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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分子，他们的无畏、信念和坚持到底的精神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后来回忆说，他曾经问他们中的一人，粉碎沙皇制度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对方平静地答道，也许要一百年。当对方向他提出同样的问题时，他的回答是“十年”。他自我批评说，中国革命的艰巨不下于俄国推翻沙皇，但是同俄国革命者的答案相比，他显得非常缺乏耐心。他在伦敦遇到的俄国人是谁，我们找不到记载。但在巴黎他确是认识了契切林（一个布尔什维克，后来出任苏联首任外交人民委员，在俄国革命同中国革命的汇合中起过作用）。
据宋庆龄在文章中所说，此时已闻名中外的孙中山在欧洲停留到1899年，“他访问了有中国人在那里生活和学习的一切欧洲中心城市——伦敦、巴黎、布鲁塞尔、日内瓦、柏林。”极大多数人都把他看作英雄，对他欢呼，不少人加入革命。这些留学生来自中国各地而不只是孙中山过去唯一有过直接接触的华南一带。这样，他就为在其他重要地区将来开展革命工作打下了基础。例如华中的湖北省就是这样的重要地区，因为它位于东西向的主要航道长江和南北向的铁路干线的交会处。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孙中山再次到了日本。在第一次广州起义和伦敦蒙难之后，他在这里也已成为名人。这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已到了五位数字，比在西方的留学生多出许多倍。这为孙中山在知识分子中散播革命种子提供了新的沃土。在这些留学生中有清廷派来的军校学生，他们是准备将来回去在编练的“新军”中充当军官的。
孙的不断增高的名声也为他赢得更多的日本朋友。有一些人热烈敬佩中国革命，后来成为赞助中国革命的积极分子，如有才气的、留着黑胡子的宫崎寅藏（号白浪庵滔天）是一位知识分子、演员和民谣歌手；另一位山田良政，后来成为为中国革命牺牲的第一位外国烈士。他们都是原始的泛亚细亚主义的支持者。（泛亚主义后被歪曲成一种为日本帝国主义服务的主义。）他们渴望使整个亚洲从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要求已获独立并较为先进的日本和日本人民为全亚洲的自由作出贡献。宫崎寅藏的思想发展轨迹在某些方面同孙中山相似，他在年轻时也曾是基督徒，在社会思想方面是受亨利·乔治影响的农业民主主义者。他钦佩一些西方的历史人物（特别是克伦威尔、丹东和罗伯斯庇尔①），坚决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在亚洲横行，也不赞成日本走帝国主义的路子和保持天皇制度，后一点可以从他崇拜西方的弑君者为英雄得到证明。但他确实深爱他自己国度的文化，他同日本文化的关系之密切远胜于孙中山同中国文化的关系。孙中山把宫崎寅藏看作一个真正的同志，当1907年被驱逐出日本时，授予他“全权”，为革命武装筹集资金和军需供应。为了激起日本人对中国革命的兴趣，他早在1902年就写了一部歌颂性的孙中山传记。②在黄兴到日本小住时，他把这位以勇猛著称的中国反清革命的第二号人物介绍给孙中山认识。
①奥利弗·克伦威尔（1599…1658），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代表人物，曾处死国王查理一世；乔治·雅克·丹东（1759…1794）和罗伯斯庇尔（1758…1794）都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代表人物，前者为山岳派首领之一，后者为雅各宾派政府实际首脑，坚主处死国王路易十六。——译者。
②这部原名《三十三年之梦》的传记曾由章士钊节译成中文，并改标书名为《孙逸仙》，用“黄中黄”的笔名发表。
把宫崎寅藏这一类型的日本人同孙中山联系在一起的共同事业之一，是对菲律宾独立运动的支持。（美国在1898年取代西班牙成为统治菲律宾的殖民势力，菲律宾争取独立的武装斗争对象也从西班牙变成美国。）中国辛亥革命推翻清廷后，孙中山偕同宫崎寅藏一起到中国，共享胜利的喜悦。（宫崎寅藏也曾在中国参加过斗争。）他在1922年才52岁时使英年早逝，使孙中山极为悲伤。
曾主持孙中山宋庆龄婚礼的梅屋庄吉是另一位政治上的日本朋友。他同孙中山是在本世纪开始时结识的，那时他们共同帮助菲律宾人并共同为几次中国革命党人起事提供给养和军火。梅屋比孙中山长寿，在30年代因反对日本侵略中国曾备遭迫害。
同孙中山关系密切的还有大井健太郎（1833—1922）。他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为穷人说话，因此曾被捕入狱，后来成为日本劳工运动的先驱。
秋山大辅是一位日本出版商。他深深为孙中山的勇气、品格和百折不回的精神所感动，不惜把他的财产典押，得款资助中国革命同盟会。其他同孙中山同声相应的日本人大多是在思想方面的汇合。
内田良平（1874—1937）曾同宫崎寅藏一起在1905年帮助孙中山建立同盟会，但他本质上是一个右翼的民族主义者（后来倾向军部）。他认为孙中山是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最后可能会在中国掌权，所以必须使他对日本感恩戴德。如果孙中山不能取胜，那末日本既支持“在朝派”又支持“在野派”，使中国处于分裂状态，对日本也还是有利。
著名的自由主义政治活动家犬养毅反对1902年的英日结盟（有效期20年），并主张加强同中国的关系。他在一篇回忆录中写道，他当初把自己的住房给孙中山居住并作为秘密集会的场所，连食品、衣服和钱财都同孙不分你我，是为了使孙相信，中国唯一的道路就是日本的道路、同日本在一起的道路。多年以后，孙中山在备受所有列强的轻视或苛待之后，转向苏俄，使犬养毅大失所望。他在老年得到了日本最高的政治奖赏——当上了首相，但终于被刺身亡。
