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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打电话去服务中心，小姐的态度很好，但是问什么都不知道，解释了老半天，才弄明白我没有缴费，于是说好了第二天来收。
结果第二天收费小姐上门收了钱，我的宽带服务却停掉了。这让我非常恼火，打电话询问，对方说，因为你没有交钱，我说我的手上有收据，对方查了老半天，发现收费小姐当天是放假的。
我说，你打个电话不就可以证明我有没有缴费了吗？对方不停地说对不起，并且保证，二十四小时之后一定会恢复服务。
抱着希望等到第二天，打开计算机，结果还是显示用户暂停。打电话，依然是声音甜美、态度和善的小姐接电话，又要我从头说一遍自己的遭遇，小姐说，好的，马上查。结果一等，又是一天。
这样的事情在香港是不可能发生的，为了提升服务质量，所有顾客和员工之间的电话都要被录音，以便在发生顾客投诉的时候有迹可循。打通电话之后，即使问题不会马上解决，至少能够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解决，这样每个人可以为自己忙碌的生活做一个预算，不至于影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这样的遭遇在内地生活遇到得实在太多，如果说内地的服务真的有了很大的改变，那么每次到俄罗斯，看到那些航空公司冷若冰霜的空服人员，我们就会开玩笑说，真像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
现在在内地，人们信奉顾客就是上帝，但是依然停留在对上帝微笑的阶段，却忘了上帝最需要的是什么。
在提倡敬业的同时，不要忘记专业是多么重要，这才是真正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工作。
七年｜之后
每当别人对着我说“你很敬业”，或者“你很勇敢”，都会让我不知道如何回应，只能够尴尬地笑笑，希望快点摆脱对方的这种赞美。
这是一种标准，如果自己的工作只给别人留下这样的印象，至少在我自己看来，依然是不称职的表现，因为工作表现乏善可陈，于是敬业，或者勇敢，变成了别人唯一可以找到的“亮点”。
敬业是最起码的职业道德，也许自己所做的工作，距离自己的理想还很遥远，但是既然接受了，总要有最起码的契约精神，用自己的工作付出，来换取自己通过合约认可和接受的工作报酬。
遇到不少内地同行，听说香港的媒体人只有一份工资，而不是按件计酬，会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他们担心，如果每个月拿着一份工资，在缺乏计量标准的情况下，如何保证一个人去好好完成自己的工作？其实在很多行业都有这样的思维体现，比如在大学里面，教师发表的文章数量会影响到收入。在一些管理者看来，毕竟用一个硬性的计件标准，总要比不设标准来得公平很多。
只是在我看来，用量化的标准来促使人们完成工作，充满了对人的不信任，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如果没有这样的数量要求，而且数量要求和金钱收益直接挂钩，那人们一定会寻找方法，让自己付出最少。但是事实证明，这并不是最好的方法，看看结果，在硬指标作为前提的情况下，人们追求数量而不是质量，或者是被数量逼迫着放弃了原本对质量的追求，最糟糕的一种结果就是对工作失去了发自内心的兴趣。
用这样的方法推动敬业，往往会忽略了另外一点，也是我认为在工作上更重要的一个因素，那就是专业。如果能够专业地工作，那么其实敬业就不成为一个问题，这是因为，为了达到专业的要求，人们必定要付出更多。拿记者这个行业来说，为了完成专业的报道，记者自然会花足够多的时间去搜集资料，寻找被访者，斟酌报道，而所有的这些势必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而时间和精力，其实就是敬业这个词所有的内涵。
也因为这样，每当别人夸奖我工作专业或者敬业的时候，我会非常感激和珍惜这样的回馈，因为对方看到了我为了达到专业要求，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这不是一个需要上升到太高的道德高度的问题，比如“热爱工作”，“敬业爱业”，“全心全意”，或者是“呕心沥血”。
只要我们在每个行业都设定一个专业标准，用这样的标准去要求每一个人，作为一种考核的标准，而不是看谁在工作中花的时间更多，牺牲家庭时间更多，牺牲自己的个人爱好更多，那么自然会形成一个良性的工作环境，而对于个人来说，事情也就变得更加简单：因为专业一方面可以帮助自己更好地完成工作；另一方面，还会节省出更多时间。
有的时候想到这本书，我惊讶于自己当年的坦率，因为里面的内容过于私人化了。
七年时间，最大的变化，是我不再只看到个人的自我成长，而是学会了把自己放在社会里面。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脱离社会和群体，而个人的修养和成长，如果缺乏一套完整清晰的价值体系的话，到了某一个时候，就会失去方向。
我一直在思考这两个问题，我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我要一种怎样的生活？
我和我这个时代的人们，都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既得利益者，自己的机遇，更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个社会和时代。
得到的多，有责任回报这个社会。分享自己成长的经历、思考问题的方式，也算是其中的一种方式，是我自己力所能及的一种方式。
——闾丘露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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