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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云区大屠杀：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蒋介石下令对革命根据地实行壮丁杀光、房屋烧光、粮食抢光的“三光”政策。1932年10月下旬，国民党军第八十九师进攻紫云区，提出“变紫云区为死人区”的口号，将桂家洼躲入山中的群众赶到山沟里，用机关枪进行扫射，一次屠杀300多人；在沙洼屠杀200多人，并将尸体抛进闵家河做桥墩，上面铺木板，让人马通过。黄龙冲附近的一条山沟，近1000名被害群众的尸体几乎将沟填平，被人们称做“死人沟”。
平头岭大血案：1932年10月，红军主力西移，国民党当局对鄂豫皖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国民党第八十九师进占七里坪后，于1933年2月6日“追剿”中共鄂东北道委武装进入天台山。时逢大雪，国民党军遍山搜查，将避入深山的2000余群众逼至平头岭，除叶宗才等3人逃脱外，其余全部被杀，造成骇人听闻的“平头岭大血案”。
谁都知道，“九一八”事变时，国民党30万大军正在江西“围剿”中央苏区。类似规模的“围剿”已是第三次了。而像红安那样尸填沟谷、血染山岭的大屠杀，在鄂豫皖，在江西竞相发生时，抚顺平顶山刚经历了一场“机关枪照相”。
笔者无意探讨“三光”政策的版权、专利属于谁的问题，这里要说的是中国人打杀中国人，与小鬼子打杀中国人之间，有没有一种因果关系，谁是因，谁是果？
就不能不想到张传福和他的乡亲们，想起时德正老人的话：俺们屯子男女老少百多口人，齐心抱团，糊弄个小鬼子还不容易吗？
学生时代，老师和教科书上都说，中华民族是勤劳、智慧、勇敢的民族。这话没错的，问题却也来了。自1840年（大约是我的太爷爷的太爷爷那一辈，或者再大一辈）鸦片战争始，就不勤劳、智慧、勇敢了吗？没有呀？那么，勤劳却贫穷，智慧而蒙昧，勇敢又挨打、受辱，这是怎么了？是洋枪洋炮太厉害，洋人太强大？“强大”的反义词是“弱小”，没错，中国是弱，可从人口到领土面积，中国小吗？自有了方块汉字后，什么时候曾把“弱”与“大”两个字连在一起呀？
查阅当年文件资料，有时在最后一行的落款看到“大中华民国×年×月×日”。有抗联老人讲，当年搞政治教育，“大中华”、“小日本”也是时常挂在嘴上的。
据说人类的发明，约一半左右源自中国。今天踢得挺臭的足球，无论什么颜色的眼睛的外国人，还不知道世上有此物时，我们的老祖宗已经玩得很溜了。中华民族创造的灿烂文化，自会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流光溢彩。而中国的综合国力，则曾引领世界千年，其经济总量经常占到整个世界的50％以上。
鸦片战争开始了中华民族挨打受辱的历史。不知其时中国的GDP占世界的比例，1870年是17。3％，比美国（0。9％）、英国（9。1％）、日本（2。3％）的总和还多。甲午战争前，中国军队100多万，日本8。4万，海军战舰吨位，中国7。8万吨，日本4。4万吨。1894年爆发甲午战争，1900年中国的经济实力（GDP占11％）依然高居日本（2。6％）之上，堪称亚洲头号强国。
最初看到这些出自西方学者、显然也被我们认可的数据，我曾大吃一惊，又大惑不解。因为我一直以为清朝末年的中国，样样落后，什么也不如人家，结果却是静态的并不比谁差，动起来就败了、弱了。
落后就要挨打，这话肯定没错，我们肯定落后了。可我们为什么落后，到底落后在哪儿？
而我知道的，是从读书识字时起，一提到清朝末年，几乎就少不了的“腐败的”三个字的定语。
清知府3年，雪花银10万，那贪知府呢？干几年再升官了呢？封建专制造就了一代代大小贪官，把国家弄成了“官家”。腐败是瘟疫，是摧毁民心士气的原子弹。而当没了皇帝，一方天地一方诸侯，军阀混战，都想争个老大。家不和，外人欺，大而散，大而弱，弱大的中国就割地赔款，成了列强的盘中餐。
日本的政治结构是封建的，可它的官僚统治，无论廉洁程度，还是效率，都是高水平的。这就使这个基本为单一民族的国家的国民，更具强烈的一致性和献身精神，虽然表现出来的经常是一种与人类的良知和正义为敌的邪劲。
试想，如果这个岛国的大小官员只知道巧取豪夺，无情地挥霍国家资源和人民血汗，会有那一波又一波的“神风特攻队”吗？
如果有外星人，而且高度文明得没有战争，或者让地球人不可思议地从一开始就相亲相爱，不知战争为何物，看到地球人把地球村打得血飞火腾，万紫千红，特别是日本人在东北打杀中国人，中国人也在江西、鄂豫皖打杀中国人，肯定会大惊失色，说这地球人是怎么了？中国人是不是疯啦？
一个20世纪发生两次世界大战，人类肯定出了问题，而且不是一般的问题。那我们呢？我说的是我们中国，我要说的是中国的问题大着了。
从纽伦堡到东京，自杀的希特勒和自杀未遂的东条英机等等，已经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耻辱，我们的耻辱是被强盗“进入”。我们为什么被“进入”？因为我们落后。我们为什么落后？有的国家太小，老天爷也不公平，没什么资源，那是实实在在难以先进、强大的。而我们与“小”字从不挨边儿，是个东方大国，还曾是“中央之国”，为人类创造了那么辉煌的文明，没有任何理由不能先进、强大，为什么却成了挨打受辱的角色？
