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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介民于是下令部下去搜集情报，自己则躲在家里。第二份电令来了，他再也赖不掉了。这时柯淑芬横下心，道：“要死就一起死，让孩子当孤儿，由政府抚养。”
两口子硬着头皮，手牵着手在长城前线边沿胆战心惊地行走，一路有几十个护卫，有时从草丛中窜出一只野兔都会吓得柯淑芬失声尖叫，夫妻俩抱成一团发抖。这样过了三天，郑介民再也熬不住了，把情报组和电台留下，做了一些布置和交代，匆匆赶回南京。
郑介民和戴笠见了面，戴笠早知道他不会带来什么好情报，为了开脱关系，就领他一起面见蒋介石。
蒋介石见戴笠领着部下来了，问道：“戴处长，长城前线的日本军情报如何？他们什么时候开始大举进攻？军队布置情况怎样？”
戴笠看了郑介民一眼，回复道：“报告校长，学生因王亚樵一事脱不开身，把任务交给了耀全。耀全从德国归来，正是初试锋芒的时候。耀全果然不负校长厚望，很快就满载而归。耀全兄，是不是这样？”
郑介民万没料到戴笠会来这一手，一时张口结舌。
蒋介石见久不回答，不耐烦道：“你调查的日军情况到底怎样了？快说呀！”
郑介民被逼到绝处，胆子也大了，答道：“我深入敌阵几天，因人生地不熟，工作开展得很艰难。不过总算好，我已探得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暗中发展了张敬尧，让他加入特务活动中，与校长作对。”
蒋介石眉头一皱，觉得郑介民的回答虽是答非所问，但也算一条很重要的情报，当即指示戴笠道：“这个张敬尧的事，你一定要搞清。如今国难当头，民族将亡，对汉奸绝不能手下留情！”
这一关总算过去了，戴笠松了一口气。蒋介石说：“耀全，你先出去，我找戴处长谈点事。”郑介民走后，蒋介石道：“戴处长，王亚樵要追、张敬尧要杀，但最首要的问题，还是要搞清日本军队的情报。时间过去这么久了，一点进展都没有，你们那帮人是干什么吃的？”
戴笠道：“耀全是老同志了，我不能不相信他，可谁知他……”
蒋介石打断道：“他是你的手下，不关我的事，我向你下过了命令，只要你执行。”
戴笠道：“我以为耀全出了国应该有所长进，可谁知还是和过去一样胆小怕事，据说这一次，他根本没有上前线，只在边沿地带走了一圈就吓得屁滚尿流。还是我亲自去一趟好了，望校长批准，我一定深入敌方。”
蒋介石说：“好吧，唐纵也回来了。南京的事可交他处理。”戴笠出了蒋介石的官邸，见郑介民还站在外头等他，便道：“耀全兄，真有你的，三言两语就把校长打发了。”
郑介民苦笑道：“雨农兄不要再取笑我了，这是赶鸭子上架。”
戴笠道：“我以为你掌握了重要情报。”
郑介民绕过话题道：“校长和你说些什么了？是不是被骂了？”
戴笠摇头道：“他不会骂你，是训我呢！还打，打我了……”接着，装成哭的样子，揭起衣服给郑介民看前两天因王亚樵事挨打的伤痕，“我的部下犯了错误，校长总是这样拿我出气，而且还不让他们看见，刚才要你出去正是这道理。”
郑介民低头不语。
第二天，戴笠在特务处选了几个精干的情报人员准备赴华北。行前，把特务处的工作一一向唐纵交代。
唐纵回国后，本不想再搞特务工作，想转到行政方面。因戴笠想按照唐纵学的那一套来加强特务处的工作，一再向蒋介石请求，并亲自找了唐纵几次，硬要拉他回特务处。唐纵见无法推辞，加上蒋介石也要他去，只好回到特务处。
唐纵现在的工作虽然还和以前一样，但官衔多了一个“长”字，戴笠要大家都叫他“书记长”。
戴笠一行来到河北保定，被郑介民留下来的特务因无人督阵，每天只在据点打牌，戴笠一来，他们不敢怠慢，一起去敌区搜集情报。
