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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6月，千余日伪军从三面将1师1团围在间三峰上。许成淑或长射，或点射，冲在前面的敌人非死即伤。机枪从来都是敌人炮击的重点目标，未等炮弹落下，或者在她刚才隐身的地方爆炸，她的机枪已在另一处开始给敌人“点名”了。此战后，官兵送她绰号“女将军”。那怀抱机枪怒射群敌的样子，也真像大将军八面威风。
1939年8月，魏拯民指挥3方面军主力打下安图县柳树河子，7辆卡车载着援敌到了。“女将军”抱着机枪，在东大门炮台上掩护部队撤离。先是大腿负伤，接着身中数弹，昏迷后牺牲。
崔姬淑和李桂顺是被俘后牺牲的。
李桂顺是和龙县金谷村人，受哥哥影响，“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即投身抗战。在反“民生团”运动中，曾担任县委书记的丈夫被杀害，婆婆被开除党籍，她也被视为嫌疑分子，受到监视，哥哥则被日本宪兵队捕去杀害。面对这一切，无论身心承受着怎样的痛苦，永远坚定的是对党的信仰和抗日救国的决心。
交通员、区委书记李桂顺做地方工作时间较长，1936年秋才上队到3师8团。1931年入党的崔姬淑，像许成淑一样，是延吉游击队的第一批队员。1937年春，李桂顺在黑瞎子沟密营养伤，被敌人偷袭，突围时被俘。崔姬淑是1941年2月，在一次战斗中腿负重伤被俘的。
李桂顺被皮鞭抽打得遍体鳞伤，仍然撬不开她的嘴。敌人把两颗人头扔在她面前，那是同时被俘的司务长老王和六十多岁的老战士老崔头，李桂顺昏了过去。敌人以为得计了，用凉水把她泼醒，这回她开口了，破口大骂这帮畜生。
无论敌人怎样用刑，崔姬淑只是冷笑，敌人受不了她那轻蔑的目光，把她的双眼抠了出来。她吐着嘴里的鲜血，说我心里亮堂，看得见你们的灭亡。敌人号叫着，又把她的心剜了出来。
1942年2月初，5军3师师长张镇华率领的一支小部队，在宝清炭窑山被敌包围。战至弹尽粮绝，官兵大都牺牲，身负重伤的师长和或枪伤或冻伤的6名女兵被俘。
从张镇华口中什么都没得到，敌人就把希望寄托在6个女兵身上。
首先被带上来的，是二十岁出头、长得挺结实的朱新玉。伪县长姓郭，亲自审讯，挺和气地让她坐下，问道：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呀？朱新玉不理，一个汉奸大声道：你哑巴了？你们的队伍在哪里？
朱新玉道：有你们的地方，就有我们的队伍。
一顿皮鞭抡过，一个叫浅野的鬼子把战刀架在她的脖子上，一个汉奸又拿来一把烧得通红的烙铁。
无计可施后，又开始审讯刘英。刘英的丈夫，是3师8团团长费广兆，正在宝清活动，不久前设伏打死十几个日伪军。
伪县长问：你乐不乐意跟你的丈夫过好日子呀？
刘英道：那是在把你们这些东西消灭了以后。
浅野又把战刀架在刘英的脖子上：快快地说，费的在哪里？
刘英怒视着鬼子：他在俺的眼睛里，就在你眼前！
浅野号叫着：把她的眼睛挖出来！
民众的旗，血红的旗，
覆盖着战友的遗体，
遗体还没有僵硬，
鲜血已染透了旗帜。
唱着赵一曼就义时唱着的《红旗歌》，6个女兵走上刑场。
一个有别于八女投江的英雄群体。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1938年4月初，由于出了叛徒，6军帽儿山四块石密营被偷袭。
