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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一切是循环相生，则弱必生强，强必转弱，弱是强的成长基础，强也会反成为转弱的起点。因此，老子强调“守弱”，弱者道之动也。
柔弱者所以能胜刚强，在于弱者较容易“存活”下去，显现柔弱面，使其更易于保存生机，这也便是所谓“柔弱生之徒，老氏戒刚强”的道理。
随着时间的发展，原先的弱者会转为强者，但变强以后，又可能趋于弱，如何使自己永不转弱，也就是老子所谓的“守弱”之道。
守弱的要诀，老子主张谦下，虚怀若谷，永远努力找出自已的弱点，便可以维持住“转强”之势。不让刚强之气显出来，反而可以长久维持住内部的强韧。《行销战争》一书的作者赖兹，对市场上拥有强势的企业建议，要不断自找麻烦去发现自己的弱点或缺点，这是强势企业经营上最重要的法宝。
天上最柔弱者为风，遇到薄纸阻碍，也会因而转向，再小的缝隙也会屈身而过。但等到累积的力量成为飓风时，则拔树倒屋，无坚不摧。只是飓风一旦从海上登陆，也便是它转弱到消失的时候了。
地上最柔弱者为水，任何再微小的阻挡，都可以改变其方向和形状。在圆形容器中，水是圆形的，在方形容器中，水则又成为方形，似乎是最没有自我主张的东西。但一朝积成洪水之势时，则再巨大的岩石也都难挡其势。
然而一般弱势之人，却很难懂得这层道理。通常很少人能忍住弱势，反而急着想要强大，以致常冒险乱闯、乱投机，因而惹来提前败亡的命运。
有的人在弱势时，固然能坚忍不拔，但只要累积力量到达成功后，便又急于表现自己的气势，而忽略了强必转弱的危机，以致难逃败亡的命运。
周王朝成立时，赢氏一族的命运便陷入了最悲惨的黑暗时代，但他们的子孙都能坚毅不拔地努力，加上新建的大本营地处偏僻，反而不会卷入中原各国的争权夺利及晋楚两国的南北大对抗中，因此更能够累积实力，终能成为真正的大赢家。
异人和吕不韦一党，在秦王室继承权的争夺战中，原本也是最弱势的。特别是异人身处危机四伏的赵国京城，但“生于忧患”的内张力，使他们比别人更需要夺权以求自保，才能在关键时刻反败为胜，成了大赢家。
即使秦始皇本人，早年的环境也是非常艰困的，但这些成长中的磨练，却也是他成功的最大本钱。
吕不韦成功后，奢侈骄纵，因而惹来杀身之祸。相反地，秦王政在夺得大权后，却仍压制自己原先的意念，采用李斯和尉缭的建议，使自己的运势更进而往上成长，终能击败六国，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大业。
只是愈大的成功，时常隐藏着更大的危机，也使秦始皇本人必须去面对一个更大、更危险的挑战。
刘邦大传……第二章 统一的弱点
第二章 统一的弱点
中央与地方间的距离，造成统治命令贯彻上的困难，尤其遥远的齐、燕及荆楚，几乎不可能贯彻法治主义，因此还是保持着半独立的封建制度。
中央集权，成功中暗藏危机
当秦国在雍岐一带重行建国时，在组织结构上仍承续祖先蜚廉、恶来的传统武风，一直维持着部落式的战斗团体组织。为强化各部落的机动性和独立性，在统治管理上便相当松懈，全赖领导者的个人魁力以作整合。因此，建国以来其战斗力虽强，国力则一直未能作强有力发挥。只有像秦穆公般的英雄人物出现，秦国在国际舞台上才有较高的表现，秦穆公去世后，便又停滞了下来。
秦孝公时代的商鞅变法，是秦国文明发展的另一个高峰。他运用其父亲秦献公时代设计的地方基层组织——什伍制度，加上实行连坐法，使原本松散的部落组织，成为关系密切并可以相互监督的基层团体。十年后的第二次变法，更以郡县制度使传统的战斗部落集团正式解散，各部落的武装部队改由秦王室直接指挥，彻底达成中央集权的军队国家化。
这不但是秦王室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经验，也完全不同于数千年来华夏文明的传统式平行政治组织，就算周公旦所创制的宗法和封建制度，在结构的严密上也无法和其相提并论。
换句话说，商鞅的改革，是纯理论逻辑推论下的设计，可以说是空前大胆的尝试，全无前例可循。因此，秦孝公和商鞅在执行上是非常的小心谨慎。
（有关其过程及细节，在拙著《秦公司兴亡史》中有较完整描述，以供参考。）
幸好秦国是移民式部落组织，本身没有什么包袱，思考上较为单纯，加上武装集团一向较服从指挥的传统习性，使秦孝公和商鞅连续两次“大地震”式的改革运动，尚无太多的阻力。
作战式部落集团一向便较富积极性和行动力，变法以后，所有军士全归中央统一管理，力量更为集中，所以自秦惠王、秦昭襄王起，一直到秦王政初年，秦国的声势一直迅速膨胀。
配合这股力量，秦王室当局不停地发动更多更大规模的战争，不但使秦国的版图跟着飞快成长，统治人员也迅速增加，加上各地方结构日益复杂化，于是中央集权式的统治效率开始遭到严重的挑战。
秦昭襄王时代，便曾在韩、赵两国的新占领区上试行郡县制度，试图和秦国本土建立同样的管理模式。但到了吕不韦和秦王政期间，由于占领区急速膨胀——特别是较远的齐、燕、楚地，根本无暇作较有系统的规划，只得暂时维持军事占领方式、未曾纳入秦王室中央集权的体制中。
统一六国的政治规划，虽然一直控制在外籍政团手中，但真正指挥作战的，仍大都是本土派的部落领袖，因此在完成征讨后，负责镇守新占领区的，便是这些作战军团的将领。为了有效达成任务，他们也大多能和被征服国家的残存政治势力保持相当程度的合作态度，所以对各地区的情形反而能有较多实际的认识。