戴笠及其部下在华北昼夜活动，入虎穴、探龙潭，终于掌握了重要情报，经过分析总结，得出结论：日军目前尚不具备在华北发动全面进攻的兵力和准备，摆出步步逼近的进攻气势，其目的是通过虚张声势威胁国民政府签订盟约，承认日军对东北地区的占领。
结论通过密电传到蒋介石手里，蒋介石总算松了口气，命何应钦在华北采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对日本妥协。
另外，在戴笠赴华北前夕，郑介民已在北平成功地刺杀了张敬尧。
张敬尧是安徽霍邱人，从北洋军阀举办的保定军官学校毕业，曾任湖南督军。因屠杀无辜、奸淫女青年等罪行，被逐出湖南，回到吴佩孚手下充当爪牙。国民革命军北伐时，他率兵抵抗，被打得落花流水。日军侵略华北后，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发展他为汉奸，并任命他为平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提供七百万元活动费。他潜入北平城，住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进行组织伪政权的秘密活动。此事被戴笠的特工情报人员侦悉，由郑介民具体负责指挥。为了确保完成这次任务，戴笠与郑介民反复研究，决定集中特务处北平站、天津站的所有力量，合作执行。
郑介民根据与戴笠共同制订的方案，召集天津站负责人王天木，北平站特务陈恭澍、白世维、戚南谱等人，分派具体工作。陈恭澍、戚南谱在北长安街待命，伺机出击。
东交民巷是1901年《辛丑条约》的印记，在当年是北平的“化外”之地，通常也称使馆区，中国政府不能在此行使法律上的权力。六国饭店因坐落在这个“化外”之地而受到外国势力的特殊庇护，一时声名大噪。其实，六国饭店只是一幢四层楼的旧式建筑。许多身份特殊的人物因看中此地的安全而喜欢在这里下榻。为张敬尧做服装的掌柜，摸准了张在三楼的房间号码。一行人据此进一步制订了行动方案。凑巧的是，当王天木、白世维5月7日到六国饭店二楼开房间，准备伺机动手时，却偶然发现张敬尧并不住在三楼，而是住在二楼的一个房间里。王天木、白世维见此千载难逢的机会，也就来不及请示郑介民，当即由白世维从腰间拔出手枪，对着张敬尧“砰！砰！砰！”开了三枪，张敬尧当即倒下。王天木、白世维迅即逃出六国饭店。
话说蒋介石采取对日妥协、集中力量“剿共”的时候，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爱国将领在张家口成立了抗日同盟军，声势浩荡，应者云集。
蒋介石历来不许有势力超过他之人，他害怕冯玉祥势力壮大，进而威胁到他的地位。于是，急令何应钦不惜一切手段瓦解这支同盟军，并令戴笠密切配合何应钦的行动。
冯玉祥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成立后，与国民党四十一军军长孙殿英的防区接壤。冯曾派人找孙殿英接洽，争取他合作抗日。何应钦得到消息后，立即派刘建群、戴笠前往天津拉拢孙殿英，以阻挠冯、孙联合。刘建群原是何应钦任南昌行营主任时的秘书，是何应钦的心腹，因写了一本小册子《我对党的一点意见》，鼓吹法西斯主义，又被蒋介石引为亲信。刘平时高谈阔论，能说会道，在法西斯理论方面的见识比戴笠还要进步十年。
刘建群是有名的理论家，戴笠能够和他一起前往孙殿英处当说客是颇感荣幸的。
在何应钦的引荐下，戴笠和刘建群见面了。在此之前，为了接近刘建群，戴笠已做了一番准备，认真研读了他的一些著作。