这天是李敏的“饭班”，就是轮到她做饭。哨卡上枪声骤响时，这位6军最小的女兵，正在锅台前朝桶里舀饭。她愣了一下，随即更快地舀起来，直到快舀干了，才明白自己提不动那桶。那是只笨重的木桶，加上大半桶包米子粥，能有五十来斤。这时裴成春裴大姐赶过来，一手提桶，一手抓她，两个人爬过后窗，钻进林子里。
11月底，她们从四块石转移到张家窑附近，与敌遭遇。1师政治部主任徐光海，指挥10多个伤员向东山转移，裴成春带人阻击敌人。迫击炮弹在山坡上爆炸，李敏趴在雪地上，用支小马枪向敌人射击。打了半个来小时，东山方向突然枪声大作，显然那边也上去敌人了，而且火力更猛。这边子弹也快打光了，只得撤退。
5个女兵，裴成春在后边掩护，一个身强力壮的在前面开路。这年雪大，山沟里积雪没裆、齐胸。大个子女兵大张嘴巴，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李敏上前替她。手扒头拱，拼命向前，突然脚下一滑，那人就像坐了滑车似的飞了出去。
待她明白怎么回事，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这是山沟里一条河沟的河道，雪挺厚，这时的积雪还松软。冰面坡度不算大，沾点雪特别滑，一扒拱到冰面上，那人就下去了。石头、树棵子什么的，撞上几下，那人就昏过去了。
她不知道是怎么从雪堆里拱出来的，恍若梦境。风在林间呼叫，雪粒子一阵阵扑打在脸上，她感到一种透心的寒冷，意识就开始苏醒，想起刚才的战斗。她挣扎着爬出河道，向上走去。首先看到大个子女兵，最后是裴成春，横躺竖卧的，都牺牲了。还有两个人没了，后来得知是被俘了。她抱着裴大姐哭了个一塌糊涂，就向山顶爬去。
她想鸣枪，没子弹了，就开始“叫树”。人在山里迷路，或与同伴走散了，拿根腕口粗细的木棒，梆梆梆敲击树干，能传出很远，有人听见，就会以同样方式回应，叫“叫树”。叫了好一阵子，胳膊都震麻了，除了风吼没别的，就又燃起一堆火。她希望有人看到这火光，更希望哪儿也燃起这样的火光。她朝东山方向可着嗓子叫着，她不相信那么多人都牺牲了。风把她的声音和希望劫走了，隐约传来狼的嗥叫。
她把枪背好，拄根棍子，开始下山。
她知道，不论多大山，有条河，沿着河道就能走出大山。
上山容易下山难。不知跌了多少跟头，胳膊腿和身上都可用“鼻青脸肿”形容了。
太阳出来了，雪地上一个毛茸茸的东西一动不动，是只死老鼠。她踢了一下，冻得像块石头，就伸手捡起来——这是块肉呀！
狐狸、狍子、鹿、狼、羽毛艳丽的野鸡，两天里见得太多了。狍子有的离她就10多步远，傻呆呆地望着她。帽儿山密营被袭，牺牲几个人，李桂兰和夏军长的女儿负伤被俘，可还有很多人，有裴大姐。两年了，无论她怎样想在别人的眼里变成大人，身边的每个人都是她的依靠，只需跟着他们就行了。而现在，这个世界就剩她自己了，她感到从未有过的恐怖、无助、绝望。十四岁的女兵，觉得自己就像离开大海的一滴水，眼看就要蒸发了、消失了。
把死老鼠烧了吃了，腿脚有点儿劲了。
第一天晚上“行军”，第二天晚上在篝火边“宿营”，天亮了继续“行军”。肚子咕咕叫着，捡些榛柴叶子嚼着。看到脚印，就仔细端详一阵子，也留意树棵子上是否挂着棉絮、布条、布丝。不过这时已经很难辨认了，因为抗联官兵许多人穿的都是缴获的日伪军服装。
天黑了，她想找个背风的地方“宿营”，突然觉得有些异样，赶紧趴下。前面林子里传来踏雪声，一个山东口音挺重的人说：“同志们，起队。”
六十一年后，李敏老人说，改革开放后播香港电视剧，警匪片中警察都说“收队”、“起队”。我们那时就是“收队”、“起队”，不叫集合。想想这辈子，没有比那一声“同志们，起队”，再使我热血沸腾的了。
