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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春，伪磐石县参事官荒谷千次和伪额穆县参事官蛸井元义等人，向伪满民政部建议设立“集团部落”，当年即在磐石县试行，第二年又在额穆、敦化、桦甸等县实行。同年12月3日，伪满民政部发布969号《关于建立集团部落训令》，遂在东北各地普遍推行。
所谓“集团部落”，就是将平原和山区零散居民强行驱赶至一处居住。“一个部落以收容八十户至一百户（四百至五百炫）为宜。这对于警备和经营都有利，如六七十户以下，居民自卫力量不足；二百户以上，则统治上又有困难。”部落面积，“建成周围四百米的正方形或长方形为宜”。“建设位置：匪贼时常经过或物资供给地等重要警备线上；（2）经济资源丰富的地方；（3）易于警戒和自卫的地方；（4）供水方便和比较干燥的地方。”“建设次序：建立铁丝网、土墙和炮台；（2）建造公共建筑物（部落办公室、自卫团室）和伪装房屋；（3）建筑住房；（4）打井和建造附属建筑物。”
部落内常驻日伪军警备队，或伪警察派出所，还组建伪自卫团，凡青壮年男性居民都是其成员，站岗、巡逻。部落有电话，部落间修筑警备道路，一处遇袭，附近部落日伪军和伪自卫团都来支援。
部落有正副部落长和正副自卫团长，部落长兼保甲长，实行保甲连坐制度。部落通常有4个大门，居民外出种地、打柴要登记，携带物资要检查，以防流入“匪贼”之手。太阳落山，大门紧闭，回来晚了，就有“通匪”嫌疑，受到盘查。有亲戚朋友来了，从哪儿来，干什么，住几天，报告、登记，还得有保人。
这种统治就让人想到堡垒、集中营——用当年黑土地人的话讲，叫“围子”、“人圈”。
吉林地区的磐石、额穆、桦甸、永吉、舒兰及敦化6县，1935年建“集团部落”136个，1936年又建418个，1937年再建365个。据伪满治安部《各地治安工作调查报告集》中说，金川、柳河、通化3县，“康德三年（1936年——笔者）度并户工作有飞跃发展，匪团所依靠的分散房舍，几乎全部消灭”。
汤原县仅用23天，就将山边零散农家全部烧光。
1936年（无月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师司令部为抗日救国告群众书》中说：
日寇为什么要归大屯呢？第一，它想要断绝群众与抗日军的关系，而使抗日军没房子住，没饭吃，没处得消息，不用打仗就消灭了。
日伪对哈东游击区和珠河根据地的大规模“讨伐”，是从1935年开始的——它怎么能够容忍这样一个“共产王国”，在其北满的统治中心哈尔滨近旁一天天发展、壮大呢？
这年夏天，日伪当局召集北部6省警务指导官和宾县、五常、双城、阿城、珠河、延寿6县参事官，在哈尔滨开会，成立“讨伐”办事处，由野崎大佐为办事处主任，统一指挥上述6县日伪军，彻底毁灭哈东游击区和根据地。
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讨伐”。会后，即发布“林业采伐统治法”，将滨绥线及“国道”两侧200米内的树木和高棵农作物一律砍割干净，以防止抗日军利用。收买奸细、坐探，混入抗日军和地方组织，进行破坏、暗杀活动。改善伪军生活，特别是提高军官待遇，用心自不必说。同时在游击区周围屯驻重兵，并利用降队，防堵3军向外突击、伸展。而在此之前，即有计划地在珠河游击区周边建立“集团部落”，一些重要据点还驻扎日本武装移民，来挤压红地盘和3军活动的空间。