戴笠道：“久闻建群兄大名，却无缘一起交谈，这次蒙何长官撮合，雨农真是三生有幸。”
刘建群道：“哪里哪里，徒有虚名而已。”
何应钦见戴笠如此敬重他的部下，很得意，道：“这是委员长的特意安排，你们一个是理论专家，一个是行动专家，珠联璧合，这次一定能成功。”
戴笠道：“不敢当，不敢当。这次我只能起陪衬作用，全仗建群兄的金嘴，定会说得孙殿英心服口服，举双手投到委员长这边来。”
两人上了车，一路上，戴笠有意追捧刘建群：“我读过建群兄的《复兴中国革命之路》，其中那句‘需要即是真理，行动就是理论’真是金玉良言，令雨农刻骨铭心。”
刘建群本来得意，听戴笠口出此言，内心更是舒畅。因为这句名言并非他的创意，只在书里多处引用，如今被戴笠说成是他的名言，岂有不高兴之理？转而他又有些瞧不起戴笠，觉得他读书不求甚解，只是浮光掠影、走马观花。
根据事先约定，二人见到了孙殿英。
一开始因摸索不清底细，戴笠指着刘建群向孙殿英介绍道：“这位是刘先生，中国当代最负盛名的理论家。那句‘需要就是真理，行动就是理论’正是他在他的名著《复兴中国革命之路》里提出的。”孙殿英微微点头，似笑非笑地不说话。
刘建群害怕孙殿英知道底细，正好借这本书说道：“献丑了，这本书不值一提。”说到这里，偏过头问戴笠，“雨农兄记得书中有一段话吗？”
戴笠问道：“你说的是哪一段？”
刘建群道：“就是开头一段。我们对于革命今后的发展，必须把握住三个要点—第一，我们坚信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三民主义，要实现三民主义，必须坚决主张厉行党治。第二，如要集中力量，统一指挥，必须坚决主张领袖独裁。第三，如要实行统制经济，发展国家资本，必须铲除贪污，要铲除贪污，必得主张限制官吏党员的私产。这三个要点连成一套，便是复兴中国革命、复兴中华民族一个有效的办法，一条正确的道路。”
戴笠一听，知道刘建群是在有意卖弄，但在孙殿英面前绝对是对牛弹琴。因为孙殿英目不识丁，年轻时因饥饿去部队当火夫，后专门干杀人越货的勾当。因心狠手毒、杀人如麻，且狡猾多端，树立了威信，建立一支人马，当起了土匪司令。后被国民党收编，成为四十一军军长，后来因盗挖慈禧太后墓、乾隆皇帝墓而名扬天下。
果然，孙殿英根本不懂刘建群的理论，呵欠连连道：“有什么直说，俺听不懂带拐弯的屁，就懂粗话。”
刘建群脸上红白变换着，下不来台，见孙殿英是如此粗鲁之人，感到意外，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
戴笠道：“这次我们是奉何长官之命与孙司令接洽的，孙司令若有诚意，可提出条件……”
戴笠话未说完，刘建群害怕他夺了头功，有损自己理论家声誉，忙打断道：“何长官的意思是，孙司令不要急于和冯玉祥合作抗日，要抵御外侮，首先必须充实国力，要充实国力，先必须国家统一，要国家统一，就必须剿除共产党，然后才能进行澄清吏治，安定社会，繁荣农村，整顿军备。而要做到这些，就必须集中权力于一个党一个领袖，才是高度发挥民族精神，举国一致，集中力量去抵御外侮。孙司令是聪明人，自然明白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之道。在当今中国，只有拥护一个党一个领袖才会有前途。这个党就是国民党，这个领袖就是……”
孙殿英打了一个很大的呵欠，打断刘建群的话：“送客！”
走进来几个持枪的警卫，对两人道：“刘先生、戴先生，请！”
两人碰了一鼻子灰回来，刘建群一路大骂孙殿英没有文化。戴笠则陷入了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