如果依照周王朝的封建和宗法制度，有资格成为新占领区统治者的，自然是这群军事将领了。所以，虽然秦国本土已在外籍政团规划下，取消氏族式的部落组织，改采官僚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但这些本土派的领袖们仍抱着希望，在统一后的新占领区中，能够依循传统的华夏文明体制获得封地，成为新皇朝的贵族。
新旧党争，暴露新政权问题
秦王政称帝，新皇朝成立后，以丞相王绾为首的本土派领袖，便向秦始皇提出建议：
“我们刚刚并吞了各国，一统天下，版图增大很多，尤其燕、齐、楚地相当遥远，最好先设立诸侯王，以建立永久的统治根基，因此请立诸皇子为王，以有效统领新增加的版图及各国族民。”
但是，对主政的外籍政团而言，秦国的现行体制才是他们的理想，秦国有能力统一全中国，更是他们最为骄傲的成就。况且，传统的封建制度，一直是他们最为摒弃、认为最不合理的现象，应该加以彻底的改革，如果又恢复封建体系，他们也很可能再度成为“无权阶级”。因此，只有彻底维持现行的郡县制度及官僚系统，才是他们的执政理念，也是他们投入热情及生命的目标，对他们而言，封建制度早就该淘汰了。
秦始皇早年夺权成功，是靠本土派领袖的拥护，才有力量驱逐吕不韦等外籍政团。即使他后来接受李斯进谏，再度重用客卿，但在皇廷中，仍是以本土派的领袖占有绝对优势。因此面对新的政治态势，在本土派领袖们积极建议之下，虽然并不合乎秦王室现行政制精神，但秦始皇仍不得不慎重考量这件事的利害。《史记》上记载：
“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
但身为外籍政团领袖的廷尉李斯，立刻为自己的政治理想挺身辩护：
“周王朝在实施封建制度时，也分封了不少他们的子孙，在众诸侯中，同姓宗族也占了绝大多数。但随着时间流逝，这些同姓诸侯的亲密关系疏远了，甚而为了利害相互攻击，如同仇敌一般，周天子根本就无力阻止。
“如今好不容易赖陛下神威，天下再归一统，就更应该坚持我们秦国的新体制，将全天下分为郡县，由皇室直接统治。诸子和功臣以赋税作为奖赏便可以了，切不可再封给土地，使能够真正依法令统治，使天下无异议，这才是政权安宁之术啊！封建诸侯势必会造成日后更多灾难的。”
对现况充满自信、又长于推论思考的秦始皇，在评估双方意见后表示：
“天下已经历过太久的兵荒马乱了，人民更是深为战争所害。昔日所以会长期战乱不断，大多是诸候们为了扩张或保护他们自己的权势而造成的。
“现在好不容易仰赖我秦国宗庙之福，天下得以安定，如果又恢复封疆建侯，那是会重新惹起战争祸端的，即使要再恢复安定也是非常困难，因此我赞成廷尉的意见。”
废除封建，建立中央集权
在秦始皇的决策下，“多数服从少数”，下令新纳入的版图也全采取郡县制度，将天下划分为三十六个郡。郡设有行政长官的郡守、军事首长的郡尉及司掌监察权的郡监。郡下设县，县设县令，并由县丞作辅佐。所有百姓和各国族民（包括失权的诸侯贵族）均称为黔首（秦国尚黑，故以黑色头发作为百姓之称谓），地方官吏均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并统理，形成相当完整的中央集权制度。
本土派的军事将领们，由于长期进驻在各诸侯国中，使他们实际地感受到各国社会结构的差异性，尤其组织松散又复杂的齐、楚两国，更是他们所无法了解的。
实际进驻异乡，也使这些领袖们真正体会到，中央与地方间的距离将造成统治命令贯彻上的困难。尤其是遥远的齐、燕及荆楚，在交通非常不方便的当时，想强行贯彻法治主义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还是保持半独立的封建制度，较能有效地统治并管理这庞大又复杂的地区。
这些本土派领袖的父执辈，又正好是商鞅变法下的牺牲，为了有效集结国力，他们传统的地位和权力都被剥夺了，包括自己家族原拥有的军团，也被并入国家的武装部队中。因此虽然在习惯上，他们常能服膺于秦王室强有力的领导，但他们对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制度，可是一点儿也不热衷的。
其实，这些本土派领袖的亲身体验，有不少很值得新政府在下决策时用以作调整思路的重要参考。只是这些长年驰骋沙场的老将，本身论理思辨的能力太差，又不善于说明自己的看法，因此他们提出的论点，仍脱离不了传统的常识，这种政治立场也和他们自我的直接利害关系太近，对于一向长于合理性思考的秦始皇，自然是没有丝毫的说服力了。
以李斯为首的外籍政团，基于他们对传统封建制度的失望，以及对秦国新法制的过份热情，使他们对眼前政治环境的急速变化也有了盲点。虽然他们个人的权势几乎仰赖于秦始皇的信任，但在秦国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下，他们是可以真正拥有实权的经营层，因此保有现行体制才是他们真正的利益。李斯等人反对封建制度的论点，其实也不见得完全是客观的。
童年期由邯郸回咸阳后，秦始皇便一直未曾出国，因此对齐、楚等国的距离遥远和复杂性，是无法亲身去感受的。虽然他一向擅长于合理性的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