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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政冶诺言这个东西，说白了就是政冶谎言。搞搞宣传，欺骗一下善良的百姓可以，当真去落实的，少之又少。
孙可望对这个政冶诺言，本来是没有打算去认真兑现的。
但随着1649年的到来，孙可望对兑现这个政冶诺言，变得忽然热情起来。
他组建了以杨畏知为首的联络团队，积极向“永历王朝”这个“空架子组织”靠拢。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热情。孙可望这种忽然迸发的热情，来源内外两方面。
内部的压力来源于李定国、刘文秀这帮异姓兄弟和其他手下。
孙可望虽然经过民主程序，被推为“一号”，但“此一号”却非“彼一号”。
当年的“彼一号”张献忠同志，一言九鼎，正确与否，无人敢说一个“No”。
而现今的“此一号”孙可望同志，一言九“顶”，不但“二号”李定国，“三号”刘文秀，就连排在后面的“四号”白文选、“五号”冯双礼等，都常常抑制不住“参政议政”的热情，时不时地针对他，来发达一下自已不同的异议。
品尝不到“一把手”快乐，却被“一把手”苦恼，层层环绕的孙可望，开始想方设法地实施自己的“权力突围”工程。
1648年的“演武场升旗事件”，成为他实施“突围工程”的第一步。
在一次例行的阅兵中，先行赶到演武场的李定国，命令升起帅旗。
见演武场的帅旗早已迎风飘扬，随后一步赶到的孙可望勃然大怒。
他以“主帅未至、擅升帅旗”为理由，当场下令责打李定国一百军棍。
不明就里的李定国，当场被拉到一边，当着三军将士的面，噼里啪啦地被打起板子来。
当板子打到一半时，孙可望忽然“法外施恩”，在下令停止施刑的同时，跑到了李定国身边，抱着这位二弟，好好一通痛哭。
见“大哥”如此有仁有义，心中没有多少花花肠子的李定国，马上被孙可望的表演，感动得一塌糊涂。
他拍拍被打的屁股后，当场跪倒，向孙大哥磕头请罪。
“演武场升旗事件”后，孙可望的威信，虽然有了一些新的提高，但与他最终的期望，仍还存在不小的距离。
对此，孙可望虽然心知肚明，但却无可奈何！
因为他的权力，是靠内部民主程序获得的。现在，既不好意思，也不可能，继续让大家发扬一下民主，让自已的权力，再上一个台阶！让别人的头上，再戴一个箍子！
知道无法借助“内力”抬升权力后，借助“外力”来提高权力——这个唯一可行的方法，在孙可望的内心，不断升腾！
而在他眼里，这个可以借助的外力，无疑就是肇庆的永历帝。
借助永历帝在南明的合法地位，封自己为王，从而使自已的官位，与李定国、刘文秀等人，拉开较大的距离，为自已实现一统滇黔、再复中原、建功立业，穿上“合法的外衣”。
外部的压力，就是他己知道清军在孔有德率领下，正大规模南下，对湖南、广东、广西，志在必得。
如果湖广一失，那么必然会对滇黔，形成个半圆形包围圈。届时，两省的生存，岌岌可危。
想改变这种窘境，就必须先下手为强，把川黔抢先拿到自己的手中。
但川黔的大部分，分别掌握在杨展、王祥、皮熊这些军阀手中，他们打着“效忠南明”的旗号，死死卡住大西军出入这两省的通道。
如果自己与永历朝廷成功对接，烦利封王的计划实现，那么自己，就可以“挟天子而令诸侯”，不必再用武力攻取，就可以迫使杨展这些大小军阀，对自已这个货真价实的“大明之王”，乖乖听命。
时间，多么紧迫呀！
1649年2月，当“联络团团长”杨畏知来向他辞行，并请求面授谈判要点时，他立刻提出了两条自已与永历朝，互惠互利的合作条件：一、永历朝廷封孙可望为秦王；
二、孙可望携云南全省土地及军民，奉明正朔，并出兵抗清。
身肩重任的杨畏知，自2月间从昆明出发，4月6日即赶到广东肇庆，以大明旧臣及孙可望代理人的双重身份，拜见永历帝，献上南金二十两、琥珀四块，良马四匹，表示敬意。
随后，他又将孙可望的“合作条件”，全盘托出。
在他看来，永历朝现在早已是“东风无力百花残”，金声桓、李成栋、何腾蛟相继败亡，郑成功若隐若现。只有一枝独秀的云南，才是南明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因此，孙可望封王这一“合作条件”，对穷途未路的永历朝廷而言，并不为过！
他开门见山地对永历君臣说：“可望兵强，可籍为用，不可因惜一封号而丢掉人心，反而树敌”？
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孙可望要求封王的这一心愿，竟如巨石投水，让死水一潭的永历朝，刹那间分成反对派和赞成派，尔后两派唇枪舌剑、口水飞溅！
反对派之一是依附于李元胤的金堡、袁彭年等人，他们怕孙可望一旦封王，将会使李元胤势力“彼长此消”，彻底丧失在永历朝堂上立足的资本。
反对派之二是镇守贵阳、遵义地区的南明军阀皮熊、王祥等人，他们惧怕孙可望封王成功后，将名正言顺地打着抗清的旗号，出兵黔川，并不动声色地“吃掉”他们。
反对派之三是大学士严起恒，孙可望封不封王，对他并无实质上的侵害，他之所以反对，完全是在维护大明法律的严肃性和统一性。因为大明祖制规定：“非同姓者，不得封王”。
