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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保中1936年7月10日日记中写道：“宋副官、殷庆祥击毙盗粮食之野熊重三百斤。”13日又说：“行军途中射杀黑熊一只，五枪皆中，屡仆屡起故也。”
1941年1月4日，《边风翔、周云峰等给张寿海У男拧分兴担骸吧洗纬龇⒃蚶匆爸硎丝冢庠荚谑Ы铮衷谏杏幸磺О税倮唇镌诎说懒鹤拥胤讲遄拧！�
曹曙焰老人说，1933年下过头场雪，不知道为什么，山里野兽都下来了，老虎、野猪、熊瞎子、狼、鹿、狍子，还有田鼠，在梨树镇街里大摇大摆，横晃，不咬人，也不打架，老百姓都关门闭户。这是听人说的。亲眼见的，狍子、野猪一群群的。1937冬在密山五道沟，我见过一群几百只野猪，雪崩海啸似的跑过来，吓得我们几个人赶紧往树上爬，不然就让它们踩扁踏烂了。狍子好打，傻，“棒打狍子”嘛，何况枪了。山里、平原蚂蚁窝像坟包似的，有的比人还高，熊瞎子坐那儿吃得吧唧吧唧的。打熊瞎子得小心点儿，一枪没打着，或是打伤了，它恼了，有口气就跟你拼命。大野猪最难打。这东西总爱往树上蹭，蹭一身松树油子，叫“挂甲”，厚厚一层，真像铠甲似的。子弹稍微偏点儿，把它打个趔趄，就滑过去了，它龇着獠牙就奔你来了。那时“打围”的人，都讲“一猪二熊三老虎”，认为最凶的是野猪。实际上野猪伤人也最多，因为它的数量也多。
1938年8月25日，《高禹民给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意见书》中说：
要学着过麒麟人的生活。
“麒麟人”，当时又称“栖林人”、“奇林人”，即栖息、居住在山林里，以狩猎为生的鄂伦春人，在吉东又指以渔猎为生的达斡尔人。
除了服饰、语言、风俗等等，抗联也真的成了“山岭上的人”（鄂伦春为通古斯语，意即“山岭上的人”）。只是新近成为“山岭上的人”与一直延续着人类原始生存状态的“山岭上的人”，又有所不同，其主要特征和生存手段的狩猎，越来越受到限制了。饥肠辘辘，眼瞅着美味在林子里溜达，有时却硬是不能扣动扳机。那时要讲这些动物也可能有灭绝的危险，几十年后国家还要颁布《森林法》，把它们分别定为几级保护动物，没人会信。新中国成立后，一首鄂伦春民歌，不是还唱“獐狍野鹿满山满岭打也打不尽”吗？任肚子怎么响，而不让枪响，是因为枪声可能引来敌人。
王传圣开枪打死条几斤重的大鱼，受到杨靖宇批评。
1940年5月18日，《王效明给周、赵总指挥的报告》中，谈到在独木河子的一次战斗时，说：
这次战斗最大的缺点崔大队长负最大错误，在敌人搜索线内活动，白天不注意音响，讨厌蹲山，自己以为高枕无忧而去打鹿，以至于发现敌情以后刚跑下来，收拾东西迟慢，致被敌人围射，金政委孺弱被敌犬掣倒，枪尚未拿出来。
游击队初期，“不抢不夺”，衣食普遍不如义勇军、山林队。1935年后渐趋一致，1936年后明显好于其他队伍。那时部队打几仗，回到根据地后两件事，一是老百姓弄“好嚼裹儿”热情款待，二是给官兵分发慰问品。有时还要加件事，搞台节目，慰问演出。
如今一般村屯都有几家小卖部，那时是货郎担子，摇晃个拨浪鼓，走街串巷，这村那屯。屯子里住着抗联，那香烟、花生、糖果和光头饼子什么的，再来一担子也不够卖的了。各军官兵都有不叫津贴费的零用钱。1938年后，别说钱少了、没了，那些货郎和进山干各种营生的人，许多都是特务了。
