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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宋朝-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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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万,我就要你的脑袋!”
  曹利用再赴辽营,承天太后说:“晋给我们关南地,被周世宗攻取,现在应该归还。”曹利用答道:“前朝之事,我朝不知。倘若要求岁币以助军用,还不知我朝皇帝是否同意。割地之事,不敢归奏!”
  经过多次使臣往来和讨价还价,双方终于达成和议的条款:一、宋朝每年给辽朝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二、宋真宗尊承天太后为叔母,辽圣宗称宋真宗为兄,宋辽为兄弟之国;三、双方各守疆界互不侵犯;四、双方不得收留对方的逃亡人员;五、双方不得构筑针对对方的军事设施。
  曹利用带着这一和议条款赶回澶州行宫,真宗正在吃饭,不能立即接见他,便命宦官去问岁币数额,利用伸出三个手指。宦官回来奏报说,猜想是三百万,真宗当即失声说“太多”,转而说:“能了结此事,也还可以。”召见时,利用连声谢罪说答应的银绢数太多,当真宗知道是三十万两匹时,大喜过望,重赏了他,和快就批准了和议,起驾回朝。
  澶渊之盟不仅使契丹从孤军深入的军事险境中安然脱身,还获取了战场上没能得到的酬报,每年得到数额可观的岁币。对辽朝来说,这无疑是一次历史性的胜利。在这场军事与外交的较量中,辽朝除了以军事实力为后盾外,承天太后作为杰出政治家的胆略和识见起了关键的作用。澶渊之役是契丹发动的南侵宋朝的战役,契丹确实于理有亏,但国与国之间历来都是凭借实力来证明其存在的,后人岂能苟求一千年前的古人。何况承天太后审时度势,并没有顽固坚持与北宋处于长期战争状态,在盟约订立以后,史称她是“愿固盟好”的,而后辽宋之间基本上也确实是和平相处的。
  对宋朝来说,反击辽朝入侵的保卫战,本来就是正义的。就当时形势分析,辽军处于危地,宋军只要敢于反击,完全可以取得威慑性的战果,以便在和议中占据上风。但宋朝君臣上下弥漫着严重的恐辽情绪,而“守内虚外”的国策也使真宗把注意力着重放在对内防范上,因而不但不敢抓住战机,反而落的纳币求和的妥协结局,订立了屈辱的城下之盟。岁币不仅自此成为宋朝财政的一大负担,还在以后对西夏与金朝的交涉中成为惯用的一种妥协方式。
  不过,从宋辽历史的长过程来看,澶渊之盟结束了中原政权与辽朝近百年的战争状态。自此以后,政治上互以南北朝相称,使者聘问不断,经济上双方沿边的农业经济在和平环境中得以发展,而榷场贸易更是互市不绝,有力的促进了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因而从历史的长时段来考察澶渊之盟,就不仅仅是辽宋恩怨和你我是非的问题。既然在宋辽金元时期,汉民族作为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间的冲突融合,构成了历史的主题之一,绝对的和平和正义在这种冲突融合中往往难以体现;相反往往会以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外表呈现在历史暂时的表象中,但从长时段来看,其间却有着历史的合理性。
