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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民，是穷苦的。我们需要住屋。我们需要医药照料和卫生设备。我们需要保育和教育等种种设备，我们的人民需要无数的东西。
“但是这并不是说我在乡村里看不到希望，相反的，在老解放区的农民，看来要比新解放区的健康得多。他们有够穿的衣服，而且穿得很清洁。许多现象都说明，他们的生活比较舒服……这些人已经走上了进步之路。……我们必须保证每个人都能走上这进步之路。……假如把工人和农民的政治觉悟提高，我们可以向前推进得很快。各阶层的人必须联合起来向我们的革命目标奋斗前进，这是唯一向前进步的道路。”①
①杨小佛1986年春在上海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1949年8月28日，宋庆龄抵达北京。她的到达不止是她个人的事情，而是反映了中国革命中两条洪流的汇合——一条是由孙中山所发起并在晚年改变了导向的，另一条则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它代表了革命的继续高涨并走向胜利和社会主义新阶段。这一汇合典型地体现在到车站去迎接她的重要人物的队列中。他们之中有：
胜利的中国共产党的主席毛泽东，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党最重耍的执行人和外交代表周恩来；
老共产党员林伯渠和董必武，他们早在孙中山流亡日本时就是他的追随者，后来帮助建立了20年代的第一次国共统一战线；
孙中山最重要的助手、遇刺殉难的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和诗人、散文家柳亚子，两人都是坚定的国民党左派，在风暴频仍的几十年中坚持国共合作的主张，都是宋庆龄的同志；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现任领导人李济深，他曾是国民党重要将领，1927年站在反动派一边，但现在赞同实行新的革命团结，并接受了历史的判决——这一统一战线只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
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领头人、已有74岁高龄的法学家沈钧儒，他的个子不高、长髯飘拂，学识高深而精神坚强；
作家和学者郭沫若，在1926—1927年北伐军中曾任宣传科长，他代表左派知识分子；
廖仲恺、何香凝之子廖承志，现任中共青年组织的领导人，是在革命的两代人间非常合适的联结纽带；
最后，还有一群幼童捧着鲜花来欢迎她。他们来自“洛杉矶”保育院（抗战时期设于延安，收容战争孤儿，由美国洛杉矶华侨响应宋庆龄号召捐款建立）。宋庆龄一贯关怀最新的一代——它代表着未来。
这一精心的安排富于戏剧性，却又非常符合历史的发展。
9月间，宋庆龄同周恩来、李济深及其他民主党派领导人出席冯玉祥逝世一周年纪念大会。如果冯玉祥不是一年前在由美经苏回国途中在黑海船上的一次火警中遇难，那末他此时一定也是在政治场合中的显赫人物。他同李济深一样，在辛亥革命和1924一1927年大革命中起过一定作用，但后来加入了右翼阵营，试图消灭左派。不过，在以后长期的民族危机中，他从经验中终于认识到团结应该压倒一切，并且历史已经证明，共产党必须成为团结的核心。冯的遗孀李德全后任新中国的卫生部长。
这些人所得到的荣誉和地位显示，国民党方面的其他人如果愿意同新中国共命运，欢迎的大门是敞开着的。后来果然有不少人这样做了，其中有的在1949年曾被宣布为战犯，但一旦改变了立场，“帽子”就被摘去了。
到京的第9天，她同周恩来等出席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筹备委员会全体会议。她在会上的讲话中回忆孙中山：
“二十四年前，孙中山把他衷心的愿望遗下给我们，要我们和中国唯一的友人苏联亲密合作。我们一定都记得，他曾怎样欢愉地迎接十月革命，热烈地主张和中国共产党合作。二十四年后的今天，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辛亥革命所追求的目标，终于在今天实现了。这一次不会再倒退了……
“中苏友谊和大西洋公约，以及所谓太平洋同盟是建立在完全相反的基础上的。……中苏友谊……意味着建设与互助，这样来医治第二次世界大战所留下的创伤，建立人民经济。中苏两国在战争的大破坏中都曾受到难以描述的苦痛。两国人民团结在一起，就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和巩固两国人民的友谊，以粉碎世界新战争制造者的阴谋。”①
①《华北之行的印象》（1949年11月9日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发表的讲话），《宋庆龄选集），第200—203页。
一个月后，在中苏友协总会成立大会上，她的讲话中再次充溢着对孙中山的忆念。她说，十月革命发生时受到帝国主义者的造谣诬蔑，但孙中山立即指出，“自从有了俄国革命，世界人类便生出一个大希望。”在临终时给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遗书中又说，“在全世界被压迫者求解放的斗争中，这两个同盟者必须手携手地走向胜利。”
宋庆龄说，“现在，我深深地感到幸福，我们终于亲自看到这个日子了。”她回溯苏联首先废除了对中国一切不平等条约、援助中国1924—1927年的革命和抗日战争，1945年出兵东北消灭日本关东军。“这个中国人民的最可靠的朋友，今天又在我们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第二天，首先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了。”①
①《加强和巩固中苏友谊，粉碎战争贩子的阴谋！》（1949年9月6日在中苏友协总会筹委会会议上的讲话），《宋庆龄选集》，第193—194页。
在1949年9月的最后十天内，她参加了建立新国家的工作，这个新国家将达成两大目标，即：巩固和保卫中国的民族独立，根本改造中国社会（通过实现“耕者有其四”及最后实现社会主义）。
她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当选为主席团常务委员。这个统一战线组织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
