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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市场原教旨主义”？
什么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完整地说，其实应该是“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该词被广为人知，是因为投资大亨索罗斯的著作《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在书中，索罗斯写道：“这一观念，在19世纪被称为‘自由放任’……如果为它找一个更好的名字，那就是市场原教旨主义。”
如果说以前，外界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概念还比较模糊，而眼下的全球金融危机，却让许多人对它有了切实而深刻的体会。经济学界普遍认为，这次危机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美国过于自由放任的监管方式，也就是被美国奉为圭臬的市场原教旨主义。
“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历史
市场原教旨主义最早的理论基础，应该是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看不见手”的描述；其在美国和西方世界牢固扎根，可能要回溯到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危机造成西方国家陷入经济困境，许多国家开始采取放任的政策。在英国，撒切尔夫人开始大刀阔斧的私有化改革；在美国，里根政府推行“新联邦主义”，鼓吹“市场的魔力”。市场原教旨主义在1980年前后大行其道，其时正值罗纳德·里根被选为美国总统，而此前不久玛格丽特·撒切尔被选为英国首相。他们的经济目标是取消管制和其他形式的政府干预，以及提高国内和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程度和激发企业家精神。
“市场原教旨主义”带来的思考
金融市场的全球化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目标之一，而且在它的缺点显露之前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市场原教旨主义是一个错误和危险的意识形态，它至少在两方面是错的。第一，它深深误解了金融市场的运作方式。它假定市场会趋向均衡，而此均衡会保证资源的最优配置；第二，通过将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等同，市场原教旨主义为追求私利者赋予了道德品质。
但监管的缺位、金融大亨的唯利是图，导致市场走入歧途，华尔街也最终为自己挖掘了坟墓。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兹就说，华尔街的陨落，标志着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没落，“这告诉世人，这种经济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这是一个标志性的时刻，证明所谓金融市场自由化的主张是错误的。”
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也拖累了整个世界。世界因此对美国模式颇多怨言。痛定思痛，奥巴马政府决定全面改革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用奥巴马的话说，在过去10年，40％的美国企业利润来自金融领域，这是不可持续的。美国经济必须深刻转型。
这种迟到的反省，不由让人想起上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风暴时IMF救助模式的争议性。从现在看，IMF当时奉行的就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这在马来西亚、韩国等一些国家甚至导致了更严重的危机。这种僵化的做法也损害了IMF的信誉。斯蒂尔格利兹就指出，IMF的原教旨主义建立在错误的经济学理论上，依据的是对历史错误的解读。
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逻辑错乱，更表现在美国的“自食其言”上。因为按照其他国家经济危机时美国开出的药方，政府是不应该干预市场的，而应该让市场发挥自身的平衡作用。但在这次危机中，美国却采取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干预行动。美国的谆谆教导，对外不对内，这是对美国信用的一大打击，也让外界意识到，发达国家的药方有时也是不作数的。
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没落，让人们必须重新思考市场和政府的角色问题。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说过，从危机来看，政府应该是有所作为的，完全的市场经济体未必就好。“因为在发展过程中，有很多难关需要政府来协调，来克服外部的挑战。”这一点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如此。
经济学不是科学，任何理论都不可避免存在缺陷，这或许也正是每隔一段时间总会出现危机的原因。全球化带来的自然不会都是鲜花和掌声，但市场总也有其不可取代的地方。真理有时多走一步就往往成为谬误。金融危机标志着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破灭，但如果导致对全球化的怀疑，这可能就成为另一场危机的滥觞。如何避免走向极端并寻找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是当前许多国家在应对危机时必须考虑的一个长远问题。
第三章 用政策手段调整市场——关注金融政策应懂的金融学
第一节 央行的三大法宝——货币政策
众所周知，上世纪九十年代俄罗斯的改革问题始于所谓的“休克疗法”。而事实上，经济真正的崩溃是始于俄罗斯的矿工要求增加工资以购买突然涨价的食品。为了不让工人饿死，议会迫使政府发放大量货币。结果卢布突然大幅贬值，从而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导致经济崩溃。这个事例说明了一个问题，如果认识不到货币政策的重要作用，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很大影响。
什么是货币政策
狭义货币政策：指中央银行为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和平衡国际收支）运用各种工具调节货币供给和利率，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方针和措施的总合。
