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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白山黑水之间，多尔衮仅仅带来了六万多满族子弟，如果照这样的伤亡速度发展下去，恐怕在征服全国之日，就是整个满洲民族毁灭之时。
不能这样下去了，得想一个办法了。
想什么办法呢？
历史上行之有效的传统方法就是“以汉制汉”。
扪心自问，多尔衮认为，自已也是一个“以汉制汉”的拥护者、继承者和执行者。
但金王李姜的“先归后叛”似乎在提醒自己：“以汉制汉”的政策，已走进了历史的死胡同。
真的是这样么？
多尔衮辗转反侧，冥思苦想。
经过漫漫长夜的思索，他终于茅塞顿清、豁然开朗。
把事业做大做强的过程，就是一个引导“无利益者”努力奋斗，从而变成“既得利益者”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因各自所得利益的差别，必然会产生矛盾，当矛盾累积到一定程度，爆发，就会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
所以，要防止矛盾的爆发，就要进行提前的调整，让矛盾进行提前的释放或中和。
同时，把事业做大做强的过程，也还是一个理解人、尊重人、团结人的过程。
如果仅仅有了利益，没有了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尊重和团结，那么，这个事业就象是一条没有韧性的铁链，当外部或内部变化时，就会有忽然断裂的可能。
金王李姜四人“逼上梁山”的经历，让多尔衮明白，在发展大清统一事业的过程中，他输在了两点上。
一输在了自己不太舍得放权，让大家“利益均沾”，成为新的“既得利益者”这一点上；二输在了自己对人的信任、尊重和团结的另一点上，自已常常试图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去解决复杂细致的问题。
满族优秀的政治家、汉族人民的头号死敌的多尔衮同志，在经过一番痛苦而深刻的“自我总结、自我批评”后，为了满族人民的长久幸福、为了大清的千秋伟业，终于做出了两项影响深远的决定。
一、改革大清中枢机构的设置。
他规定：今后在内阁大学士和六部尚书的人员安排上，必须按照满汉对等的原则设置，设置的满汉官员要数量相等，身份平等、互不隶属、各管一摊（此制度执行至1912年清朝灭亡，也算是与国同存、与国同休了）。
二、推行新的地方行政模式，引导“三王”南下。
出于保护满族这个“稀有民族”的目的，多尔衮确立了“慎用满军，多用汉军”的南下作战原则。
当然，这里的“汉军”，并不是完全指从内地汉人中“招收”组成的军队，而仅仅指辽东地区加入了“组织（汉军八旗）”的汉族军队。
对于这支也是从黑土地走出来“汉军”，多尔衮认为，在多年的事业发展中，他们已和大清具有了密不可分的共同利益，对大清政府的“忠诚度”，将会远远高于那些入关后“有奶便是娘”的降兵降将。
而且，为了制造出更多的“既得利益阶层”，多尔衮决定，首先给这三王“改爵”。
他以顺治皇帝的名义，把孔有德由恭顺王改封为定南王，耿仲明由怀顺王改封为靖南王，尚可喜由智顺王改封为平南王。
读者朋友们可能要说了，这不是在玩文字游戏吗？这个王变成那个王，到头来还不是一个王。
这可还真不是在玩文字游戏，因为“此王”非“彼王”！
清朝封王，不同于明朝的用地名封王（如唐王鲁王靖江王），王的封号用的尽是我们汉语中博大精深的褒义词，如恭敬、端重、承泽等等。
这些被褒义词封出来的王爷们，只有荣誉及工资待遇，没有任何封地，从生到死，只能做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高级囚徒”。
即使出趟京城去旅游探亲或看病，都得提前向皇帝打请示报告，得到批准后，才能成行。
如果被封的这位王，封号中有了地名或方向，那么，恭喜这位王爷了，你肯定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惊喜”。
果然，“惊喜”随之也就来了。
多尔衮做出补充性规定：此次南下占领广东广西后，打下一县，你们就可以自已任命“县长（知县）”；打下一府，你们就可以自已任命“市长（知府）”；全省都打下来了，你们就可以任命“省长（巡抚）”。
各官员的印章，中央政府都给诸位刻好了，大家尽可拿出放心使用。
并且，为了表示对各位的信任，解决军人“两地分居”的问题及减少“性”犯罪，一下子变得体贴下属的多尔衮，还做了一项“充满人性”的规定：南下的士兵及官员，均可携带家属同往，打下两广后，可以在此地分房分地，长期驻扎。
最后，他还给了这三位王爷，新增了大量的“招兵”指标。
孔有德在原来3100人的基础上，可增招16900人，耿仲明、尚可喜在原来4800人的基础上，可增招15200人。
这就是多尔衮在痛定思痛后，推出的“新思维、新政策”，其核心思想就是——诱之以利、导之以法；宁与家奴、不与外人。
政策一变，心情就变，在如此“给力”的政策面前，三个王爷马上生龙活虎、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各项工作就已就绪。
1649年7月，三王陆续率部开拔，独当一面的孔有德，单独负责攻打广西；能力有限的耿仲明、尚可喜两位，联合攻打广东。