这些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步骤在许多地方不同于苏联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领导同其他社会阶层与之多方合作相结合，这是深深渊源于中国近代史的实际之中的——在一个长时期内，广大的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共同参与、支持或认同民族革命及其后的社会主义革命。代表这一广泛团结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定新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以北京（旧称北平）为首都、五星红旗为国旗、《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这首激动人心的爱国歌曲（首句为“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所以许多外国人把“起来”当作这首歌的名字）虽遭国民党的禁止，但响彻全国各地，动员了千万人民起来抗击日本的侵略。
全国政协会议选出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副主席。主席是毛泽东。副主席6人中，3人是中共党员（朱德、刘少奇、高岗），另3人非中共党员（宋庆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李济深、中国民主同盟的张澜）。
要了解中国历史发展（它到达了本国及世界社会政治生活中这样一个伟大的阶段）的速度和浓缩度，人们必须想到，这些新的国家领导人出生和成长的时候，中国还是处于已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之下（其中的男子还曾经留过辫子），而现在他们却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中掌握了政权。①
①《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大会上的开幕词》（1949年10月5日），《宋庆龄选集》，第197—198页。
在政协会议上，宋庆龄发表讲话，热烈赞扬中国的共产党人担当了这一伟大变革的先锋。她说：
“今天……中国的人民在前进，在革命的动力中前进。……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因此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证。
“中共在农村实行耕者有其困的政策……我们今天的成就，证明了这一政策的正确性。现在中共正在进一步证明他们在城市中的领导力量……把革命的主力从农民移向工人……他们正在把孙中山所草拟的中国工业化的计划骨干、给予具体的内容。”
她举出她的家乡上海市作为例子：
“让我们看看这新解放的上海吧。这个贪污腐化的中心，已经转变成生产的支柱……对于十二年来使人民受尽痛苦的可怕的通货膨胀问题，已经加以有效的解决。”
接着她从国内情况转向更为宽阔的国际视野：
“中国人民的成就，已经把整个世界的形势改变了。……中国人民大众在革命斗争中已经和世界各人民政府及人民力量完全结合在一起了。……他们……将用每一分力量，保证全世界每一个人都能得到生活上应有的享受。这是说，直到每一间茅舍改建成适当的住屋、大地上的产品能自由流通、工厂的利润获得合理的分配、家庭中的医药保育都由社会供给以前，我们的工作决不停止。……
“同志们，让我们现在就着手工作，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和富强的新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联合起来，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①
①张澜生于1872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时他已近40岁，是当时革命阵营中重要人物之一；朱德和李济深均生于1886年，在辛亥革命时都是25岁的新军起义士兵；毛泽东和宋庆龄均生于1893年，辛亥革命时快20岁；刘少奇生于1898年也有十多岁；只有高岗生于1905年，还是个少年。吕《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49年9月），《宋庆龄选集》，第190—192页。
她的革命理想中的所有一般性要素——民族的和社会的——在这个讲话里都表达出来了。她对妇女的特殊关切则反映在政协妇女委员的专门会议中。
1949年10月1日举行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城楼上，宋庆龄站在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和周恩来（新任总理）旁边，30万群众聚集在宏伟的天安门广场上。当毛泽东庄严宣布“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时，她激动万分。她同其他领导人一道检阅人民解放军威武雄壮的队伍，长长行列中的坦克和大炮都是美制的、从国民党手里缴获的。这有力地显示出，中国革命在经历了长达一世纪的辛苦和牺牲之后，任何优良的军事装备都不能阻挡它走向胜利。
第二天，她主持了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成立大会并当选为会长。10月5日，她又主持了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大会。这两次活动标志着她在这个新国家里除了担任崇高的政治职务外所要发挥的主要作用——人民对人民的外交。这是她所熟悉的领域，当革命还处于受压迫和受打击的时候她就开展这方面的工作了。
10月10日，她回到上海——以后很长时期内她经常来往于京沪两地之间。显然，她希望在新中国和在旧中国时一样，保留她在上海的住宅，因为上海是她的出生地、她的家、在她以往的岁月里带给她这么多的欢乐和哀愁的地方、也是她进行过这么多战斗的地方。她特别关心的是要继续进行中国福利基金会（1950年8月15日起改名为中国福利会）的工作。现在，它的经费来源不用再靠在国内外进行募捐，而是由人民政府拨给。以前，它的任务是在本地挽救生命并鼓舞民心、开展初级教育，以准备迎接上海和全国的新生。在新的条件下，宋庆龄规定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