夏秋好办，野菜野果，还有蘑菇，柞树死了生木耳，活的长猴头，也算山珍了。只是什么样的山珍野味也不能代替粮食呀？没盐，把衣服脱下来放锅里煮，那衣服上身就没洗过，什么味儿呀？搁在今天不恶心死人了吗？那时要的就是这个，煮下汗碱，有点儿咸淡。当然还有虱子、虮子，用老人的话讲，是“一球子一球子的”。有的还有血，自己的，敌人的。
后面将会比较详细写到的9军的郝凤武老人，在山里见到一堆梨，觉得挺奇怪。一是这梨怎么像驴粪蛋子似的发黑呀？二是附近也没梨树，哪来的梨呀？再一看，前面又一堆十几个。吃一个，面咕嘟的，不太是味儿。脱下衣服包回去，大家吃得差不多了，支队参谋长郭铁坚来了，说这是熊瞎子拉出来的，不是有句话“熊瞎子吃梨——整吃整拉”吗？吃得挺香的3路军参谋长李熙山，哈哈大笑：好哇，熊瞎子给咱们消毒了。
老人说，那时看到敌人骑兵留下的马粪蛋子，掰开见个包米粒，也放嘴里，嚼得那个香呀。
过去缴获多了，分给老百姓，老百姓还帮着搬运战利品。这回遍地的“集团部落”，缴获多了扛不动，缴获少了白跑，甚至赔了。饥一顿，饱一顿，饥时饿个死，饱时撑个死。
抗联退到苏联后，吃饭限量，慢慢加量，不然那个装惯了野菜、树皮的胃承受不了。6军有个陆永久，山东人，大个子，每人每天400克面包，每顿两小片，他一口就下去了。晚上悄悄跑去食堂，这一顿海吃海喝呀。被发现了，赶紧送去医院洗胃。垂头丧气回来，说“白吃了”，就得名“白吃了”。
陆永久是幸运的。在东北，有些人就撑死了。
不能吃多了，可别撑死了。不用领导和同志们提醒，他自己什么都明白。可心里这么想着，嘴里这么说着，那“好嚼裹儿”就像长了腿似的，自己就进去了。
老人们都说榆树皮最好吃，黏糊糊的，还滑溜。别的树皮一股怪味儿不说，关键是拉不出屎。就用树枝、枪探子抠。自己抠不出来，就撅着腚，互相抠。抠破的，肛裂的，脱肛的，那罪遭的呀。有的憋得嗷嗷叫，等到不叫了，八成就不行了。
有道是“活人还能叫尿憋死”——尿憋不死，屎憋死了。
王传圣等人过界后，照例要被审查。一个苏军中尉问他：你们过界时，边防军巡逻队的军犬，怎么竟然没发现你们？
王传圣想了半天，道：是不是两年没进过人家，就在山里活动，身上没人味了，那狗鼻子就失灵了呀？
郝凤武老人说，东北人骂人，说你小子不吃人饭，不拉人屎，不走人道，没人味了——我们那时就跟这话一点儿没差。
1938年6月28日，《王汝起关于部队活动经过等给周保中同志信》中，说：“恐给养困难不能在此久待，今日出发准备十三天给养（大牛一条）。”
比之打“集团部落”，打开拓团最好了。日伪对中国老百姓实行经济封锁，粮食和各种日用品定量配给，打进去还可能损害群众利益。开拓团就不同了，富足，粮食多，牛马也多。骑着马，赶着牛，心里格外踏实。步兵变骑兵，牛马能驮粮，还能吃呀。
1940年10月20日夜，5军70多人袭击密山湖北站开拓团，1小时结束战斗，牺牲1人，毙敌10人，伤6人，俘4人，缴获步枪12支、棉花600余斤、马6匹、牛3头、粮食60余袋。
1940年12月，《抗联第五路军（实为5军——笔者）一九四○年工作杂记》中说：
由于大砬子出发后，因饥饿负伤、患病在道路上临时死亡者九名，王树忱、张志ＷＷＷ．ＫＡＮＳＨＵＢＡ．ＯＲＧ、王云江、王学堂、张海楼、陈庆延、韩福恒、张贵山、张鸿林。
周保中1942年2月22日日记中写道：
第二支队一九四二年冬，王效明同志部队及人员损名单：
王喜刚（饿毙）
邱会进（饿毙）