广义货币政策：指政府、中央银行和其他有关部门所有有关货币方面的规定和采取的影响金融变量的一切措施。（包括金融体制改革，也就是规则的改变等）
狭义货币政策和广义货币政策的不同主要在于后者的政策制定者包括政府及其他有关部门，他们往往影响金融体制中的外生变量，改变游戏规则，如硬性限制信贷规模、信贷方向、开放和开发金融市场。前者则是中央银行在稳定的体制中利用贴现率，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达到改变利率和货币供给量的目标。
货币政策调节的对象是货币供应量，即全社会总的购买力，具体表现形式为：流通中的现金和个炫、企事业单位在银行的存款。流通中的现金与消费物价水平变动密切相关，是最活跃的货币，一直是中央银行关注和调节的重要目标。
货币政策的工具
货币政策工具是指中央银行为调控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而采取的政策手段。根据央行定义，货币政策工具库主要包括公开市场业务、存款准备金、再贷款或贴现以及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等。
货币政策的运用分为紧缩性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总的来说，紧缩性货币政策就是通过减少货币供应量达到紧缩经济的作用，扩张性货币政策是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达到扩张经济的作用。中央银行的政策工具有主要的一般性的工具、选择性的工具和补充性工具等。
◆一般性政策工具
一、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政策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指存款货币银行按法律规定存放在中央银行的存款与其吸收存款的比率。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政策的真实效用体现在它对存款货币银行的信用扩张能力、对货币乘数的调节。由于存款货币银行的信用扩张能力与中央银行投放的基础货币存在乘数关系，而乘数的大小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成反比。因此，若中央银行采取紧缩政策，中央银行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则限制了存款货币银行的信用扩张能力，降低了货币乘数，最终起到收缩货币供应量和信贷量的效果，反之亦然。
但是，法定存款准备纪律政策存在三个缺陷：一是当中央银行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时，存款货币银行可以变动其在中央银行的超额存款准备金，从反方向抵消法定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政策的作用；二是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对货币乘数的影响很大，作用力度很强，往往被当作一剂“猛药”；三是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对货币供应量和信贷量的影响要通过存款货币银行的辗转存、贷，逐级递推而实现，成效较慢、时滞较长。因此，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往往是作为货币政策的一种自动稳定机制，而不将其当作适时调整的经常性政策工具来使用。
二、再贴现政策
再贴现是指存款货币银行持客户贴现的商业票据向中央银行请求贴现，以取得中央银行的信用支持。就广义而言，再贴现政策并不单纯指中央银行的再贴现业务，也包括中央银行向存款货币银行提供的其他放款业务。
再贴现政策的基本内容是中央银行根据政策需要调整再贴现率（包括中央银行掌握的其他基准利率，如其对存款货币银行的贷款利率等），当中央银行提高再贴现率时，存款货币银行借入资金的成本上升，基础货币得到收缩，反之亦然。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工具相比，再贴现工具的弹性相对要大一些、作用力度相对要缓和一些。但是，再贴现政策的主动权却操纵在存款货币银行手中，因为向中央银行请求贴现票据以取得信用支持，仅是存款货币银行融通资金的途径之一，存款货币银行还有其他的诸如出售证卷、发行存单等融资方式。因此，中央银行的再贴现政策是否能够获得预期效果，还取决于存款货币银行是否采取主动配合的态度。
三、公开市场业务
中央银行公开买卖债卷等的业务活动即为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业务。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开展证卷交易活动，其目的在于调控基础货币，进而影响货币供应量和市场利率。
公开市场业务是比较灵活的金融调控工具。与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相比较，公开市场操作政策更具有弹性，更具有优越性：一是中央银行能够运用公开市场业务，影响存款货币银行的准备金，从而直接影响货币供应量；二是公开市场业务使中央银行能够随时根据金融市场的变化，进行经常性、连续性操作；三是通过公开市场业务，中央银行可以主动出击；四是由于公开市场业务的规模和方向性可以灵活安排，中央银行有可能用其对货币供应量进行微调。但是，它的局限性也比较明显：一是金融市场不仅必须具备全国性，而且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可用以操作的证卷种类必须齐全并达到必需的规模；二是必须其他货币政策工具配合。例如，如果没有法定准备金制度配合，这一工具就无法发挥作用。
◆选择性和补充性工具
传统的三大货币政策都属于对货币总量的调节，以影响整个宏观经济。在这些一般性政策工具以外，还可以有选择的对某些特殊领域的信用加以调节和影响。其中包括消费者信用控制、证券市场信用控制、优惠利率、预缴进口保证金等。
消费者信用控制是指中央银行对不动产以外的各种耐用消费品的销售融资予以控制。主要内容包括规定分期付款购买耐用消费品的首付最低金额、还款最长期限、使用的耐用消费品种类等。
证券市场信用控制是中央银行对有关证卷交易的各种贷款进行限制，目的在于限制过度投机。比如可以规定一定比例的证券保证金，并随时根据证券市场状况进行调整。
◆直接信用控制
直接信用控制是指中央银行以行政命令或其他方式，从质和量两个方面，直接对金融机构尤其是存款货币银行的信用活动进行控制。其手段包括利率最高限、信用配额、流动比率和直接干预等。其中，规定存贷款最高和最低利率限制，是最常使用的直接信用管制工具，如1980年以前美国的Q条例。
◆间接信用指导
间接信用指导是指中央银行通过道义劝告、窗口指导等办法间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