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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大传-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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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狗是用草扎成的狗,只是一种装饰陪衬物,无所谓的喜恶。是以天地不懂得何为仁,将万物视成刍狗,完全一视同仁,没有喜爱或憎恨。圣人也是大公无私,将所有百姓一视同仁,如同刍狗一般,也是没有喜好、没有憎恨的。

橐音陀,禽音悦,橐龠是打铁匠用来焗火用的风箱,风箱的特色在其中间是空虚的。因为空虚,所以才能蕴藏空气,任其流动而产生风力,当其摇动愈大时,风力便愈强。天地有如橐龠,廓然空虚,所以才能生化万物,养育万类,因其没有任何偏见,包容并蓄,使万物万类滋生繁衍,愈来愈多,无穷无尽。

由此而得到的人间启示,也在于为政者宜清静无为,让一切自然发展,养成自生自得的力量。多所作为,多所设施,反而容易导致失策,所以不如无为不言,谨守住心中的空虚世界,宽宏容忍来得合乎正道。

以现代的效能主义来看,或许很难同意这样的政治理念,但老子是楚国人,楚国是幅员广大的分权式部落国家,着重的是任凭各地方自然发展,以保持其本性,人为的干预,可能带来更大的祸害。

三国时魏人刘邵的《人物志》中,也明白指出:“一国之政,以无味和五味……是以王化之政,宜于统大……。”(小说下载网|。。)

以无味和五味,指的是水以无味,故甘、酸、苦、辛、咸等五味皆能与其和。如果为君王的,能体会为政之平淡。清静、无为,便能使百官各施其用。是以统合一国的君王若宽和,天下之理反而易得也。在中国这种复杂又幅员庞大的国家,君王的清静无为,拱己身而南向为王,不正也是儒家理想中的尧舜圣君吗?

秦始皇在治理工作上,不能算不认真。面对华夏文明崩溃后的乱局,秦始皇急着有所为,积极主动想引导新文明的建立。心中有强烈的理念和使命感,正好也是秦始皇和李斯为主的外籍政团执政时的最大问题。

秦孝公的变法使秦国的发展实力大增,但秦惠王以后的过度膨胀也带来了新的危机,昭襄王中期后不断采行恐怖的屠杀政策,已充分显示这股新的文明,也发展到了力不从心的瓶颈了。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这个问题更形严重。战争结束后,本来也有机会让秦始皇去思考新的策略,规划长治久安的制度,但秦始皇本人和宰相李斯心中的政治理念太强,反使他们看不到问题所在,甚至曲解了问题的征候,使新成立的帝国,因行动力的僵化而面临崩溃的危机。秦始皇的勉强力行强制式中央集权,其实只是使问题更加的恶化而已。

刘邦大传……第三章 动乱再起

第三章 动乱再起

陈胜提出他苦思甚久的计划,假冒扶苏及项燕之名,向全国各地发出檄文,要求联合共同反抗秦政。……胡亥即位一年不到,叛军已遍布全国各地了。

力不从心,统一前后判若两人

秦始皇13岁时即位为秦王,由于年纪太小,由吕不韦摄政,一直到即位第9年、22岁时,才以嫪毐事件发动政变,掌握实权。他在执政门年后完成统一大业,到50岁时去世,一共作了11年的皇帝。但由史料记载观察,统一前后的秦始皇可以说是判若两人。统一前的秦王政,勇武过人,做事积极又冷静。但统一后的最后10年间,他变得暴躁、情绪化,并显然地倾向神秘主义,对自己的身体失掉信心。太大的工作压力,已使秦始皇有力不从心的无力感。

统一后的第一年,秦始皇在廷议时,对皇帝名称及政治制度的决策,仍充分显现敏锐的思辨及创意。

第二年,工作的重点仍放在咸阳,最大的工程是着手规划并兴建全国的驰道。大兴驰道的目的,便是为了有效推动中央集权的政务。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在这个年度,秦始皇和李斯是如何积极展开行政、经济,以及文化的统一工作。

