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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阶级的反革命工具，须对之作无条件的斗争。推出一个“第三党”是有问题的——宋庆龄也没有同它走在一起。但把邓演达和他的团体硬说成是反革命（他们并非反革命）、甚至说他们支持封建阶级（他们实际上是支持农民）是错误的。
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成立这样一个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有一个认识、扬弃、再认识的过程。在1925—1927年中，它在这方面犯了过分右倾的错误，放弃主动权和领导权，使党处于从属地位，结果付出了血的代价。后来，尽管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党有一段时期实行“左”的政策，排斥任何联盟，使自己处于孤立状态并丧失了不少机会，为此也付出了代价。只有在一支强大的武装核心力量同一项广泛的联盟政策（在党领导下的联盟）结合起来之后，才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胜利建立。
对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错误，特别是在同邓演达的关系上，后来周恩来曾以自我批评精神作了检讨。①
①见屈武着《操比金石节币冰雪——回忆宋庆龄同志》，载《人民日报》1981年6月4日，辑入《宋庆龄纪念集》。屈武是国民党左派，当时在莫斯科上学，以后成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八个民主党派之一）主席。“‘左派共产主义’的幼稚病”是列宁用的名词，也是他的一篇名著的题目。
在这类“左”倾偏向的影响下，以中共为一方、宋庆龄及邓演达为另一方的关系，在后者在莫斯科时已显紧张。在他们因各种不同事由到中山大学讲话时，一些“左”倾的学生党员曾攻击孙中山的主张不够彻底。据说，宋庆龄“当场予以”驳斥并嘲讽他们患了‘左倾幼稚病’。”①对于邓演达，那些年轻人“用开闭电灯和脚跺地板”②来打断他的讲话，因为他引用1927年失败的教训来反对共产国际为中国革命规定战略战术，还争辩说，中国的革命者应该分析他们自己的处境并据此采取行动，同苏联保持亲密的同盟关系而不是从属关系。
①见盛岳普《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165页。
②宋庆龄自莫斯科致杰西·劳埃德（后改姓奥康纳）（在纽约），1929年1月21日。
前面已经谈到，正是这样一种态度使斯大林感到失望和恼怒。经过这些事情之后，宋庆龄和她的朋友们离开了苏联。
但这丝毫也不意味着她对苏联和苏联人民产生了反感。
1929年在回国途中经过莫斯科时，她在给友人的信中满怀激情地写道，“回到这里真是高兴。这里的生活充满了乐趣和活跃的气氛……我要离去真有点依依不舍，但我还没有老，我盼望著有一天回来。”①
①同注38。
28年之后的1957年，她虽然还不是中共党员，但作为中共代表团的一员去莫斯科参加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她的感情依然如故。在写给本书作者及其已故妻子邱荣莉的信中说，“我真希望你们同我一起在这里观赏一切精彩的景色、会见许多新的朋友。”①她还把莫斯科称作“我最喜欢的城市。”于孤立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什么前景？这个前景就是剩下来的共产党力量的可怕崩溃和堕落为冒险主义。”
①是公使馆而不是大使馆。中国当时在国际上被压制在低下的地位；除苏联外，没有一个外国同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而同苏联的外交关系在1927年又被蒋介石中断。
关于被他看作必要条件的“战争或革命”，他解释道，他指的是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民党对苏联的战争。至于“革命”，他的看法可以从下面的一连串反问中知道：“……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人起来造反？是不是因为中国无产阶级已经得到足够的时间来治好它的创伤？或者因为颓丧虚弱的共产党已经有时间乘革命潮流而上？城市工人已经保证他什1同全国革命群众的联系了吗？罢工已在全国范围内发生了吗？总罢工已把无产阶级推向起义了吗？……”
从这样一些前提出发，托洛斯基论证中国农村群众的奋起和中共（在他看来已经“颓丧”）领导下建立和发展军队及根据地，是冒险主义的、注定要失败的，且毫无革命意义。
（以上引文据《中国正在发生什么事情？》，载利昂·托洛斯基着《中国革命问顾》（本文）第226——230页。）
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十章 在柏林：1928年
第十章 在柏林：1928年
在德国，宋庆龄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侨民，不像在苏联那样，是一位国宾——这是邓演达在柏林对章克着重交待的一点、她不期望从德国政府得到官方式的接待或照顾，更不想同中国公使馆①发生任何关系（不久蒋作宾被委任为公使，蒋在1927年12月曾与宋庆龄等人一起，为武汉临时最高权力机构“临时联席会议”成员，后投向蒋介石）。她也避免会见到柏林来的国民党高级政要。这些人出于自己的目的想要找到她，其中之一就是武汉国民党的前主席汪精卫，他在同蒋介石合流之后才几个月就被后者一脚踢开了。另外一个是孙中山的儿子孙科，他也是从武汉投奔到蒋介石那里去的，此刻还得蒋的欢心，但没有维持多久。②
