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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追悼牺牲的同志，要学着牺牲同志的精神，踏着牺牲同志的血迹，去与敌人拼命，以完成牺牲同志所留给我们的任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傀儡——满洲国，使满洲四千万同胞脱去亡国奴的帽子，过着人的生活，这样才对住牺牲的同志。我们高呼：牺牲的同志精神不死！成功是牺牲的代价；牺牲是成功之母！为革命而牺牲是无上的光荣！誓死为牺牲同志报仇！只有在血泊中争取弱小民族的生存！要踏着牺牲同志的血路去与敌人拼命！要完成牺牲同志留给我们的任务——打倒日本帝！
“一门忠烈”
王云庆老人说，王贵祥原是东北军的，事变后参加救国军，救国军垮台后，自己拉队伍打日本。早晨起来先喝碗水，大烟泡烧好了，“嘎吱嘎吱”嚼糖块似的，再抽一阵子才下地，多大的瘾啊。是负伤后用大烟止痛上瘾的，参加抗联后硬给戒了，多大的毅力啊。这人中上个头，精瘦，走路飞快，左手拎枪，人称“王左撇子”，那枪打的，打左眼不中右眼。他老婆姓池，枪法也好。她那支连珠枪，你听“吧吧吧”，好像瞄都不瞄，少有飞空的时候。这一家人都上队了。王铁环到密营后，我常见她，叫“大婶”。我在沈阳工作时去看她，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太太，除了我们这些人，谁会想到她当年的样儿？
离休前为沈阳毛纺厂机关党支部副书记的王铁环老人，中等个头，清秀、文雅、沉静，说话不紧不慢。
老人说：
现在说是1935年6月，那时没这概念，玩一天累了，天黑就上炕睡觉了。像做梦似的，听见马蹄声，人也像在马上“颠达”（颠簸）。天亮醒了，我躺在个柳条筐里，那筐绑在马背上，山沟里人呀马的，好多邻居都在，还有红旗。我说这是什么地场呀？怎么到这地场了？我妈就告诉我怎么回事。头几天在我们屯子打了一仗，鬼子吃亏了，要报复，血洗屯子。昨晚我爹带队伍赶回来，就连宿大夜上山了。
我们家在密山县马鞍山，有十几户人家，这天晚上人走家搬，屯子就没了。老人孩子，小脚女人，都投亲靠友去了。青壮年和半大脚的女人，都上队了，有的是一窝子一窝子地上队。我的小弟还没断奶，年底就在我妈背上“颠达”死了。住人家的时候不多，密营被破坏后，大冬天在山里钻，大人也受不了呀？
我说我的小花猫呢？在家都是搂着小花猫睡觉，就哭着要回去找小花猫。我爹过来了，说嚎什么嚎？我妈就把我搂怀里哄着。
在山坡上开大会，还喊口号，我觉得挺有意思，不哭了。我爹说给新上队的发枪。发完了，怎么没我的呀？我妈说长大了会给我。我不干，想起小花猫，又想哭，我爹就从背包里给我掏出支五峰子。是种小左轮，比烟盒大点儿，亮晶晶的，就一轮子子弹，有个枪套，挎身上，那个牛呀。就显摆两个来月，我爹往回要，那时缺枪呀。我不给，我妈哄我，说借，我说不借。睡觉也抱着，到底还是让他们拿走了。再见到我爹，就让他还枪。一次，我爹甩手给我一巴掌，说人都没了，你还舍不得你的枪。
1937年给我发支小马枪。1938年后，人越来越少，枪都背不过来了。
新中国成立后，填个表，有一栏“何时参加革命”，我填写“1935年”。有领导说，你七岁怎么就能参加革命呀？我也觉得是个问题，就又加了10年，写成“1945年”。
前面说过，先后任萝北县鸭蛋河和汤原县太平川、洼丹岗区委书记，后来为6军保安团长的李凤林，父母赶大车拉脚赚钱做党的活动经费，并给区委、县委送文件、情报。李凤林的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都是党团员，连舅舅也帮着汤原游击队夺枪。