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李成栋，就被封为宁夏王，不过，那是在他光荣牺牲之后。
生而封王者，尚无前例。
因此，严起恒的反对意见，理亦直，气亦壮！
当然，赞成封王者，也不凡其人。
一人是“统战高手”堵胤锡，以前，他老人家曾成功地把大顺军余部，改造为忠贞营；现在，他依然赞成用王位为诱饵，把“势力更大、能力更强”的大西军余部，统战成为一支更可靠的抗清力量。
另一人就是庆国公陈邦傅，但他赞成封王的原因，却比较复杂。
因为他驻守的浔州，和忠贞营驻守的宾州、横州相邻，随时存在被忠贞营动掉“奶酪”的可能。
在达种情况下，交好孙可望，以“寇”制“寇”，这一别具一格的思路，就曾让这个老小子兴奋不已，他马上义无反顾地，往赞成封王的阵营中挤。
管不管他大敌当前，赞成派与反对派，为了封王问题，在朝堂上是争得是你来我往，好不热闹！
见孙可望同志的封王问题，是“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心中焦灼的杨畏知，退而求其次，上疏改请封孙可望为公爵，李定国、刘文秀为侯爵，以便让他能快点回滇复命。
因有高一功、李过的先例，这一封公封侯的建议，在朝堂上并没费多少周折，便获大臣们的一致通过。
永历帝便封孙可望为景国公，并“画蛇添足”地赐名朝宗。
堵胤锡闻讯，立刻给永历帝上疏，指出封公不封王的弊端，建议依旧封王。
他这一闹腾，原来的封公的方案也告搁浅，杨畏知只得继续呆在肇庆的驿站里，于一丝寂寞、几点闲愁中，打发着难熬的时光。
就在永历君臣三心二意时，有一个胆大包天的“投机分子”，却捷足先登了。
这个“投机分子”就是陈邦傅，他利用永历帝曾经给他的空白敕书，私自填写封王诏书。又暗中铸造了“秦王之宝”的金印，派自已的亲信胡执恭，冒充永历朝的使臣，前往云南，封孙可望为秦王。
在敕文中，为讨好孙可望，陈邦傅专门进行了诸多“特殊”词汇的叠加，把“监国”“总理朝钢”“节制天下文武兵马”“加赐九锡”“父师事王”，这些描写权倾天下的词汇，一起打包，转赠给孙可望。
由于不知朝堂内的纷争，并对南明政坛上的假冒伪劣行为，缺乏防范意识的孙可望，对胡执恭送来的敕书和“秦王之宝”，喜不自胜，毫无疑虑！
他马上自导自演了规模宏大的“受封典礼”，亲自郊迎使者，肃然就臣礼，五拜叩头，跪受王号，一切搞得象模象样，有板有眼。
受封后，他又率其兄弟三人及三军将士，欢呼万岁，并接受了各级官员的庆贺。
接受庆贺时，他庄严宣告，大西军，以后将正式改称为“明军”，治下的云南，以后将正式成为永历王朝不可分隔的一个省。
昆明受封典礼结束后，孙可望又把敕书誉黄，布告云南各地，并举省欢庆三天，把他被封“秦王”这项庆祝活动，搞得有声有色，深入人心。
当了三年不明不白的“兴朝”臣民，终于再次回到“大明故国”的云南百姓，也很兴奋，整整一个月内，云南各族各界人民的庆祝活动，此伏彼起！
就在欢庆的气氛还末消散，喜悦的心情还末褪去之时，孙可望的“正牌”使者杨畏知，从广东返回来了。
杨畏知拿出一副“不辱使命”的架式，向孙可望呈上了永历帝的封王敕书和金印。
不过，他拿回来的，仅是二字王——“平辽王”，比胡执恭拿来的一字王，整整差了一个档次。
傻了眼的孙可望，愣了半天，才憋出这样的一句话：“我已封秦王矣”！
对质正伪的工作，随之展开。
被拉到对质现场的胡执恭，见事情穿帮，倒也不慌，干脆“以假攻假”，一口咬定杨畏知带来的“平辽王”金印，也是假的，永历朝廷真正封的，不过是景国公而已！
被骗后的尴尬、难堪，让孙可望羞愧难当。盛怒之下，他把杨畏知、胡执恭这两个“造假嫌疑犯”，统统关进监狱。
随后，他给永历朝送去启本说：“我先于某月某日接收秦王封号，后又于某月某日接收平辽王封号，其真假难辩，不知所从？”，并把前后接到的敕书抄送附上！
但在启本的后面，孙可望又留出了回旋的余地，表示因秦王敕印接受在前，且已举行过隆重的受封典礼，云南军民是路人皆知，已成既定现实，请朝廷能顺应民意，妥善处理。
面对孙可望踢来的“皮球”，永历朝臣们却“集体失语”，其表现犹如一群沉默的“老羊”。
沉默了一个月后，永历朝堂的“精英”们，采取了一个更不明智的做法：把贵州两个臭名昭著的军阀头子皮熊和王祥，一个封为匡国公，一个封为忠国公，请他们守住贵州，以防孙可望“狗急跳墙”。
闻此消息，怒火中烧的孙可望，立刻以“出滇抗清”的名义，发兵贵州。休养生息了三年的大西军，一出手，果然是气势如虹，锐不可挡！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这支军队，就活捉皮熊，击败王祥，占领贵阳、遵义。
接着，刘文秀、王自奇率领一支偏师，分两路入川，打败袁韬、武大定、李占春、于大海等南明大小军阀，收编其残余武装，占领川南川东地区。
占领这些地区后，孙可望一面整顿地方、发展生产，复制云南的成功模式；一面派御史翟鸣丰拜见永历帝，请求实封秦王。
具体操作程序上，孙可望也“非常周到”地替永历帝想好了。
那就是在他实封秦王时，仍可使用原来陈邦傅送来的那块“金印”，只是要求皇帝专门送来敕书一道，以便使“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