当耿仲明、尚可喜在11月初，率部开拔到江西吉安时，大清“执法官员”忽然找上门来，与两位进行单独约谈。
约谈的官员严肃地告知他们，您二位因“窝藏逃人”，已严重违反了大清的“窝藏逃人法”。
前面讲过，所谓的窝藏逃人，就是指收留、包庇从旗人庄园逃出的汉人奴隶，其构成对旗人庄主“特殊财产”的严重侵犯。
要说窝藏个把“逃人”，对贵为王爷的两位来说，也算不了什么。
但这回两位明显地耍大了，一下子窝藏了一千多个“逃人”。
因此，负责此案的官员，转而严厉向两位指出：“大清现在己是法治国家，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不容践踏，不论涉及到谁，只要触犯法律，都将依法处理，决不姑息。”
在办案官员的暴风骤雨下，心理素质较差的耿仲明同志，竟一时经不住考验，于11月27日这天，畏罪自杀了！
但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政冶绑架法律的国家，即使刚刚建国的大清也不例外。→文¤人··书·¤·屋←
就在耿仲明同志那颗脆弱的心脏，刚刚停止跳动的时候，大清中央政府的处罚决定到了。
处罚决定共有两条：一、对两位的“犯罪行为”给予书面警告；二、各罚银四千两，仅此而已！
本来，大清的最高权力机关——议政王会议，给两位王爷做出的处罚决定是削去王爵，并各处罚银五千两的。
但多尔衮考虑到正在用人之际，就“网开一面，从轻从宽”处理了。
这下，尚家乐大了，耿家悔大了！
但这还不是耿家人最后悔的。
最后悔的是：清廷认为，耿仲明同志擅自自杀的不当行为，是纯粹对组织“惩前避后、治病救人”精神的不信任，是纯粹对大清法律的再次蔑视。有鉴于此，其长子耿继茂同志自动丧失王位的继承权。此次南下，仅以阿思哈尼哈番（男爵，爵位中的最低等）的身份，作为尚可喜副手，统帅其父旧部随征。
两广失陷
在两路南下的清军，被“吸附”回北方的一年多日子里，明清边境线上一片宁静。
双方在这段时间内，自觉遵循了“各守原防、和平共处”的两项基本原则，彼此之间都没有主动向对方发起过大的攻击。
这给了永历帝一个不错的感觉——未来的岁月，可以“波谰不惊”地这样过下去了！
在这样沐浴着和平阳光的日子里，朱由榔同志，终于“有模有样”地过了一段幸福而难忘的帝王生活。
要说他在这段执政履历里，做过什么大事，的确是无史料可查。但要说他什么事也不做，却也有失公允。
这位永历帝的个人工作简历，大致如下：
朝堂内，这位“亲西方的国家领导人”，在欧洲人卜弥格的协助下，制定并颂布了《永历新历》。
甚至，动员金家接受洗礼，加入天主教的他，还派卜弥格作为特使，去遥远的意大利“借兵灭虏”，请“万能的主”来解救他这位受苦受难的“孩子”。
上帝虽然没有给他送来救兵，但却给他送来了一位新“太子”，终于让大明江山后继有人。
朝堂外，他解决了李成栋死后，广东明军无领导人的问题，由李成栋的副手杜永和出任新的统帅。
他还把郑成功“统战”到自己的旗号下，在福建成功地开辟了抗清的“第二战场”。
秘密策反陕西吴三桂的工作，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吴三桂同志已经作出了“择期反正”的保证。
但这种“小打小闹、拾遗补漏”式的工作作风，并没有使永历政权整体改观，民众对国家冷漠和不坚持的态度，仍“涛声依旧”。
当1649年冬季来临的时候，呼啸的北风，不仅给南明带来了冽冽寒意，还带来了真正的危机！
危机是先从广东边境开始的，1649年12月3日（阴历），尚可喜、耿继茂率部从江西临江府出发，27日即到达赣粤交界的南安。
在南安，老谋深算、诡计多端的尚可喜开始玩“阴招”。
尚可喜会全军上下一方面杀胖猪宰肥羊、贴春联买花鞭，摆出一副喜气洋洋过大年的欢庆场面；另一方面，却秘密派出多名特务，假扮商人，潜伏到广东北大门——南雄城中。
在爆竹声声辞旧岁的除夕之夜，存心不让南雄人民好好过年的清军开始行动了。
先是假扮商人的清军特务工作者，跑到鼓楼去人为纵火。
趁守城明军赶去救火的当口，“清特”们偷偷地打开城门，放早已守在城外多时的清军入城。
在接下来的战斗中，仓猝应战的明南雄守将杨杰、萧启等人被杀，六千多明军战死，南雄失守。
1650年1月3日，在南雄欢渡完春节的清军，神清气爽地向下一个城市挺进，准备一战取韶州。
但韶州的明军，早己人去城空，清军便顺顺利利地开进了这座“不设防的城市”。
南雄和韶州的相继失守，让永历帝那颗平静如水的心又骚动不安起来，他紧急召开御前会议，商讨永历朝廷下一步，该何去何从？
会上，“转进派”马吉翔引导了会议的方向。移跸广西梧州，成为这个会议不容辩驳的决议。
但这时驻守广州的两广总督杜永和，却上疏提出不同意见，请永历帝为了防止政冶上出现重大的负面影响，暂缓移跸。
面对实力派咄咄逼人的致疑，“心虚”的永历帝只得一面做搬家的准备工作，一面派刘远生、金堡跑到广州，代表自己，“虚心”地向杜总督，解释这次移跸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2月1日，永历帝一行又悄悄离开肇庆，前往梧州。
离开这块“龙兴之地”前，永历帝连下两道圣旨。
一道圣旨，是令广西的庆国公陈邦傅、忠贞营刘国俊等部，东援广州。
另一道圣旨，是升马吉翔同志为兵部尚书，与李元胤督守国都肇庆。
但因为皇帝的带头逃命，导致圣旨的权威性和执行力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