见诸文字，这样的家庭，通常叫“红色家庭”、“革命家庭”。而在当年黑土地人的嘴里，则是“一窝子人打日本子”。东北人形容什么之多，常说“一窝子一窝子的”。流行传染病，一家人死光了，也叫“窝子病”。
开头，这一窝子一窝子的几乎都是朝鲜（族）人，像李在德、李敏、李学福等等。后来汉族就多起来了。像杨靖宇每次落脚的人家，大多是这种。后来许多都像王铁环家一样上队了。只是这一切，今天知道的太少，能说得比较详细、具体点儿的就更少。
各地的红地盘，这一窝子一窝子的更多、更集中。而在日伪眼里，红地盘就是“‘共匪’窝”。受日伪宣传影响，不明真相的老百姓，也把红地盘当成“胡子窝”了。
有的一家人都牺牲了，比如6军被服厂厂长裴成春、胡真一的干姊妹谢兴华、5军2师4团团长杜其臣，八女投江中的安顺福、黄桂清和王惠民等等——这就是一门忠烈了。
不知东满有多少，汤原游击队被处死的“民生团”中，有三对夫妻（参谋长张仁秋和队员刘恩淑、中队长柳东镇和队员李银淑、队员金景浩和柳恩素）。中国人管结婚叫“成家”，他们在那种年代虽然没有家庭，是不是也是一门忠烈？
黄有烧房
汤原县太平川区永祥屯，一度改名“黄有屯”（不知为何只是“一度”——望知情者赐教）。
黄有，1899年生于呼兰县，1912年迁到太平川开荒种地。勤劳苦作，省吃俭用，更兼有经营头脑，“九一八”事变前已成当地有名的“黄家大粮户”。黄家20多口人，一座三合房大院套，有200多垧土地，开油坊，养炮手。汤原游击队兴起后，他把6支枪、5匹马送给夏云杰，之后又不断出粮出钱支援游击队。他说俺是中国人，打日本子俺也有份。在他的影响带动下，当地一些大户也献出一些枪马钱粮。
1935年，黄有参加汤原游击队，先后担任6军军部副官、稽查处长和3军、6军办事处主任。
1937年冬，黄有在石场沟被捕。敌人让他带路找抗联，他说行啊。领着敌人在深山老林里转了十多天，几十个日伪军被冻死，他的手脚也被冻坏，成了残废。
孤身一人，在那大雪封山的老林子里，耍猴般把敌人拖来拖去，几十个敌人冻成僵尸，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需要怎样的大智大勇？他是怎么脱离虎口的？又怎样拖着冻残的身子回到密营？没人会满意就这样几笔带过，笔者对此也是思之痛之，不甘心啊。可就像本书许许多多的人物一样，若非如此，需要两个前提：一是当时就有人把这些惊心动魄、会使后人刻骨铭心的故事记叙下来，而且没有遗失，也未被野兽损坏（抗联各军藏存在密营中的文件、资料，许多被野猪、狗熊糟蹋了）；二是亲历者，或身边的战友，是幸存者，而且比较长寿。
有名的“黄家大粮户”的当家人，是1938年冬在密营里饿死的。
儿时，常听老年人讲那些有钱人兼吝啬鬼的故事。谁谁一罐罐大洋在哪儿埋着，穿得像要饭花子似的，一个咸鸭蛋能抠半拉月，买二尺布做个枕头也舍不得用，枕个木头疙瘩。老辈人讲这些时，是不无一种赞赏口吻的。今人好像只有哑然失笑，觉得这些土财主实在可怜、可气，土得掉渣。
不知道是否有这类故事的黄有，1936年冬一把火烧了自己的大院套时，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破釜沉舟、抗战到底的决心、劲头？
6军在汤旺河谷有个舒拉河被服厂，设在屯子里唯一的大院套里，大院套的主人是穆老三。穆老三和留守团长耿殿君非常好，6军官兵路过那儿都在他家吃住，他的儿媳妇和侄女都是被服厂的人——一窝子支持抗战。