智国龙（饿毙）
一九四一年宝清中心顶子饿死或失踪：
李呈祥、孙玉阶、李在民、鲁道才、郑立堂、陈学山、于第伦。
1941年夏末秋初，王效明率三十余人，从饶河县暴马顶子去依兰。因挠力河涨洪水，不得不绕远多走了一个月的路程，携带的给养吃光了。第一个饿死的是指导员李在明。这是个挺壮实的汉子，一路上经常带人在前面侦察、探路，付出的体力最大。接着是司务长老王和个炊事员。老王三十多岁，大个子，饭量特别大，同样的食物，别人吃八分饱，他才半饱。后来又陆续饿死几个。
应该说，这是个挺不错的季节。四十多天行程，从夏天到秋天，野果从青涩到成熟，正是采蘑菇的季节，山沟小河里还有鱼、虾、危痢�
曹曙焰老人说，1941年春在饶河山里见个人，那人扭头就跑，说鬼呀，鬼来了。破衣烂衫，脸好像几辈子没洗了，头发耷拉老长，皮包骨，眼窝两个大窟窿。我们这些“鬼”不知不觉见惯了，别人冷不丁见了，不就是活见鬼了吗？人快饿死时，总掉裤子。裤带系在胯骨上，肚里没食，身上没肉，那胯骨就挡不住裤带了。你给他系，使劲勒，那腰像要勒断了似的，也照样往下出溜。裤子掉了，绊倒了，那人就难拉扯起来了。
据说，广西十万大山中的负离子，在中国最高。不知完达山、长白山和大小兴安岭排位如何。如今，把这个世界污染了的人们，讲究回归自然，追求绿色。而无论在什么样纯自然、纯绿色的世界里，吃不上饭就要饿死，才是最自然的。
郝凤武老人说，1940年春，山里还有雪，在克山县南边，队伍走不动了，支队长郭铁坚决定进屯子。进屯子就有吃的呀，大家来劲了，走不动就爬。太阳未卡山到了屯子边，郭铁坚拄着棍子喘了好一阵，说：大家伙儿都精神点，挺起来。能站起来就别四脚爬，能扔棍子的就两条腿走，要让老百姓看了长信心，知道咱们还能打日本子！
老人说，也就一里来路，走了三个来小时，十来步就得喘上一阵子。进了屯子，那天已经黑黑的了。我跟着郭支队长进户人家，进屋是厨房，黑灯瞎火，手一下子碰到锅台上的一个破瓦盆，里面有黏糊糊的东西，是鸭食，或是鸡食。天冷，鸡鸭没吃了，冻了，晚上拿回来放锅台上，或灶坑边上，第二天还能吃。我顺手抓一把送嘴里，那个香啊，又抓了一把。
“阵亡战士的可敬爱的肉体”
董福基全家老少、温俭及其全家均鉴：
本军于五天前绑架了你们的家属，但我们的目的并不在于杀害他们，而是要用你们的一部分财产充作我军的反日经费，我们不是以杀人为目的的。但是，如果你们置之不理，不准备财产，那是绝对不允许的。
对于目前仍在帮助帝国主义，相信日本人的势力，压迫和剥削老百姓的大地主等不知爱国甘当奴隶的冷血动物，格杀勿论。所以如果你们不属于上述冷血动物，就应该尽快来解决问题。日前曾命令董福基家于五天内提供内衣一百五十套，但并未执行，诚为怪事。现在，如明天上午仍不送到，将先将一名人质的耳朵切下来送回你家，如三天内不送到时，则将全部人质的头颅砍下来送回。一句话，如果爱钱就会失去人。
速转告温家，同时告修、季家等三家，他们如果在明天之内不交财物，也准备先将人质的耳朵送还。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一师第一团
政治委员
这里说的切耳朵、砍头颅，许多是做戏给敌人看的。不然，说你“通匪”、“照相”、“杀大沟”，老百姓就遭殃了。
1936年11月，5军司令部崔东活、冯丕让、杨绍臣写的一封募捐信，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