7月21日，夏季“大讨伐”在道南展开，大批日军首先在游击区边缘地带迂回包围，再进占据点，组成若干“治安工作班”，搜索、追击、堵截抗日军和群众，驱赶群众搬到指定的“集团部落”，或铁路沿线的“铁路模范村”。接着又转向道北地区，依然如法炮制。所到之处，平原、山区零散房舍一律焚毁，对于躲避、逃走、拒不归屯并户的，就用刺刀、子弹说话——“赵尚志匪区禁止住民，违者杀无赦！”
8月11日，《中共珠河县委关于敌人活动及县委工作情况的报告》中说：
“现在路南游击区三分之二以上已成一片焦土，仅离铁道线十余里地之地方未被焚烧，并申言发散布告毁灭赵尚志根据地，禁止住户，否则一律讨伐屠杀。”“群众纷纷搬逃上站，络绎不绝于途，游击区成为一空城。”
在夏初召开的军地联席会议上，对这次夏季“大讨伐”的认识，在县委和2团、3团给3军司令部的指示信、报告书中，虽然用词有所不同，但基本判断是一致的，即敌人是“部分的防守的进攻策略”。尚在率队东征牡丹江沿岸的赵尚志，认为这种认识“是执行目前任务上极有害的”，指示2团、3团“立即转变轮转游击区范围内的右倾行动，大胆的灵活的运用游击战术来冲破敌人的遮断线”，“围绕着我们的周围发展新的反日区域，并建立根据地”，并具体指明两个团各自的突击方向。
查阅有关史料，谈到珠河1934年冬季反“讨伐”，“不许敌人侵入游击区一步”，以及同样意思的文字，可谓屡见不鲜。珠河中心县委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些后来不断被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口号，除了自身的原因外，还因为1934年10月20日《中共满洲省委为粉碎冬季大“讨伐”给全党同志的信》中，有这样的指示和批评：
人民革命军与赤色游击队必须坚决的为彻底拥护群众利益而斗争，为得执行这一任务，首先就要坚决反对敌人的“讨伐”，为保护游击区域，不让敌人侵占一步而奋斗，这样珠河游击队在脱离敌人包围圈外而离开游击区域的右的机会主义必须严重的打击。
千辛万苦、流血牺牲开创的游击区、根据地，从满洲省委到红地盘里的老百姓，谁愿意把它让给敌人 ？＇…＇1军挺进东边道，磐石老区群众不理解，说俺们支持你们，是让你们保护地面的，日本子要来了，你们走了，把俺们扔下不管了。珠河也是一样。问题是你有“不许敌人侵入游击区一步”的实力吗？死守只能招致无谓牺牲和敌人对根据地人民更加疯狂的报复。在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指导上，关于不死守游击区、根据地的指示，省委也是有的。1军独立师离开磐石老区，挺进东边道，就是如此。可轮到珠河，怎么就截然相反了呢？是认为哈东支队已强大到能使敌人不进入游击区一步了？还是受了这一年“‘北方会议’路线回潮”的影响？抑或是还有别的什么原因？笔者解不开这个问号。
赵尚志好像看不到，或是看不透上头的这种扑朔迷离，或者根本就不去理睬这类东西。他看到的是最简单的真理、事实，那就是游击队根本没有拒敌于游击区之外的实力。于是，就有了12月24日《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给省委的报告》中的这样一段话：
我们并不是要找一个有绝对保障的根据地，在现在主客观的力量和环境上，也不可能，我们不过是依根据地来解决休养疲劳，躲过敌人优势力量和藏蓄军事中要品，靠游击战术来补助根据地之不足，特和（原文如此——笔者）开展扩大游击战争罢了！
把省委和中心县委的指示、批评都否了。
而且，“不可能有绝对保障的根据地”——这个被东北抗战实践证明了的观点，“打”字当头的赵尚志，应该是最早意识到并提出来的。
