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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能够仁立其间，以阻挡这种疯狂。
致谢
本书的写作自始至终得到了中国同事的帮助。中国人民大学的韦庆远和第一历史档案馆的鞠德源在作为哈佛燕京学社的客人在剑桥访问期间，以及我在北京从事研究工作时，引导我接触了许多历史资料。他们的友情和勇气对我的研究与写作是一种激励。戴逸、王恩治和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其他同事为我提供了热情的接待和知识上的指导。我对中国档案部门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尤其是北京的严运生和徐艺圃以及台北的张彼得和庄吉发——尤为感激。中国已经将保存清代文献的伟大宝库向所有国家的研究者开放，这必须被视为现代学术研究发展中的伟大事件之一。我们还只是刚刚开始理解这对于我们认识人类生活会产生何等重大的意义。
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为我于1984年在中国从事档案研究提供了资助。我在哈怫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同事们以及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亦给了我很多帮助。其中，我的研究助手Elaine Mossman对我的帮助特别大。 PtasenjiL Duara，李明哲，林满红，Susan Naquin，Evelyn S。Rawski，Nathan Sivin，James L。Watson认真地阅读了本书书稿，对这些朋友的慷慨相助，我的感谢是难以用言辞表选的。 Beatrice S。Btutlett曾在费正清中心工作两年，其间，她与我分享了关于清代通信系统的广泛知识。还有许多人帮助我解决了一系列特殊问题，他们是：Daniel Bell，Peter CoLdman，R。KentGuy，Aurffiur KLeinman，Patnck Tai（他极富技巧地帮助我建立了资料库系统），Pei …yiWu，Judi山Zeitlin o如果没有Chiang Yunll； … chen、韩明、Kam TakSing（本书的满人姓名表是他编制的）、罗丽达、Beata Tikor、ana WanS、YanS； Jeou 等给予的协助，本项目是难以完成的本书地图由PaLMcDowell绘制，索引则由Olive Holrms编制，我谨在此致谢。哈佛大学出版社的Elizabeth Gretz从事编辑工作时从来便既有见地，又对作者极富同情心。所有这些朋友使我得以免犯很多错误，但如果书中仍存在错误的话，当然应由我负责。我的妻子MaryL。SmiLh以批判性的眼光阅读了书稿，并给我以极大的鼓励。本书是献给她的——尽管这与她的贡献相比是太微不足道了。
孔飞力
1990年1月
译者后记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所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盛世妖术”的故事。套用国内出版界朋友们的一句行话，这是近年来美国汉学研究中出现的一本“大书”。
在中国的千年帝制时代，清高宗弘历（乾隆皇帝）可谓空前绝后的一人。在他治下的六十余年间，经顺治、康熙、雍正三朝而建立并巩固起来的大清帝国达到了权力与威望的顶端。然而，正是在弘历治下的盛世似乎达到了登峰造极之时，整个大清帝国的政治与社会生活却被一股名为“叫魂”的妖术之风搅得天昏地暗。在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由春天到秋天的那几个月里，这股妖风竟然冲击到了几乎半个中国，其影响所及，小民百姓为之人心惶惶，各级官员为之疲于奔命，皇帝陛下为之寝食不宁。于是，人们不禁要问：既为盛世。何以会妖术横行？仔细读过这个故事，不禁又会问：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个故事到底有什么意义？在二百多年后的今天再来讲述这个故事，又能令生活于今天的人们得到怎样的启示？在我们看来，这正是《叫魂》这本书使人觉得可读和耐读的地方（尽管人们对于书中关于历史事件的理解与解释是会有见仁见智之处的）。读这本书，是在读历史。但每每又会让人联想到自己所亲身经历过的许多事情——至少我们在翻译此书时常常是有这样的感觉的o孔飞力教授是美国及西方中国史研究领域中为人们所公认的一位大家。他于1964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是国内读者所熟悉的费正清教授的高足。1977年，当费正清教授从哈佛大学荣退后，孔飞力教授便由已任教十多年的芝加哥大学转回母校接替费正清留下的空缺，一直任教至今。他曾担任过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化系主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委员会主席；获得过包括古根汉姆学术研究奖在内的多种学术荣誉；并是美国艺术人文科学院院士。
孔飞力教授并不属于那种“著作等身”的学者。事实上，在他迄今三十余年的研究写作生涯中，他只出版过两本专著。一本是写于七十年代初的《中国帝制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此书中译本于九十年代初由北京的一家出版社出版），另一本便是我们现在翻译成中文的这本《叫魂》。这两本书出版后，都在美国历史学界引起了极大反响，普遍被人们认为起到了开学术研究风气之先的作用。《中国帝制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一书将政治军事史研究同社会史研究结合起来，对促成近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巨大变化的内在历史动因进行了探讨。《叫魂》则表现出了一种更为宏犬的学术视野，在构建以“叫魂一案为中心的“大叙事件的过程中，在方法论的层次上将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区域分析、官僚科层制度分析以及心理分析等研究方法结合在一起。此书于1990年出版后，获得了当年的“李文森中国研究最佳著作奖”o我们两人在美国大学教授中国历史课的时候，都曾以《叫魂》作为学生的必读参考书，颇受学生欢迎，并因而萌生了将此书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读者的想法。尽管我们自己都有着极为繁重的教学任务与早已排得满满的研究写作计划，我们最终还是决定担负起将《叫魂》一书译成中文的工作。我们采取了分工合作的方法，由陈兼翻译第一至第五章，刘昶翻译第六至第十章，然后两人分别校阅对方所译章节，最后由陈兼对全书译文进行统校。
但是，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竟时时感到承担靠译此书也许是一个“错误”。《叫魂》不是一本好译的书。尽管我们都是历史科班出身（但并非专治清史），在国内及美国大学历史系也都已任教多年，但在翻译此书时，仍然感到十分吃力，孔飞力教授写作此书时大量引用了清代的文献档案资料，在论述过程中，又在娓娓道出一段段曲折希奇的故事的同时，将它们同自己对于种种社会科学理论的理解与一种深刻的历史人文关怀糅台在一起，以极为生动精巧的英文写成了这本书。要以流畅的中文忠实地反映出原书的意思与风格，真是谈何容易！我们在翻译此书时，对原文与译文都反复推敲，可谓殚精竭虑，自以为是尽了力量的。经过两年多的努力，译文最终是完成了，但其中定然会有许多不妥乃至不达之处，我们只能诚恳地期望读者诸君予以批评教正。
在完成本书翻译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很多友人和同行的帮助。孔飞力教授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清官原始档案的复印件，并认真解答了我们的许多问题。姚平教授和陈之宏博士仔细阅诿了部分章节的译稿，并提出了不少可贵的修改意见。胡少华和李迪两位先生在担任译者之一的研究助手期间，做了许多具体甚至琐碎的服务工作。此外，我们还曾得到林满红教授和韩书瑞（Susan Naquin）教授及时提供的帮助。我们谨在此深表谢意。
刘昶
1998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