黄有在烧自己的大院套前，就一窝子上队了。
4军能在大罗勒密建立根据地，多亏了两个人，大罗勒密伪森林警备队中队长陈云山，大罗勒密镇裕方木材公司经理张景隆。陈云山给4军通风报信，护送往来人员，处死敌人派到大罗勒密的特务、密探。张景隆则成了4军不在编的高参兼后勤部长。
刚到大罗勒密，李延禄觉得山里太穷，人吃马喂，老百姓承受不了。张景隆说这个好办，在松花江上设卡子，往来船只，以粮代税。正值换季，他给买来300套衣服，300双胶鞋。油印机及油墨、钢板、蜡纸等一应物品，当时属严格控制物资，也给置办齐了。还在镇子里帮4军开办药房、邮政代办所，成了地下交通站、联络点，为部队采购药品、订阅报纸。那时抗联抓个汉奸，让家里赎人，不光要枪支弹药粮食钱，还要报纸。成天在山里钻来钻去，外面的世界什么样了呀？4军得来的则全不费工夫。
4军在大罗勒密没打土豪。1军挺进东边道后，也没打土豪。后面将会写到，3路军远征西荒后，就更不打了。而在汤原、珠河、磐石这样的老根据地，黄有们的利益，是曾经被侵害过的。
黄有们的中国心，也就越发地弥足珍贵。
“这是最后的战争”
李敏参军后的第一个上级，是马司务长。
马司务长四十多岁，说六十岁也有人信。1。80米上下的个子，瘦，有点儿驼背，嗓子总是呼噜带喘的，腿脚也不好，还有点儿罗圈，走路像鸭子似的一歪一歪的。那次背粮打仗，缴获两匹马，追马时却跑得比谁都快。把马抓住了，那人就窝在雪地上喘不过气了，嗓子拉风匣似的，李敏就给他捶背。人都背粮走了，他才好歹站起来。那也背了一袋子黄豆，腰佝偻得更厉害了，老远就听那嗓子呼噜山响。那天晚上咳得几乎没睡觉，李敏给他捶背，他还开玩笑，说没事，不会把日本子招来。
马司务长脸挺长，自己说是“姓马，长副马脸”。脸上总是笑眯眯的，看着李敏更是满脸核桃纹，那样子总让李敏想起父亲。听说他当过十几年兵，没结过婚，特别喜欢孩子。那天李升把李敏送到4师密营，吴玉光主任瞅她直皱眉头，马司务长就说让她跟俺做饭吧，一口挺浓的山东腔。
因为第一次听到有人叫他就是“司务长”，李敏就跟着叫司务长。后来听到最多的还是“老马头”。开头，李敏不知道这司务长是干什么的，后来发现他就是个做饭的。也许是在东北军时当过司务长，或是参加抗联后曾当过司务长，李敏没问过，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平时一些人对他并不尊重，叫谁干个什么，到了经常还得自己去干，或是李敏跑去干了。不过，一有敌情，都听他的，他也像立刻变了个人，发号施令，说一不二。
马司务长每天早早起来，去河边凿些大冰块，挑回来化水做饭。他不让李敏干，说小孩子睡足觉才长个儿。李敏就随后跟着。手指冻得胡萝卜似的，猫咬似的，马司务长就用双手给她焐，再用嘴哈热气儿。李敏这辈子没见过那样一双手，皲裂开那些口子呀，像小孩嘴似的。总摆弄水，边上泡白了，中间一道红红的，掰着点就淌血。
开头，见李敏有点儿闷闷不乐了，马司务长就说想家了吧？听大叔给你来段京戏。就唱。嗓子不好，爱跑调，可是十二分认真。如今一听到卡拉OK，李敏就会想起马司务长。
4个多月后，李敏调去帽儿山被服厂。再见到4师的人，她就问马司务长怎么样。半年多后，听说密营被袭，马司务长牺牲了。
王毓峰，宁安县东京城人，1897年出生，五岁成孤儿，十九岁参加东北军，“九一八”事变时为副连长。像陈荣久一样，所在部队要投降，愤而拉出一支队伍，在宁安花脸沟游击。1932年2月率队参加救国军。救国军失败后，收容残部200余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