①注视着中国事务的美国大使舒尔曼报告了他们在柏林的居留以及——主要依靠文森特·希恩提供的消息——她想避开他们的不安心情。舒尔曼1928年5月27日给美国国务院的电报中说，“孙科昨抵柏林……他的继母从她的隐居处消失了……可能己听到了他来的消息。”他还报告说，孙科“因从政而发财了，而孙夫人在这里（柏林）的生活却很节俭，甚至可以说清贫。”
②这个地址是民主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罗兰·费尔伯教授在研究中发现的。请参看第九章有关部分。
宋庆龄在等待的是那些还没有失去信仰的人。她希望同这些人一起组成一个“革命核心小组”。
邓演达告诉章克，“自从雷娜·普罗梅去世之后，一直没有人帮助孙夫人处理日常事务。我要你来就是为此。你来了，我很高兴。这也是为革命、为国家做工作。”
宋庆龄住在利茨恩堡大街7号①，是租的房子。她对年轻的章克说，他应听从邓演达的指导，邓过去在柏林住过、上过学，对这个城市比较熟悉。②她希望他除了帮助她之外，还能帮助邓收集资料，以便研究中国的土地和农民问题——“我国革命的关键”。她又告诉他，会有更多的朋友从国内来到这里。他们为了避开蒋介石的耳目，一路上必须绕道而行。
①1925年在柏林时，邓演达曾同朱德（后任红军总司今）在一个革命研究小组，朱当时也在那里留学。
②邓演达着《新艺术的诞生》（1927年4月、5月）、《中国内战和文化问题》
章克对他在柏林日常生活的回忆有助于了解宋庆龄当时在柏林的情况。
一般说来，他整个上午都在柏林大学的图书馆里，寻找各国（特别是亚洲国家）农村方面的资料，供宋庆龄和邓演达用，因为这些资料对中国可能有参考价值。
每天上午11点半，他就到宋的住所去帮助做家务。下午1点，他们到坎特街上的饮食店去吃一顿简单的午餐，通常是德国人叫“格但克”的客饭，有点肉、土豆（或米饭）和蔬菜，每份1马克。饭后散散步，同时买东西，然后来回住所，他到大学会上课（一个专为外国学生开设的德语课）。傍晚，他又到来住所去帮助做些文书工作，宋请他吃完晚饭再回宿舍。
宋庆龄几乎每天都要同邓演达在一起商谈和工作一两小时。除了政治方面的谈话和研究外，她还请他帮助她提高中文写作能力，因为她主要受的是外国的教育，所以感到用中文写作有困难。为了给她找些范文，他到柏林中国留学生那里去搜寻“五四”时期和20年代初《新青年》等刊物上陈独秀、李大钊和恽代英的文章，因为这些革命者同时又是中国白话文运动的先驱。他向她指出他们怎样在写白话文时运用典故和成语——它们有助于生动有力的表达。
宋庆龄这时已是一个世界闻名的人物，但她对自己的不足之处却是这样的虚心，像一个勤奋的女学生那样做她的作业。对这一点章克感到很敬佩。她做了许多练习和习作请邓演这批改，开始在中文写作上取得进步。多年以后，周恩来曾称赞她的一些中文文章的风格。
这里对邓演达作一点补充介绍。他当时是34岁，瘦长，坦率，有军人风度（他从小就受军事训练）。他为自己树立起坚强的革命信念，并寻找有实用价值的知识。除了社会、战争和政治，他还对文化有兴趣。他认为中国的新民族文化应摆脱陈旧的封建模式，但也不应模仿西方，而是既要有个性解放、又要有集体精神（社会主义精神），以适合中国的革命目标和未来的物质发展。①
①这一点在西方学术文献中也有记载，如《共和中国人名词典》（英文），第3卷，第261页。
正如宋庆龄所预期的，从国内来的朋友们陆续在柏林聚集。最初到达的人中有数学家郑太朴和进步的佛教大师大虚（应邀到海德堡大学讲课，他的观点近乎几十年后的“解放神学”）。后来又来了叶挺等政治人物。他们带来的消息是，蒋介石正用全面的白色恐怖以摧毁所有进步的事物。但人民起义虽屡受挫折而从未停止。国民党最高层表面上团结在蒋介石周围，但由于争权夺利而来的新的分裂正在扩展。许多人希望宋庆龄和邓演达能很快回去，帮助那些保持今节的进步力量凝聚起来，采取新的行动。
所有这些临时流亡国外的人都要求总结1924—1927年革命的教训——特别是导致失败的客观和主观原因以及如何防止再现。他们也希望结合中国的路线，研究苏联和共产国际政策中的路线。苏联的援助是十分重要的，但援助应该给谁？是给重新建立的、采用净化了的和再度赋予活力的形式的国共合作，还是只给中国共产党？在这些问题上，在中国内部及国际上都是有不同看法的。
邓演达主张，在中国革命的未来阶段中，必须由中国人自己制订出一个以土地和农民问题为中心的纲领。1926—1927年的北伐胜利没有农民群众的支持是不可能的，而农民之所以能够动员起来是因为他们相信国民党打胜之后就会实现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口号。革命的流产、失败、遭到镇压主要是由于限制农民行动的错误和压制农民的罪行。对邓演达来说，这些思想并不是新的。在1926年和1927年上半年任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时，他就积极地在军队开进之前开展当地农民的组织工作。①在这些事情上，周恩来后来认为他的看法同毛泽东的看法是相似的。
①美国驻德大使雅各布·古尔德·舒尔曼致国务卿（华盛顿），1928年6月13日。
邓演达告诉来访者说，他和宋庆龄正在仔细研究中国的土地问题，并希望国内的朋友们也这样做。以他们的新的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所要采取的“行动”，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的行动。这是由于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和特性所造成的具体条件和革命需要。当然，中国必须向苏维埃革命学习，但在实践中必须自辟蹊径。
历史将显示，邓演达此时关于需要了解中国的具体情况并由这些具体情况出发来开展工作的看法，是有坚实根据的。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