不过这一年却也是秦始皇一生的转折点。幼年期痛苦的环境,使秦始皇个性中有强烈的不安全感,更加深了他极端的自尊心,使他在政策的推动上倾向完美主义,经常过分强制属下在执行政令时的彻底。但是统一政策的推行并没有想象中的容易,使秦始皇尝到执政以来最大的心理挫折。

始皇28年,政策的推行问题重重,特别是齐、楚两地一直未能稳定下来,逼得秦始皇不得不展开宣示皇威的天下大巡幸。他由咸阳直至东方的齐地,走到海边,便转南向楚国的江苏,再往西向湖南、湖北,然后回到咸阳,几乎绕了大半个中国。其间最引人注目的是泰山封禅及派徐市(福)东海求仙两件事。

齐国原本便是文明发展最早的地方,神秘主义盛行,祭祀的仪式最为完备。秦国的祖先早年便来自齐地,因此泰山封禅对皇权的宣导颇有意义。

但派徐市东海求仙,则显然和秦始皇早年的纯理性思考不合,或许是因为重大的成功让他冲昏了头。但求仙是为寻找不死之仙丹,一个健康的人,脑中是不容易装进“死亡”概念的,这显示秦始皇对自己的身体已丧失了信心。或许太多的工作要做,样样推动又不那么顺利,使他在身心上遭受太大压力,健康上也严重遭到损害。

尤其东方的不稳定,让秦始皇觉得最没有面子。虽然秦皇朝的主流派是李斯为主的法家,但秦始皇对齐鲁两地的儒生和方士,一直给予相当的尊重,主要也在寻求解决东方问题的答案。始皇29年再度东巡,却在博浪沙险为韩国遗族张良派人刺杀,幸好刺客只击中替身的车子,始皇幸免于难。31年又在咸阳微行中遭到袭击,显示统一后的治安情形反而日益恶化,连首都的安全都有了问题。特别是始皇高度的曝光率,使自己的生命倍受威胁,这对一向缺乏安全感的秦始皇来说,相信已造成他心里的严重压力。

一句谎言,兴建万里长城

始皇32年,面对国内外重重问题,秦始皇不但失掉了信心,也逐渐失去了耐心,或许健康恶化也已经日益严重了。虽然先前有徐市求仙一去不回的先例,但在这年的东巡中,他再度派出燕人卢生前往海上求仙人指点,以了解他个人和国家的未来,结果自然得到的是一篇冠冕堂皇的颂扬和安慰的隐辞。秦始皇虽稍感安心,但仍无法满足他想追寻的答案,于是他要求卢生再入海求鬼神指示,卢生被逼不过,便取回了一句“亡秦者胡”的警语。

依照当时的常理,秦皇朝既已统一天下,国内任何势力自然不可能有所威胁了,因此卢生很巧妙地把可能的危机推给北方的异族胡人。对自己统治已丧失信心及耐心的秦始皇,立刻情绪地想扑灭北方的敌人,他不但立刻派遣大将蒙恬率领30万大军北征匈奴,并下令修筑中国史上最大的工程——万里长城。

自春秋时代以来长期威胁华夏文明的戎人和狄人,力量虽然逐渐衰竭,但不久北方又有一个游牧民族兴起。他们擅长骑射,机动性极强,更收编了戎狄的残余部落,组成了一个北方游牧民族的联合阵线。这便是所谓的胡人,也是日后大汉帝国的宿敌——匈奴。

早从战国初期起,北方的燕、赵便常受到胡人的侵扰。由于游牧民族神山鬼没,驻军防守根本没有用,为了不必分出太多兵力影响中原争霸,两国便采用筑城墙防守的方式。到了秦昭襄王时,胡人也多次威胁秦国北方,为了不分散东战线的兵力,秦国也开始沿山建筑防守用的长城墙。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胡人也常内侵,但规模都不大,忙于推动统一政务的秦始皇,自然没有兴趣关注这件事,因此双方大致还能相安无事。但为了卢生这句搪塞责任的“亡秦者胡”,使秦始皇一口气动用30万大军北征,并以70余万的劳力来修筑万里长城。