李敏、李在德这辈子最难忘怀的人之一，就是6军被服厂厂长裴成春了。
她是朝鲜庆尚北道人，1919年十二岁时随家人来到中国东北，“九一八”事变不久入党，1933年参加汤原游击队。中等个头，圆脸，大眼睛，脸上总是红扑扑的。姐姐漂亮，弟弟英俊，都是党员、老游击队员。大弟裴锡哲，1932年春到鹤岗煤矿组织工人暴动，夺矿警的枪，赶上瓦斯爆炸牺牲。二弟裴锡九，同年春打入一支山林队，准备将其改造成党的武装，被坏人杀害。三弟裴敬天——前面已经说过了。
一口流利的汉话，爽朗、热诚、稳重、干练，不知疲倦，没有能难倒她的事情。
或者被袭击，或者主动转移，6军被服厂几次搬迁，选址、建密营都是她张罗。从锯树开始的一整套建房程序，不但懂行，干起活来一般男人也没她利索。被服厂常为其他军做服装，因为6军被服厂的效率是有名的。她手脚不闲，却没有手忙脚乱的时候，总能把工作安排得井然有序。洗衣染布料，一双手皴裂开的口子，有的就像小孩嘴似的。送来一批伤员，被服厂随即转型为医院，她这位厂长就成了院长，还是护士、护理员。给重伤员擦屎擦尿，任何女性开头都难免迟疑，她上手就干。敌人来了，指挥战斗，她就是这支人员参差不齐的队伍的队长兼政委。
1938年4月，在帽儿山四块石，敌人来袭，裴成春把伤员转移隐蔽后，带个队员迎敌而去，两支枪把敌人引开了。
1938年后，更多的是履行医院职能、照料伤病员的被服厂，到处迁移、游动。露营“打火堆”，大家都睡了，她坐在火堆旁缝这补那。风向变了，或是谁凑得离火堆过近了，就把他往外拽拽。查完“铺”了，再去查哨。
朝鲜族妇女刻苦耐劳的坚忍精神，即便不是举世无双，也世所罕见。曾担任过区、县妇联领导和县委委员，只是在参加革命后学点文化的裴成春，还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领袖气度。
当年和今天，李在德和李敏一想起裴大姐，就会想到母亲。
赵尚志也叫她裴大姐，当然不仅是因为她比他大一岁。
张家窑战斗的最后时刻，李敏听见金碧蓉喊“没子弹了”，裴大姐厉声道：“别吵吵。”
母亲去世，一夜间李敏长成大人。裴大姐牺牲，李敏就觉得自己是老兵了。而从战争年代到“文化大革命”，每当她觉得快要挺不住了时，就会想起裴大姐。
1939年初，随3团一个连掩护20多伤病员在宝清县锅盔山活动的李敏，已经是个地地道道的老兵了，实实在在还是个小丫头。
一口大铁锅，劈锯成擀面杖粗细长短的桦木绊子，在沸水中咕嘟着腾腾的热气。春天在山里渴了，用刀在桦树上割道口子，汁水就流淌下来，清沁可口。或许就是这个原因，断粮了，就煮桦树绊子，叫“熬树胶”。苦涩不说，还有股说不出的味道。可人饿急眼了，望着那棕色的渐显黏稠的“树胶”，嗓子眼里就恨不能伸出个小巴掌。
不到二十岁的小刘说：今儿个是“几儿”（几号）了？该过年了吧？
四十多岁、和李敏同一天入党的苗司务长，扳着指头算来算去，一拍大腿：可不是咋的，今儿个是年三十呀。
有人就说，那得弄点儿“好嚼裹儿”呀？哪来的“好嚼裹儿”呀？小刘那抿裆裤的屁股上缝块老羊皮，早没毛了，献出来。苗司务长进地窨子里，又拎出只破牛皮乌拉，洗了剁了放锅里，空气中就有了股脚丫子味儿。
大年初一天快亮时，李敏去换岗。星星在天上眨眼，这是一天最冷的时候。哨位在丈把高的石砬子上，身后几棵一人粗细的油松，她将身子靠在树干上。不宜随意走动，走动影响听觉，夜岗主要靠听。真就听到下边有踏雪声，还有树枝折断声。是野兽？不像。谁？口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