  澶渊之盟也可以说是一种地缘政治的平衡,这种平衡不仅体现在辽宋之间,也表现在宋夏之间。澶渊之役的当年,党项首领李继迁战死,宋朝在次年抓住时机与其继承者李德明议和。景德三年,双方也达成了和议,其性质和效果不啻是宋辽澶渊之盟的克隆版。尽管宋夏之间地缘政治的短暂平衡在元昊时期一度打破,但三方毕竟通过妥协获得了将近三十年的和平发展期。至于宋辽间的这种平衡,虽然在元昊反宋时起过波折,但基本上没有打破过,大体维持到宋徽宗后期联金灭辽的海上之盟。

细说宋朝23:一国君臣如病狂
  澶渊之盟的结果,令宋真宗和寇准都自我感觉良好。真宗庆幸自己“亲征”的英明和“花钱消灾”决策的正确,对力挽狂澜的寇准也敬重有加。一天,真宗目送寇准退朝,王钦若在一旁问道:“陛下敬重寇准,莫非因他对社稷有功么?”真宗说是,钦若挑唆道:“陛下为何不意澶渊之役为耻,反以为寇准有功社稷呢?”真宗惊问其故,答道:“城下之盟,《春秋》所耻。陛下现以万乘之主而为城下之盟,还有比这更可耻的吗?”他见真宗不乐,又说:“陛下听说过赌博吗?钱快输光时,赌徒总是孤注一掷。陛下,你当时就是寇准的孤注,够危险的。”真宗的自尊心一下子扫地以尽,对寇准的敬意和眷宠也立马降温。
  而寇准任相,用人不拘一格,其他宰执颇有非议,暗示他任命有规矩,寇准说:“宰相就该进贤退不肖,倘若按例除授,只是书吏之职。”这也招来了同僚的不满,再加上寇准在澶渊之盟后有意无意的居功自得的架势,令真宗老大不快。景德三年,他被罢去相位,出知州郡。次日,王钦若就被再用为执政。
  现在,真宗一想起澶渊之盟,就深感奇耻大辱。他还可能联想到世人对其父亲皇位合法性的腹诽,对其父为他们兄弟谋求皇位继承权的非议,对他自己替代乃兄元佐继承皇位的看法,这些都是他的心病。如今旧病未除,新耻又添,心中就像吃了一只苍蝇。
  王钦若揣测到真宗的心事,故意对他说,倘若攻取幽燕,便可雪洗耻辱。真宗本来就畏惧契丹,说:“河朔生灵,才免干戈,岂忍再战?可想他策。”王钦若这才把本意脱出:“只有封禅才能镇抚四海,夸示外国。”而后他告诉真宗,自古都是先有“天瑞”,帝王才有封禅之举。他见真宗心动,就献策说:“天瑞岂可必得?但前代有用人力搞定的。难道真有所谓河图洛书吗,不过圣人以神道设教罢了。”真宗后来去问秘阁直学士杜镐河图洛书怎么回事,杜镐随口直言道:“这是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已。”真宗这才下定了决心。
  但真宗还担心宰相王旦的态度,王钦若转达了真宗难以启口的“圣意”,王旦勉强表示顺从。不久,真宗召王旦君臣欢宴,而后赐酒一尊,嘱咐他回家与妻儿共享这坛美酒。王旦归府一看,见尊中都是明珠,领悟到这是真宗让他在天书和封禅问题上不要发出反对的声音。于是,一坛珍珠塞住了他的嘴巴。
  类似的事情还不止发生一次。一天,知枢密院事陈尧叟应召入宫赴宴,见有丁谓与杜镐等人在场,不久,真宗入席,不分君臣而分主宾就座,尧叟等不敢,真宗说:“今天只想和爱卿们乐乐,不讲君臣大礼。”喝的开心当口,真宗命侍者给每人一个红色小袋,打开一看,都是大颗珍珠。真宗请大家继续喝酒,说等会还有赏赐,席终果然还有良金重宝之赐。《梦溪笔谈》所记此事未与天书封禅联系起来,但有理由推断两者是有关的。君不见丁谓后来在这出闹剧中的作用仅次于王钦若,而陈尧叟则多次承担宣读天书的重任,杜镐因曾经实话实说,显然也是要堵他的嘴。
  一切停当以后,这年正月初三,真宗向群臣讲了一个天方夜谭式的故事。说他去年十一月某日夜半就寝前,有神人来告:“来月在正殿建道场一个月,将降下《大中祥符》天书三卷。”建道场祈祝以后,今日皇城司果然奏报有天书悬挂在承天门上。
  在王旦等再拜称贺后,真宗与朝臣来到承天门,让内侍上屋取下天书,由真宗跪受。天书上有文曰:“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真宗于是改当年为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大中”即天书中强调的万事适中的意思,“祥符”就是“天瑞”。接着大赦,加恩,赐京师大酺五日,也就是犯罪减刑,官员普加薪俸,京城放国定假五天,公费欢饮庆贺。一时间,天下争言祥瑞,一场煞有介事的迷信大骗局由此揭幕。