蒙恬的北伐军事行动历时两年,第一年攻略了河南地,第二年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34县城”。

30万大军在人数上虽有绝对优势,但胡人机动性极高,长征军补给困难,蒙恬不敢采持久战,只好也选择险要的地方修建长城以防守。他一口气完成34个城池,可见防守线拉得相当长。因此秦始皇干脆下令重修赵、秦、燕、魏等国的旧有城墙,将它们完全连在一起,以应付胡人的扰乱战术,这便是所谓的万里长城了。

秦国传统的“企业文化”本是勇猛而积极的,从建国始祖的秦仲、庄公、武公时,便常以极少的兵力和戎人周旋到底,并不断采取主动突击的战术,这也才是秦赢一族的立国精神。但统一后的内外不利局势,使秦国的作战力软化了,他们无法面对机动式的战法,只好修筑静态的防御城墙,充分显示秦赢传统文化的衰退。万里长城表面上固然可以防止敌人的随时入侵,但也限制了自己的北上发展。秦始皇修筑长城虽然也有他不得已的苦衷,但他对胡人的过度恐惧,以及对自己作战能力的丧失信心,都象征着秦赢一族赖以统一中国的活泼文化,已经荡然无存了。

政治斗争,惹出千古焚书奇案

对宰相李斯而言,最让他担心的是秦始皇对齐、鲁两地儒士及方土的特别照顾。或许有血脉相传的亲切感,本土派部落领袖对来自祖先所在地的东方学说也特别感兴趣,尤其受邹衍“阴阳五行说”的影响,很多儒生都成了方士。

或许统一后的工作压力太大,秦始皇也逐渐迷上了这些神秘主义论。韩终、侯公、石生、卢生、徐市都成了他的宠臣,他们以请求神仙寻找不死仙丹,来吸引信心和体力皆严重衰退的秦始皇。从28年首度东巡到32年间,秦始皇在这些人身上的确也花了不少钱财、人力、物力,其中尤以徐市带三千童男童女到东海求仙的规模最大。

“法家流”的李斯,师学自“性恶论”的苟子,思考模式上倾向理性推论,对于来自东方的儒学,一向便有“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排斥心理。加上秦始皇着迷于刻石、封禅及求仙等行为,更使李斯对自己的地位和权力有着高度不安感,这些阿谀迎合的儒生和方士,无疑是他最具威胁性的敌人。

始皇34年,由于经济及文化统一政策推动的困难,引发不少政治危机,为压制各地方反对情绪,始皇不断展开长途的天下巡幸。但由于他自己经常不在皇宫指挥大局,也使朝廷的行政效率大降。与此同时又有北征匈奴、南伐百越、修筑长城、海外求仙等活动,加上修驰道、建宫殿和骊山陵工程,到处都在花大钱,使刚从数百年战乱中稳定下来的秦帝国,难免要国库空虚、民穷财尽了。

就在这一年,爆发了秦帝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政治斗争。

为庆祝对匈奴和百越的军事胜利,秦始皇在咸阳皇城大摆酒宴,特别邀请齐鲁一带儒学博士七十余人共宴。

主流派的外籍政团主将——官任仆射的周青臣,首先对秦始皇的功德大加称颂,秦始皇虽明知这不过一堆废话,但相对于困难重重的政局,这些表面上的成就也稍堪安慰了。

但博士集团领袖淳于越,对这些肉麻的歌功颂德颇为不满。他首先以殷周两王朝的长治久安,和目前的政局不稳作比较,指出症结在于制度,唯有封建子弟并依各地需要实施分权治理,才能解决当前问题。淳于越更直接指责主流派的官僚体系不正视问题,一味媚主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也。”

秦始皇也深知问题的确严重,乃将淳于越恢复封建制度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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