另外一个后来任首相的人大隈重信对孙中山也偶或表现出实用主义的兴趣。
代表日本泛亚主义极右翼和极端扩张主义的是头山满。他是一个沙文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一方面主张民粹主义、另一方面又主张帝国主义——像这样的混合体在其他国家也不少见。他的追随者主要来自城乡中等阶级的下层，包括出身于这些社会阶层的下级军官和军士。他强烈反对西方势力，认为它阻碍日本取得霸主的地位，因此，出于策略上的需要，想同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革命派接触。有一段时期，他曾对孙中山进行过拉拢。
有一些关系使孙中山得以进入日本的工商金融圈内，并多次为他的革命活动筹款。只要有可能，他就为他的事业宣传，寻求支持。
孙中山在各个时期内在同外国的关系上采取不同的立场，究竟其实质是什么？不同的人们根据自己的政治倾向——有的用赞扬的口气、有的用责备的口气——说孙中山是“亲日派”、或“亲美派”、或“亲英派”、或——到最后——“亲苏派”，也有人说他在同外国的关系上善变，是机会主义。这些说法——特别是最后一种说法——根本是误解。作为爱国者和革命者，孙中山是始终如一的。
确实，他一直在寻求和欢迎来自那些理解并支持他的奋斗目标的外国朋友们的帮助。他常说，中国革命需要它的拉斐德①不下于当年的美国——这里不存在做交易的问题，只是合作和同志情谊。对另外一些外国人如官方或工商金融界人士，他也寻求支持，当然只是在他们的处境所允许的范围之内，或者要求他们至少不要接济中国国内那些反动的势力。在这种时候，自然会向对方提出他们由此可能获得的政治和经济上的好处，因为对方所能提供的援助决不会超出他们所看到的本身的利益，否则就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孙中山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直到他接受了足够的经验教训——确实对于在这样的条件下取得援助的可能性存在过不现实的期望。
①拉斐德（1757…1834），法国贵族出身的政治活动家，曾参加美国独立战争，功勋卓著，被称为“两个世界的英雄”；后又参加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译者
但孙中山的中心目标是建立一个强大、独立、进步、现代化的中国，自力更生、自主判断。
在日本的政治和社会各界人物中，有人确是想利用他来为他们自己的目的服务，孙中山就反过来利用他们来为他的目的服务。但就日本政府而言，他很快就失望了。
至于泛亚主义，他开始时曾鼓吹黄种人团结起来反对白种人帝国主义者。但他很快就把着重点转换了，不再强调肤色，而是强调被压迫人民团结一致反对压迫者。他同朝鲜人民站在一起，反对日本吞并就是一个实例。
至于现代化，他钦佩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向西方学习并大步前进。但他谴责日本也学了西方的殖民主义，并认为中国永远不应该走这条路。
最后，同那些从外国主子那里得利自肥的反动分子截然不同，孙中山从来没有为自己取过一分钱。他始终过着极为刻苦俭朴的生活，他是一个淳朴无私的爱国者。①
①关于孙中山在日本的朋友和关系（从一直进步的老朋友宫崎寅藏到后来改变立场或本来就别有用心的那些人），在马里斯·詹森所着《日本人和孙中山》一书中有很丰富的材料，这里有许多材料就是取自该书的。詹森研究了中国民族主义和日本民族主义两者之间的关系——起初是并行不悖的，后来却发生了对抗。他还分析了日本的泛亚主义的变化，起初主张亚洲各国互助以求解放（当时日本本身也受到西方要使它沦为半殖民地的威胁），后来变成了主张亚洲其他各国要从属和听命于日本（日本这时自己也成了帝国主义）。到了这时，在日本的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和亚洲其他各国的革命民族主义之间已不存在共同利益或进行合作的可能性。
在孙中山的16年（1895—1911）流亡生活中，极大部分时间以日本为他活动的基地，但也还有另外一些地方。他曾几度去夏威夷，四次去美国本土和加拿大，四次去英国和西欧。1907年后，他在东南亚停留过较长时间，包括当时的法属安南（越南）、荷属东印度（印度尼西亚）、英属马来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还有独立的暹罗（泰国）。在那些地方的华侨中，他发展革命组织并征集捐款、武器和人员，以用于一再向清王朝发动攻击，虽然屡遭失败，但都为最后胜利创造了条件。1900年的惠州起义是他在台湾进行准备工作的，1907—1908年在广东、广西、云南的六次起义是在河内准备的，另有一次是在新加坡准备的。1911年的广州起义（黄花岗之役）是他从香港指挥的。最后在同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全国响应，终于推翻清朝，创建了民国。
那些因他曾多次失败而贬抑他的人忽视了一点，即：他那百折不挠的精神在推翻长达两千年的中国帝制这一几乎“不可能”的成就中所起的作用。继美国和法国之后，中国成为全世界第三个主要的共和国（不管它有多少缺点和短处），而这时几乎整个欧洲还都是在王朝的统治之下。这真正是一个重大的世界性事件。
在他以往那些受尽磨难的岁月里，他曾到处遭到公开的驱逐（常常是由于清朝政府施加压力）——1895年在香港、1907年在日本、后来在所有东南亚国家。但在他的忠实信徒的帮助下，凭着他处险不惊的冷静头脑，他多次设法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