了，按照规定，中午十二点一过，就应该再算半天的房租了，看你穷得叮当乱响，便宜了你，我不跟你要了，你赶快给我走，不然到了派出所，咱们可就得算算清楚了！”
“是啊，别说欠两天房租了，你要是去找小姐，少给一分钱人家也不会让你上床啊！”
年轻的服务员在一旁添油加醋地揶揄着。
霍经理大约觉得她的帮手这种比喻实在有些不妥，白了后者一眼。
“少跟他罗嗦！阿艳，你去把他的行李扔到街上去！”
她吩咐着服务员。
阿艳很冲，立刻上前推开那个房客，闯进我隔壁的那个开着门的房间。
“你们！”
那小伙子额上暴出了筋，我看到他忽然攥紧了拳头。
我的手心也攥出汗来，看着那大约如我一样从内地来海南床世界的小伙子一副虎落平阳被犬欺的样子，恨不得冲上去，好好教训教训这俩个惟利是图的女人，但我终于还是忍住了，想想自己为一时冲动所付出的代价，我咬着嘴唇忍住了。
小伙子的拳头也松开了，我看到他压抑在无奈之下仇恨的目光，在阿艳把他的行李乱七八糟地扔到走廊上时掠过她和霍经理的脸。
我关上房门，门外是一片喧闹过后格外的寂静。
躺在床上，隔壁那个被赶出去的小伙子弯腰收拾自己东西时，眼中悄然垂下的一滴泪，仿佛滚烫地滴在我的心上。他的今天，或许就是我的明天。我不知道每天在海南这块充满了希望的土地上，有多少人的梦幻在现实中无情的破灭了，又有多少人仍然抱着满腔的激情千里、万里地跨海而来呀！
那被赶出去的小伙子今夜将置身何处呢？我曾在他垂下泪来的那一刹那，强烈地冲动着，几乎要开口挽留他与我同住，却终于没有说出来。我入住时交付的那二百块钱押金，如今也只剩下五十块钱了，在自己尚不能把握自己的明天的时候，任何对别人的同情和怜悯都是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