新中国成立后，曾有一种观点，认为抗联最终不得不退往苏联的原因之一，是对建立根据地的意义认识不足，没有建立起像江西中央苏区那样的根据地。是这样子吗？试想一下，如果“围剿”中央苏区的不是国民党军队，而是日本关东军，再大搞无人区、“集团部落”，那会怎样？
既然不可能有绝对保障的根据地，没有根据地又不行，那该怎么办？赵尚志主张向敌人统治薄弱地区突击，到那里去开辟新区。
可能是和者盖寡，甚至没有和者（哈东支队内部应该有的），再加上赵尚志这时还未恢复党籍，在党内没有发言权，上级还是要求“不许敌人侵入游击区一步”，结果自然是不可能。虽然珠河中心县委认为赵尚志“政治右倾”，“又恢复他过去的精神，深深地障碍着党团正确路线的顺利执行”，但他的“右的机会主义”好像也未因此而受到打击。不是党员，党内不能打击，临阵换将也不合适，况且从珠河游击队到哈东支队，那队长和司令都是选举的。
1934年冬反“讨伐”是“死守”，之后的春季、夏季反“讨伐”没有这个口号，也还是老办法。敌来我走，敌走我回，烧几间房子算个啥，几天就盖好了。没想到这次会是这等规模，而且长期、反复“讨伐”，更没想到还有归屯并户，搞“集团部落”这一手。待到明白过来，觉出不对了，已经晚了。
赵尚志率东征部队回到珠河地区的时间，应在8月10日左右。哈东的伏天，本该绿荫遮天，禾浪涌地，如今却是狼烟冲天，遍地焦土。昔日的红地盘好多成了无人区，一间间房子烧得只剩下房框子，朝天张着焦黑的大口。而在日寇选定的那些地点上，被刺刀驱赶到那里的失去了家园的人们，正在刺刀下修建“集团部落”。
这是个血与火的夏季，太阳与地球一起燃烧，官兵眼里也在喷火冒烟。
留守部队有的已经突出游击区，有的还在区内与敌人兜圈子。赵尚志率直属队和2团由道北西进，迅速越过滨绥铁路，插至双城县东部，与3团和汪雅臣的“双龙队”会合，在敌人背后发动袭击，摧毁“集团部落”。
9月10日，正是秋季“大讨伐”枪炮轰鸣、烟火弥漫之际，珠河中心县委召开执委会议，决定3军主力东征延寿、方正，进而向牡丹江沿岸突击，开辟新的游击区——在实际上认可了赵尚志的主张。
一年后的夏天，珠河中心县委也不得不东去汤原投奔3军、6军，这个近两年间“满洲国”无插足之地、曾被称为“最好的反日根据地”就彻底丧失了。
东征北进
提起黑龙江，人们就会想到北大荒。由于今天黑龙江省的东南部，当时属吉林省，就使今人对北大荒这个地理概念难免产生混乱。而在20世纪30年代，因其地理位置，还有“北大荒”、“东大荒”、“西大荒”之分，只是往往都把个“大”字省略了，而称之为“北荒”、“东荒”、“西荒”。
3军主力离开焦土狼烟的哈东根据地，踏上东征之路，那去处就是东大荒，即今天的佳木斯及其以东地区。
松花江沿岸本系北满最富饶之区。沃野千里，人烟稠密。俗称之为“东大荒”。两岸平川漫岗，依山漫江形势雄胜，系游击活动优良之地区。一九三二东北革命高潮时，松花江沿岸最为汹涌。尤其是松江下游，抗日部队曾与敌寇对抗甚久。一九三三年松江下游尤有一九三二年革命高潮之余波（如一九三三年土龙山民变）。抗日救国之思潮在人民脑海中酝酿已久。殆至一九三六年始形成火山爆发之势。但当时敌人在松江两岸，尤其是下游统治闲散，武装部队大部均系地方武装队伍。寇军力量亦较少。交通线除松江水道而外，宁佳路至一九三七年春始完成。客观形势完全有利于游击活动之发展。
1939年10月12日《冯仲云给中共中央的工作报告》中的这段文字，在1936年出自日本人之手的《满洲共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