满族人进关，让汉人男不男女不女地拖了条辫子，结果满族人差点儿把自己的老祖宗都忘了。那是文明的力量。可清朝末年，面对列强，还有这种力量吗？
抗日战争，中国拖住了日本陆军主力，为二战胜利作出重大贡献。可是，如果不是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反攻，苏联不出兵东北，中国的抗战会是14年吗？
我们必须问个透彻、明白。
恩格斯说过：“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学习来得快。”
有人挖个坑，把历史掩埋起来，谁要动一下，就像被掘了祖坟似的叫起来。
我们有太多的耻辱和痛苦。我们无法选择历史，但是可以选择未来。为了光荣、光明的未来，我们必须诚实地痛苦地面对历史，并以同样的态度解剖、反省自己。
十二、绝地南满
第40章 “起叛徒”
“谋略讨伐”
1933年8月8日，《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伯阳关于检查磐石县委工作情况的报告》中说：日满“在农村以及城市按家按户照象，不论大小每人三毛照象费，每家写户口，每户有三毛，有二毛”。
抚顺平顶山“照相”已经过去快一年了，机关枪也好，照相机也罢，“照相”一说并非空言虚语。至于户籍和身份证制度，鬼子何时动的念头及最早实施地区，笔者说不准确，能够叫准的是在归屯结束地区，这项工作也结束了。而在此前后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的，还有一些与之配套的系列工程。
学生时代看电影，打仗的，特别是打鬼子，基本都是表现关内八年抗战的故事片。鬼子将村子包围，把老百姓驱赶到一处，追问谁是八路军、共产党，见谁可疑，就拉出来。就有大娘（嫂）站出来，说他是俺儿子（俺男炫）。鬼子不信，通常是看手，看那手上的趼子，求证是扛枪的，还是种地的。
生活中的情形，在东北也是一样。但是，1938年后，这一招就不灵了。他是你的儿子（丈夫），他有“证明书”吗？户口册上有这个人吗？更不用说还有指纹登记了。
1939年10月野副“大讨伐”前，伪通化省的通化、辑安、长白、濛江、抚松，伪吉林省的桦甸、磐石、敦化、蛟河，伪间岛省的和龙、汪清、安图、延吉等县，八岁至五十五岁的男人，有五十多万按了指纹。→←而在“大讨伐”期间，因抗拒采缀指纹，或被认为指纹不符遭逮捕的，达八万余人。
与“匪民分离”同步的，是经济封锁。
粮食除限量配给外，每次顶多只配给半个月的，有时只给三天份。这样，抗联即便攻破部落，也得不到多少粮食。上山打柴，下地干活，不准带午饭。1938年8月，庄稼正在灌浆，通化、濛江、辑安等县，就强迫老百姓收割，快打快藏，放到安全地带统一保管，派兵守护。食盐、火柴、布匹、鞋帽等等，除按人口配给外，还经常搜查商家店铺，看你是否多卖了，有无违禁品。
1940年4月，魏拯民写给中央代表的报告中说：
为禁止我军必需物资的买卖，在我军活动地区附近大小城镇，禁止了所有物资的贩卖，而实行专卖，每日只允许三小时的买卖，对每个购东西的人还用尽各种复杂的手续加以限制。若想买一斤盐和一双水袜比登天还难，而且还采取抬高物价或向食品放毒的办法。
再就是对被俘人员和所谓的“归顺匪”，日寇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1933年6月，《关东军司令部关于治安维持之一般指导方针》中说：“在剿匪的同时，要用宣传及政治工作善导思想，并给以生业，安定民心，以期贯彻王道政治。”应该说政策是明确的，有的也这么做了，比如 第13章 中写到的“黄炮”，就将其“善导”，利用其进攻游击区、根据地。但这只能视作具体执行政策的人的个别行为。总体上，对于投降的各种反日武装，尤其是山林队的头头，基本都是“严重处分”。有的地区连一般的“归顺匪”也不放过，甚至民“匪”不分，就是一个“杀”字。
“九一八”事变，东北军不抵抗，之后又打败40余万义勇军，这时的日寇狂妄至极，不知道更棘手的战斗还在后头。他们不把中国人当人，没把潜入山林的各色武装放在眼里，今天降了、明天反了的山林队，在他们眼里更是没有任何价值。结果是想降的也不敢了，只有跟他们打下去。而鬼子也不能不明白，要想打赢这种人生地不熟的游击战争，他们是不能不利用“归顺匪”的，于是就有了“利用匪”和“温情工作”一说。
1937年（无月日），《×××关于我军与敌在三道关作战情形致×××等的信》中说：
日寇对捕去队员（赵发）百般巧诱温存，不加虐待，此亦敌人另一阴狠花招也。
《康德六年（1939年——笔者）度通化省秋冬季肃正讨伐计划》中说：“特别是关于归顺匪的逆用问题，要慎重研究。要在匪团的内讧与破坏上多下工夫。”地方工作班进行的归顺工作，“要加强力量，多想办法，积极配合武力讨伐，做好称之为‘温情工作’的此项工作”。
所谓“温情工作”、“利用匪”，即不再像过去那样动辄“严重处分”，而是用软刀子杀人。
利用叛徒提供情报，熟悉地形和抗日军的活动规律，由他们带队做向导，或者组织专门队伍，进行跟踪、袭击。有的还被派回来，在内部进行策反。从王凤阁等义勇军的失败，到抗联最终不得不退往苏联，这都是个重要因素。
日寇称之为“谋略讨伐”。
伪满各省县都设有宣抚委员会，下设数量不等的常设、非常设的宣抚班，由日伪官吏组成，有时也抽一些国高学生参加。这是个人员、任务比较庞杂的组织，随“满洲国”各个时期的工作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