  三月,真宗命朝臣讨论封禅事。封禅就是祭天仪式,属于帝王代兴天下太平以后封祀泰山昭告成功的大礼,秦始皇、汉武帝都举行过这一大典。后世帝王虽然对封禅礼心向往之,却还要掂量一下自己的功业是否与这一大礼匹配,不敢造次而行。
  王旦五次率领文武百官、诸军将校乃至藩夷、僧道、耆寿二万四千余人,上表请求真宗封禅。请愿必须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王旦把少数民族代表(藩夷)、宗教界代表(僧道)和德高望重的民主人士的代表(耆寿),也都恰到好处的拉上了。
  真宗问权三司使丁谓经费如何,回答说:“大计有余”。真宗决定过一把封禅瘾,在六月的一次朝会上又说,去年那位神人又托梦告知有天书降于泰山,果然在泰山醴泉亭得到天书。于是又是群臣称贺,皇帝拜受,为封禅铺平了道路。
  十月初四,封禅队伍以天书为前导,浩浩荡荡向泰山进发,共走了十七天,才到泰山脚下。斋戒三日,登山举行繁琐的封禅礼,又是大赦天下,文武官都进秩,赐天下大酺三日,公费宴庆遍及全国。十一月,真宗的大队人马还拐到曲阜谒见了孔庙,赐钱三百万。封禅大礼前后历时五十七天。此后天下争言符瑞,竞献赞颂,举国如痴如醉。
  大中祥符三年六月,河中府进士薛南和父老、僧道一千二百人恳请真宗到汾阴祭祀后土;其后又有文武官和各界代表三万余人到京请愿,要求真宗亲祀汾阴。汾阴后土祠建于汉武帝时,祭汾阴就是祭地神。不过,祭地仪式在汉代以后常在京城北郊外设坛举行,就像后代祭天一般在京城南郊设天坛一样。但真宗对制造大排场来刺激内心不踏实的做法,似乎已经上了瘾。八月,真宗决定明年春天亲祀汾阴。
  在其后几个月里,不断有符瑞吉兆像卫星一样放出来。陕州报告说“黄河清”了,潜台词不言而喻是“圣人出”了。巨沼是汾阴所在的河中府百姓,居然在中条山苍龙谷发现了黄金护封的《灵宝真文》,这令人联想起汉武帝祀汾阴前夕当地有宝鼎出土的好兆头。反正士人与老百姓也看着领导人的喜好拼命扎堆,你能神道设教,就不许我也来个神道邀宠?
  大中祥符四年正月二十三日,西祀汾阴的队伍仍以天书前导,经洛阳,出潼关,沿黄河北上,直趋汾阴(今山西万荣西南)。在一整套繁缛的祀地祇仪式完成以后,真宗在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过黄河大桥,折道向西,来到华山山麓的华阴县,亲自补上拜谒祭祀西岳庙的仪式。归途中,真宗在洛阳停留了二十多天,再去巩县(今属河南)谒祭祖宗三陵(太祖之父赵弘殷的永安陵、太祖永昌陵和太宗永熙陵)。这次西祀出巡,前后闹腾了六十八天。回来以后,又是宰相以下加官进俸;还派使臣分赴五岳,为五岳册封帝号。
  在这场闹剧中,如果说真宗是前台唯一的主角,王钦若则是第一导演,跟在他后面的还有丁谓、林特、陈彭年和刘承珪。他们五人互相勾结,行踪诡秘,时人号为“五鬼”。王钦若为人奸巧,智数过人,妄为敢做,又懂道教,故而在这场神道设教运动中,委曲诱导,及时建议,作用最大。丁谓这时还屈居王钦若之下推波助澜,但很快就后来居上,在真宗末年政治中成为举足轻重的脚色。林特工于算计,丁谓参知政事后推荐他做三司使,主管封祀和营造的财政大权。他善于奉迎附和,先依附于王钦若,而丁谓后来也始终信任他。刘承珪是宦官,真宗伪造天书,多借皇城司奏报的名义,当时的皇城使就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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